發(fā)布時間：2014-12-14 15:14

 

【摘要】 不可譯性一直是譯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一方面,翻譯是否可為,具有爭議性,故有研究價值。另一方面,探索如何轉化這一現(xiàn)象對翻譯實踐也有指導性作用。任何翻譯活動都會面臨源語和目標語之間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譯者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很難做到譯文和原文完全的對應。但不可譯性并不意味著翻譯完全不可行,而是指兩種不同的語言會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充分地轉化及詮釋,換言之,不可譯現(xiàn)象是相對的,可以通過一些策略逐步減少。張愛玲的自譯作品《金鎖記》是中國對外文化傳播的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自譯雖然在對等性上不同于一般的翻譯,但不能因此遭到排除。他譯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作譯者根據(jù)自己對原作的理解或者與原作者溝通后的改寫,而自譯的差別就是譯者對原文更熟悉。本文將以張愛玲自譯作品《金鎖記》為案例,分析其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并為相對不可譯部分提出轉化策略。之所以拿張愛玲自譯作品分析,一方面是因為自譯排除了作者對原作的理解障礙所造成的不可譯,另一方面,因為作者／譯者有權靈活地處理譯文,故選擇翻譯策略時有最大的自由度；此外,不可譯性意味著源語的某些潛在意思在譯語中無法完全闡釋(K.Davis.,2001:14),存在改善的空間,故在分析不可譯現(xiàn)象的基礎之上,筆者試圖針對如何轉化并改善譯文提出自己的觀點,純屬拋磚引玉的見解。 

1引言

 

不可譯現(xiàn)象一直是譯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一方面，翻譯是否可為本身具有爭議性，故有研究價值。同時，探索如何轉化這一現(xiàn)象對翻譯實踐也有指導性作用。早在翻譯成為獨立科學學科之前，不可譯性就已經(jīng)在哲學、符號學等其他學科中有了理論基礎，如德里達的“延異”、康德的“不可知論”等。20世紀50年代，北美的語言學界提出了 “sapir-whorf假設”語言觀，即語言決定思維，操不同語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思考、認識世界，為不可譯性進一步奠定語言學方面的理論基礎。中國譯學界也有一些與不可譯性相關的研究。劉態(tài)慶認為，不可譯存在，且很難轉化。語言文字結構障礙是造成不可譯的原因之一。語言結構通常體現(xiàn)出某一語言文字的結構上的獨特特征，這種獨特特征一般只能在同系語言或同族語言之間找到對應體，而類似的轉換很難在非親屬語言之間實現(xiàn)故不可譯是相對的（劉逾慶,1999)。王柳琪從符號學角度研究不可譯，稱“語言文本同時具有符號載體與所指雙重性質，這種雙重性質造成翻譯的不確定性”，(王柳琪，2007)。學界的另一種觀點是，雖然不可譯存在，但具有相對性，因為人類的思維、體驗等具有同質性，故譯者可以通過自身努力盡可能將不可譯轉化為可譯。其哲學基礎是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即語言與世界存在邏輯結構上的同構。因此，如果兩種語言中都有指稱同一對象的詞語，那么這兩個詞語是可以實現(xiàn)意義對等的翻譯。同理，如果兩種語言中存在同義命題，那么它們也是可以互譯的，而這種翻譯的可能性是以定義的相同性為最終依據(jù)的（維特根斯坦，1962:36)，也就是說所指稱的事物在兩種語言中都實際存在（鄧科，2012)，比如龍和dragon就很難轉換。此外，當譯者與作者是不同的人時，譯者對作品所要表達的意圖我們難下定論，這種翻譯具有主觀性，總存在出錯的風險，增加了翻譯的不確定性（鄧科，2012)。筆者進一步認為，譯者未能與作者充分溝通的翻譯，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為的，這也是造成不可譯的原因之一。本文將以張愛玲G譯作品《金鎖記》為案例，分析其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并為相對不可譯部分提出轉化策略。之所以拿張愛玲自譯作品分析是為了排除譯者與作者未能充分溝通而造成的不可譯現(xiàn)象，將分析盡可能的集中于語言和文化層面。同時，自譯和他譯相比有更大的發(fā)揮空間，故不可譯性轉化是最大化的。筆者試圖詳細分析其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以此為基礎，就如何轉化提出自己的觀點。本文將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具體如下：1.語料收集法蹄選相關語料，提供具象直觀的依據(jù)。2.文本分析法針對語料結合理論進行深入的分析。3.圖表統(tǒng)計法將必要的文本資料加以圖表統(tǒng)計方法進行處理，統(tǒng)計相關語料出現(xiàn)的次數(shù)，于其他量化的標準進行比較分析。論文共分六部分，首先，筆者將回顧以往的不可譯理論研宄和張愛玲自譯作品研宄，并簡單論述自譯的定義與特點。第三，筆者將介紹譯者，《金鎖記》原文及自譯作品《金鎖記》。第四，筆者將從語言和文化兩個層面分析自譯作品《金鎖記》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第五，筆者將對相對不可譯性提出轉化策略。最后得出結論。

