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8-28 03:44

【摘要】：目的:我國男男性行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群體的HIV疫情嚴峻且存在較高比例的MSM不知曉自身的感染狀況。增大對MSM群體的HIV篩查力度,既可以使該群體中的HIV感染者及時了解自身的感染情況,從而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療來降低二次傳播風險,也可以使衛(wèi)生工作人員得到更為客觀真實的MSM群體的HIV疫情特征,從而制定更為有效的防控措施。HIV自我檢測(HIV self-testing,HIVST)是2016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提出的一種新型HIV檢測策略,由于HIVST具有方便、私密、無痛和簡單易用等優(yōu)點,在國內外MSM人群中獲得了很高的接受度并可以有效促進從未檢測過HIV或極少檢測HIV的隱匿MSM參與檢測。我國HIVST研究相比于發(fā)達國家起步較晚、研究內容單一,多為以MSM社區(qū)組織(Community Based Orgnization,CBO)為主導的小規(guī)模橫斷面試點項目,主要旨在探索在我國MSM開展HIVST的可行性。為控制HIV疫情在我國MSM群體中的快速擴散,不僅需要了解HIVST的可行性,更需要把HIVST作為一種調查手段,對MSM群體特別是隱匿MSM群體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并進行長期隨訪,以獲取目標人群真實客觀的檢測行為、疫情和性行為特征數據。除了擴大對MSM群體HIV疫情的篩查范圍,使更多通過篩查發(fā)現的HIV疑似感染者得到確診和病毒抑制才能從根本上發(fā)揮HIVST對于MSM群體HIV疫情控制的最大效能。因此,對于通過HIVST發(fā)現的HIV疑似陽性的檢測者,為其提供專業(yè)的檢測后咨詢和指導,并盡可能的為其提供后續(xù)的HIV確診以及轉介治療,并對其后續(xù)的一系列診療過程進行跟蹤隨訪具有重要的公共衛(wèi)生意義。另外,國際上對于HIVST研究已經不局限于探索HIVST的接受度和實施可行性,研究者希望通過HIVST本身的優(yōu)勢來改變HIV感染高風險群體的HIV檢測習慣,甚至是交友習慣和性行為習慣。目前的研究已經發(fā)現,包括MSM群體在內的HIV高感染風險群體通過HIVST可以提高自身HIV檢測頻率從而及時發(fā)現HIV早期感染,并且其通過與性伴分享HIVST,可以有效了解性伴的HIV感染狀況并可以及時采取更為安全的性行為方式避免感染HIV。另外,由于我國互聯(lián)網技術的發(fā)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基于互聯(lián)網社交媒體的HIV知識宣傳和檢測服務成為可能,通過與MSM群體中的互聯(lián)網社交新媒體意見領袖進行合作,基于其掌握的擁有一定MSM用戶基礎的微信公眾號推廣HIVST相比于傳統(tǒng)的線下推廣模式具有受眾廣、招募速度快、成本效益高等優(yōu)勢,是當前互聯(lián)網時代下針對我國MSM群體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的新途徑。所以本課題將采用HIVST檢測策略,通過與社交新媒體意見領袖合作,基于微信公眾號發(fā)布項目宣傳信息的方式,招募全國范圍內的MSM人群參與基于HIVST的橫斷面調查和前瞻性隊列隨訪,以探索中國MSM人群的HIV檢測行為及HIV、性病感染和新發(fā)感染疫情特征。在觀察性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隨機對照干預性研究,以探索基于微信公眾號在線的HIVST申請、發(fā)放以及結果反饋策略對促進中國MSM群體的HIV檢測行為以及改善性伴間HIV感染狀況相互知曉和促進性伴HIV檢測的作用。方法:本課題主要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探索基于社交新媒體意見領袖的微信公眾號招募MSM人群參與HIVST,以明確參與HIVST的MSM人群的基線HIV檢測行為及HIV感染率等疫情特征,以及在此基礎上通過開展基于HIVST的前瞻性隊列隨訪明確該人群的HIV新發(fā)感染疫情特征。利用微信公眾號招募MSM調查對象過程中,對符合納入標準的MSM開展基于互聯(lián)網的電子問卷調查。對符合研究納入標準的調查對象郵寄HIV/梅毒/甲肝/乙肝/丙肝五合一快檢試劑盒及配套耗材,研究對象在獲得檢測試劑后進行自檢、結果判讀并通過手機拍照的方式上傳至在線調查系統(tǒng)。根據調查對象反饋的自檢結果,對疑似HIV陽性的調查對象提供必要的HIV檢測后咨詢支持,并推薦其到當地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進行確診以及治療。對基線HIVST反饋檢測結果且為陰性的個體,進一步篩選符合隊列隨訪要求的受試對象,進行基于HIVST的前瞻性隊列隨訪研究,每次隨訪流程與基線調查一致。