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不僅是中外文學交流的重要橋梁,而且是異域學者解讀中國文化的一種獨特方式。阿理克和翟理斯的《聊齋志異》譯本是俄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中兩個最經(jīng)典的譯本,兩位譯者都意識到蒲松齡所作序言《聊齋自志》在全書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皆不懼艱難,將全文譯出,并輔以詳盡的注釋。通過對兩篇譯文的細致比讀分析,以及宏觀視角的譯者動機、時代背景、讀者定位等因素的考察,不僅可以管窺阿、翟二人對《聊齋志異》及蒲松齡的不同解讀,而且可見微知著,探究兩位漢學家如何接受和闡釋中國文化,比較他們"中國觀"的異同。 

【文章來源】：俄羅斯文藝. 2017,(03)CSSCI

【文章頁數(shù)】：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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