 

2文獻綜述

 

2. 1不可譯性理論研宄

雖然現(xiàn)在大量譯者從事翻譯工作，但這并不足以說明翻譯確實可為(Baker，2010:301)。與一般的語言交際過程相比，翻譯的特殊之處在于，它還涉及譯者，其媒介是不同的語言文化，當源語和目標語之間存在語言和文化鴻溝時，譯者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很難做到譯文和原文完全的對應（廖七一，2000:23)。也就是說，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轉換會由于思維模式、社會習俗等差異形成障礙，從而導致了一些不可譯現(xiàn)象。除了上述以翻譯學為基礎的觀點外，很多語言學家甚至哲學家早在翻譯成為獨立學科前就已經(jīng)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德國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Friedrich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 1816 年譯作 fTie Agamemnon of Aeschylus 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翻譯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他認為，語言之間的區(qū)別“不是聲音與符號之間的區(qū)別，而是世界觀本身的不同。”思維依賴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世界觀（WILSSW.，2001.： 34-35.)。“在語言中，普遍性和個別性協(xié)調得如此美妙，以至我們可以認為下面兩種說法同樣正確：一方面，整個人類只有一種語言，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語言。”(錢軍，1998)這種說法看似費解，實際上是合理的。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雖然會有語言文化上的差異，但存在基本的共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就算語言不通，在一些情況下通過肢體語言和表情可以達到交流的效果。這種看似矛盾的表述說明不可譯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存在轉化的可能。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語言”不僅意味著存在語言文化差異的人之間也許存在著溝通的障礙，即使同一個文化語境下的人與人之間可能因為境遇、成長環(huán)境、性格的不同而無法完全溝通。洪堡的這個觀點別具一格的，打破了 “不可譯性”在語言文化上的局限，將其拓展到更廣的范圍。但堅持不可譯性的同時，他也提出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不可譯性，因為語言不僅是活動的產物，也可以是一種行為，也就是說語言本身可以創(chuàng)造。解構主義學者德里達（Derrida)等也根據(jù)自己的哲學觀點丨全釋了 “不可譯性”。德里達在語言學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便是“延異”，他認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因此作品的意義是多樣化的，而譯本只是原作暫時的固定形式，這種多樣化不僅體現(xiàn)在國家、區(qū)域、文化等橫向的概念上，也體現(xiàn)在時間上，換句話說，一個作者在某一時段所寫的原文，如隔一段時間翻譯的話，就不能準確呈現(xiàn)文章的原意了。解構主義是顛覆以“羅格斯中心主義”為別名的西方理性主義解讀傳統(tǒng)，這一解讀傳統(tǒng)認為，任何文本都有一個“中心意義”或“終極意義”。而解構主義恰恰對這一觀點提出挑戰(zhàn)，認為任何文本不存在“中心意義”或“終極意義”。翻譯的不可譯性也可以借鑒這一觀點得到闡釋。K.戴維斯認為，意思不能簡單地從語言中提取或轉移。（DavisK.，2001:14.)如果任何一種語言都完全可以翻譯，那么翻譯實踐就沒有任何意義，正是因為源語中有一些潛在的意思在譯文中無法完全得到闡釋，也就是所謂. 的“不可譯性”，翻譯才存在價值。