第三部分為基于自我檢測策略對促進中國MSM群體HIV檢測及性伴間HIV感染狀況知曉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利用微信公眾號招募MSM調查對象,對符合納入標準的MSM開展基于互聯(lián)網的電子問卷的基線調查并隨機分配到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調查對象根據其需求可申請2-4份自檢包,用于調查對象的自身HIVST,及分享給性伴或同志朋友的HIVST couple testing。無論干預組MSM調查對象還是其性伴或同志朋友使用,均需在自檢后掃描自檢包內說明書上的二維碼反饋檢測結果和完成在線調查問卷,以獲取誤工補助費。不為對照組MSM調查對象提供HIV自檢包,而僅為其通過微信推動HIV健康知識和當地檢測點地址等信息。干預組和對照組調查對象在項目開始后的第3個月進行隨訪調查,通過對比干預組與對照組調查對象過去3個月的HIV檢測行為特征、調查對象性伴的HIV、性病檢測情況、調查對象對其性伴的HIV、性病感染狀態(tài)知曉情況以及調查對象和性伴間性行為變化來評價HIVST干預效果。結果:第一部分通過微信公用賬號共招募了1702名MSM參與橫斷面調查研究,自報既往曾檢測過HIV的MSM所占比例為74.2%(1263/1702)。既往檢測過的MSM主要的檢測方式為使用HIV自檢試紙進行檢測,占57.2%(772/1263)。MSM調查對象既往未參加過HIV檢測的原因:主要為認為自己沒有HIV感染風險,占49.7%(218/439);其次為擔心暴露個人信息和性取向等隱私,占31.9%(140/439);另外,自報不知道哪些機構提供免費HIV檢測占40.5%(178/439)�；�申請自檢包檢測1746人次,同期自檢結果反饋率為84.8%(1480/1746)�；�自檢HIV陽性率為3.3%(56/1693),梅毒陽性率4.8%(80/1667),HBV陽性率2.8%(47/1665),HCV陽性率為0.2%(4/1674)。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近半年使用過新型毒品(vs.未使用)(AOR=2.4,95%CI=1.4-4.1,P=0.002),近半年肛交時肛門出血(vs.未出血)(AOR=1.9,95%CI=1.1-3.3,P=0.017),既往確診過性病感染(vs.未感染)(AOR=3.0,95%CI=1.6-5.4,P=0.001)以及近半年與同性性伴不堅持使用安全套(vs.堅持使用)(AOR=2.3,95%CI=1.3-4.1,P=0.003)是MSM調查對象HIV感染的獨立影響因素。通過對HIV自檢呈陽性的MSM進行電話跟蹤隨訪,確認后續(xù)到當地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進行HIV確診并被檢測陽性的比例為53.6%(30/56),46.4%(26/56)未并未提供其后續(xù)開展HIV確診檢測和治療的信息,確認陽性者后2個月內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比例為83.3%(25/30),如果持續(xù)追蹤,治療比例可能更高。第二部分共448(30.3%)名MSM參與HIVST前瞻性隊列隨訪,累計隨訪人時為201.7人年。隨訪期間HIVST結果反饋率92.0%(796/865),發(fā)生HIV和梅毒陽轉的MSM分別為8人和5人。HIV和梅毒的發(fā)病密度分別為4.0(95%CI,1.7-7.7)/100人年何2.5(95%CI,0.8-5.7)/100人年。多因素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顯示,近半年內與同性性伴發(fā)生過無套肛交性行為(vs.未發(fā)生過)(AHR=8.4,95%CI=1.0-69.3,P=0.048)和近半年內與同性性伴發(fā)生酒后性行為(vs.未發(fā)生過)(AHR=9.3,95%CI=2.1-41.6,P=0.003)是研究對象HIV新發(fā)感染的獨立影響因素。而自報曾經被醫(yī)院確診過性病感染(AHR=24.0,95%CI=3.6-162.2,P0.001)和發(fā)生了HIV血清學陽轉(vs.未陽轉)(AHR=19.0,95%CI=1.0-371.1,P=0.053)是研究對象發(fā)生梅毒新發(fā)感染的獨立影響因素。第三部分共328名調查對象參與了基于HIVST的3個月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其中干預組調查對象178名,對照組150名�；�干預組和對照組的社會背景學特征、性行為特征和HIV感染相關高危行為特征均無明顯的統(tǒng)計學顯著性差異�；�干預組和對照組調查對象在近三個月均未檢測過HIV,并且干預組和對照組調查對象與固定、偶然以及女性性伴的安全套使用情況、對固定和偶然性伴的HIV、性病檢測和感染的知曉情況均無統(tǒng)計學顯著性差異。在開展為期3個月的HIVST干預后,在促進調查對象HIV檢測行為方面,對照組調查對象近三個月內的HIV檢測率為40.7%(61/150),干預組調查對象近三個月內的HIV檢測率為97.8%(174/178),干預組調查對象的HIV檢測率相比于對照組提升具有統(tǒng)計學差異(c~2=144.942,P0.001)。