 

2. 2張愛玲自譯作品研宄

張愛玲的自譯作品共有14部，占其所有創(chuàng)作的11% (陳吉榮，2009:6)，涵蓋散文、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對于一個主要以中文創(chuàng)作的作家而言，比例是比較高的。作為張愛玲作品較為重要的一部分，其自譯作品受海內外學者的關注。這一領域的海外學者有美國知名漢學家金凱箱(Karen.S .Kingbury )，她在讀博期間閱讀了大量中國現(xiàn)代小說，對張愛玲的作品產生濃厚的興趣，并翻譯《傾城之戀》，被企鶴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學學者王德威在為張愛玲自譯作品《北地胭脂》作序時系統(tǒng)論述他對張愛玲自譯的研宄。加拿大大學的學者杰西卡.李翠燕（Li，Jessica Tsui yan)在博士期間，發(fā)表論文《自譯政治：張愛玲》（王一凡，2013)。這一領域的國內學者主要有：夏志清、劉紹銘和陳吉榮。夏志清是“張學”的奠基人，他在自己用英語撰寫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首次高度評價張的文學造詣，稱其為當時最好的小說作家。與張同時代的他，曾經(jīng)試圖幫助張在海外出版她的自譯作品，屢屢失敗后，更是嘗試改善張的譯本。劉紹銘曾在自己撰寫的書籍《到底是張愛玲》中從張的語言能力、教育背景、人生經(jīng)歷等角度詳細分析論述張的自譯。劉稱，張愛玲的英語是習得而來，屬于bookish English。故張較為成功的自譯作品都是其論述性的散文創(chuàng)作，如《更衣記》、《洋人看戲及其他》，都是最先用英文撰寫，再翻譯成中文。而撰寫小說時就會有局限性，因為這種情況會影響到翻譯語言在某些細節(jié)的自然表達。主要問題體現(xiàn)在：人物對白的翻譯不夠自然和靈活（劉紹銘，2007: 34)。而對于小說而言，人物對白是敘事的重要部分可以說是靈魂所在。由此看出，雖然張愛玲對自己想要表達的思想十分熟稔，但和一般的譯者一樣，翻譯自己的作品時，仍難以突破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陳吉榮曾專門著述《基于自譯語料的翻譯理論研究一一以張愛玲自譯為個案》。她將張愛玲的自譯作品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散文、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她分析了貫穿三個階段的女性立場，比較研究文本內的互文性及雙向自譯語言策略。她還把張愛玲與納博科夫、費蕾、蕭乾這三位自譯作家進行比較。同時劉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金鎖記〉與其自譯本及改寫本之比較研究》，針對《金鎖記》這一單獨的作品比較分析四個自譯或改寫的版本。她認為文本在自譯和改寫過程中總是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幾個文本之間呈現(xiàn)出自然的分節(jié)，彼此之間不是替換關系，而是一種回旋與衍生、忠實與偏離相互交錯的復雜關系。

3譯者、原作及譯作簡介......................................... 8
3.1譯者簡介......................................... 8
3.2《金鎖記》作品簡介......................................... 8
3.3自譯作品《金鎖記》簡介......................................... 8
4譯文中的不可譯現(xiàn)象......................................... 9
4. 1語言不可譯性......................................... 9
4.2文化不可譯性......................................... 13
5不可譯性轉化策略......................................... 18
5.1解釋法......................................... 18
5.2直譯意譯結合法.........................................19
5. 3化抽象為具象..............................................20
5. 4求主舍次法.........................................21 

5不可譯性轉化策略

 

雖然包括自譯的在內的翻譯活動存在不可譯性，但如翻譯學家卡福爾所言：“可譯性表現(xiàn)為一個漸變體而不是界限分明的兩分體。源語的單位或文本或多或少是可譯的，而不是絕對的可譯或不可譯。” (CatforcUC, 1965:94)。由此筆者認為，我們在翻譯活動中所見的大多數(shù)不可譯都是相對的，可以通過一定的策略轉化。即便在當下看來是絕對不可譯的翻譯，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各國文化交流融合的加深都會漸漸變得相對可譯。這一部分，筆者會就上一章的不可譯現(xiàn)象提出轉化策略。

 

5.1解釋法

例1:姓名不可譯譯者/作者可以解釋主要人物的名字，讓讀者更明白姓名背后的意蘊。這里不妨借鑒林語堂《京華煙云》中的策略。“在這兒不妨說一說姚大爺給孩子起名字的習慣。他極力避免傳統(tǒng)上用得太濫的文雅的女兒名字，比如“秋”、“月”、“云”、“香”、“翠”、“清”、“慧”、“秀”、“華”、“蘭”、“牡丹”、“玫瑰”，以及其他花草的名字。他是從中國歷史上找古典的名字，這是和常人不同的。“木蘭”是替父從軍女扮男裝保家衛(wèi)國的奇女子花木蘭的名字。“莫愁”原是古代一個富家之女的名字，后來南京城外的莫愁湖就是她的名字。“目蓮”是第三個女兒的名字。目蓮自幼體弱多病，起的這個名字正是目蓮曾入地獄救母那個佛教圣人的名字，既普通易曉，又表示孝順父母之意。”在《金鎖記》中對主人公曹七巧的名字，譯者/作者可以簡單介紹起名的緣由，如七月初七生，和“乞巧”同音，意為希望女孩子有心靈手巧，得名于七巧花等等。這種解釋不僅能讓讀者深入理解人物姓名的含義，也可以反映主人公卑微的出生地位。解釋法可以用于文化不可譯，如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的翻譯等，可以先簡單在文中自然地添加背景介紹，或通過注腳讓讀者理解其中的含義。例2:歷史典故P39怎奈這丫頭天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But this girl was born an Ah-touthat can't be propped up.注解：Ah-tou was the son of Lao pei who ruled the Kingdom of Shu. Afterhis father died, he ran his country poorly, despite the help from a geniusstrategist, Chu Koliang.在文本外添加注解對自譯他譯皆適用，而文本內解釋只適用于自譯，因為只有作者自己有權利改動譯作。

 

5. 2直譯意譯結合法

張愛玲的《金鎖記》主要采用嚴格的直譯，這么做可以保留源語和作品的特色，有利于將中文及中國文化發(fā)揚光大，但弊端是讀者無法理解；同理，意譯雖便于讀者理解，但會讓文化特色流失。故為了補償兩者的劣勢，可以將這兩種翻譯策略結合到一起。例1:P27我三茶六飯地款待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什么地方虧待了你，你欺負我女兒？ I treat vou to three teas and six meals, you wolf-hearted,dog-lunged thing, in what way have I not done right by you, and yet you'dtake advantage of my daughter?“三茶六飯”的意思盛情款待，可意譯為feast you with generosity,可嘗試將兩句話并列到一起，變?yōu)镮 feast you with generosity, treat you to three teas and six meals?例2:P41 “他連三媒六聘的還不認賬，何況那不三不四的歪辣貨” He didn't evenacknowledge the one who came with the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gifts,not to say the hussy that's neither fish nor flesh.“三媒六聘”就現(xiàn)在的理解是非常正式地訂婚了，故可譯為officiallyengaged。同上，這兩個也可以放到一起。He didn't even acknowledge the one who's officially engaged, who camewith the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gifts, not to say the hussy that's neitherfish or flesh.5. 3化抽象為具象一些情況下的中英不可譯是由于英語的對應部分過于抽象。這時譯者/作者可以利用兩種文化共有的事物，增加一些具體的細節(jié)，以此彌合這種差異。例1: 一系列擬聲詞同樣可以用這種策略沙沙作響 rustles "Sha-sha-sha"馬蹄嗜瞪 taps "Teng-Teng-Teng"例2:顏色詞小說中有很多顏色詞，光藍、紅、白就有近十種不同的表達，若要體現(xiàn)同一色系的細微差別，可以通過一些比擬來生動地表達。沙藍原譯為sandy blue,但筆者經(jīng)過查詢發(fā)現(xiàn)沙藍色源于沙藍刺頭這種植物的顏色。主要分布在中國及亞洲及中國其他地區(qū)，故英文讀者對這種顏色沒有直觀的感受。筆者認為可以取與沙藍刺頭顏色相近的植物，比如薰衣草來描述這種顏色，故可以譯為lavender blue。品藍原譯為bright blue，但筆者經(jīng)過查詢發(fā)現(xiàn)這種顏色和英國皇室常穿的藍色類似，故可改譯為royal blue。此外一些無法直接表述的顏色完全可以用實物的顏色來代替，如蟹殼青crabshell blue，明油綠 olive oil green 等。