干預后對照組調查對象在過去三個月中進行的各種形式的HIV檢測總次數的中位數為1(IQR:1-1.5),干預組調查對象進行的各種形式的HIV檢測的總次數中位數為2(IQR:1-2),干預組調查對象的HIV檢測頻率相比于對照組具有統(tǒng)計學差異(兩獨立樣本Mann-Whitney U檢驗,P0.001)。在推薦性伴進行HIV檢測行為方面,干預后75.4%(107/142)的干預組調查對象推薦了其固定性伴進行HIV和性病檢測,推薦性伴HIV檢測率顯著高于對照組調查對象(75.4%vs.46.7%,c~2=21.459,P0.001);在促進固定性伴接受HIV檢測行為方面,62.0%(88/142)的干預組調查對象的固定性伴在過去的3個月進行了HIV和性病檢測,檢測率比于對照組提升具有統(tǒng)計學差異(62.0%vs.29.0%,c~2=26.632,P0.001);在促進調查對象知曉其固定性伴HIV檢測結果方面,干預后76.1%(108/142)的干預組調查對象自報知曉其固定性伴的HIV檢測結果,相對于對照組MSM具有邊緣性統(tǒng)計學差異(76.1%vs.65.4%,c~2=3.386,P=0.066)。同理,對于干預組的偶然性伴相比于對照組,同樣發(fā)現了與上述固定性伴相一致的HIVST干預效果。在研究進行期間,通過干預組調查對象及其性伴或同志朋友反饋的自檢結果,共發(fā)現HIV自檢呈陽性6人,HIV自檢陽性率為2.7%;梅毒自檢陽性4人,梅毒自檢陽性率為1.8%。根據隨訪數據,干預組5名MSM調查對象利用本項目提供的自檢包發(fā)現固定性伴存在HIV或性病感染(既往不知曉),其中2名調查對象自報再和其性伴發(fā)生性行為時,其用套頻率更高或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結論:HIVST作為一種新型的HIV檢測模式大大降低了HIV檢測的門檻,采用基于微信公眾號的新媒體意見領袖在線招募模式,可以在短期內迅速吸引全國范圍的MSM群體參與HIVST。衛(wèi)生工作人員也可以利用HIVST作為一種新型的流行病學調查手段來探索我國MSM群體,特別是隱匿MSM群體的HIV感染率疫情特征,并且通過基于HIVST開展前瞻性隊列隨訪,獲得該群體的HIV新發(fā)感染疫情特征,為未來控制該群體的HIV疫情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提供數據支持。另外,在我國MSM人群HIV檢測率較低的背景下,HIVST還可用于提高該群體自身的HIV檢測率,及其性伴的HIV檢測率,以及促進其提高其與陽性伴侶的安全套使用率,這對于提倡MSM人群的知情交友,降低HIV感染風險具有重要公共衛(wèi)生價值。本項目在提高MSM人群HIV檢測率和知曉自身HIV感染狀況的同時,還可為其中篩查發(fā)現的HIV感染者提供檢測后咨詢和臨床轉介服務,需要關注通過HIVST發(fā)現的HIV疑似陽性的檢測者的后續(xù)確診以及轉介治療環(huán)節(jié)的人員流失問題,建立一套完整的檢測后幫助和診療服務體系對于控制我國MSM群體HIV疫情,及早實現UNAIDS提出的三個90%艾滋病防控目標意義重大。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醫(yī)科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R512.91;R181.8
【圖文】：

中國醫(yī)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4 課題實施流程.4.1 研究概述本研究于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通過基于互聯(lián)網社交新媒體意見領袖的信公眾號發(fā)布招募推文，招募高危 MSM 人群參與本項目。收集調查對象的社會背學特征、HIV 相關高危行為特征、HIV 及性病檢測行為特征。之后郵寄 HIV、梅毒、肝、乙肝、丙肝五合一 HIVST 試劑盒，調查對象在獲得 HIVST 試劑盒后自行進行測并通過微信平臺在線反饋自檢結果，獲得調查對象的 HIV、梅毒、甲肝、乙肝、肝感染情況。對于 HIV、性病和肝炎自檢呈陽性的調查對象，全部提供檢測后的詢和指導其到所在地的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進行后續(xù)確證檢測和轉介治療，如果其所在在沈陽及周邊城市，則中國醫(yī)大一院免費提供檢測者后續(xù)的確診和轉介治療。

9圖 2.4.2 課題第一部分研究技術路線2.4.3 設計互聯(lián)網調查問卷1. 問卷形式：基于互聯(lián)網的自填式電子問卷2. 問卷內容：1) 社會人口學信息（年齡、文化程度、婚姻情況、月收入等）

1.2HIVST試劑盒內容物與HIVST操作流程說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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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07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