6結論

 

本文中，筆者首先運用不可譯理論從語言和文化兩方面分析了《金鎖記》自譯作品中存在的不可譯的現(xiàn)象。其中語言不可譯現(xiàn)象包括字音、色彩詞和修辭不可譯性。首先，《金鎖記》中作者用了大量擬聲詞，通過聽覺的刺激讓描寫更生動，但中文所模擬的聲音在英文中沒有直接的對應，英文關于聲音的詞匯又沒有聲音模擬的效果，故存在不可譯性。其次，具有“張愛玲特色”的顏色詞�！督疰i記》中作者用了大量色彩詞描細致入微地描寫人物衣著、飾物及擺設，一定程度上可體現(xiàn)人物的身份地位及性格，也可以增加描寫的畫面感。但由于生態(tài)、文化的一些深層原因，中文語境下存在的一些顏色詞在英文中沒有完全對等的概念，故存在不可譯性。第三，正因為上述字音、詞匯等的語言本質性差異，即便是共有的修辭手法如雙關、借代等還是不可譯。文化不可譯性方面，筆者對人物姓名、關系稱謂、習語俗語及歷史典故進行分析。首先，張愛玲對人物姓名直接使用拼音，但這種譯法無法體現(xiàn)姓名的意思及背后隱含的人物身份地位，影響讀者對小說人物的充分理解。其次，中西家庭關系的差異導致人物關系稱謂不同。中文里的人物關系稱謂比英文里的更復雜多樣，存在不可譯。第三，小說中頻繁出現(xiàn)習語俗語，其中包括帶有虛數(shù)詞以及特定象征意義的習語。但由于文化詞匯空缺或沖突，這些習語往往不可譯。第四，文中提到了 “扶不起的阿斗”，“文明腳”，“愛國布”，這樣有歷史背景的人事物及獨特的文化概念在英文中是缺失的，存在不可譯。在分析不可譯現(xiàn)象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轉化策略，分別是：1)解釋法：針對文化差異，在文本中添加簡單的背景介紹（適用于自譯）或注釋。2)直譯意譯結合法：用同位語、排比等方式將兩種翻譯版本結合起來，互相補償各自的劣勢。3)化抽象為具象：把兩種語言的受眾都能理解的細節(jié)添加到抽象的概念中4)求主舍次法：當不可譯信息并非文本重點，不僅對表達效果幾乎不構成影響，還會分散目標語受眾的注意力時，做適當?shù)氖÷�。不可譯現(xiàn)象幾乎存在于任何翻譯及對外交流活動中，筆者選取張愛玲的這部譯作，一方面是因為自譯排除了作者對原作的理解障礙所造成的不可譯，另一方面因為作者/譯者有權靈活地處理譯文，故選擇翻譯策略時有最大的自由度；此夕卜，不可譯性意味著源語的某些潛在意思在譯語中無法完全闡釋(K. Davis. ,2001:14),存在改善的空間，故在分析不可譯現(xiàn)象的基礎之上，筆者試圖針對如何轉化并改善譯文提出自己的觀點，純屬拋磚引玉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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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0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