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至20世紀的德國歷史中,大學生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認為,早在納粹之前,德國大學生就已經(jīng)顛覆了一個共和國。本文著重探討魏瑪共和國時期大學生的社會困境、教育問題、就業(yè)危機和思想波動,從而追究他們最終投入納粹的原因。行文按照魏瑪共和國政治開端、發(fā)展、結局的歷史進程,先對19世紀至一戰(zhàn)前德意志大學生運動的發(fā)展做以回顧,然后逐一分析魏瑪時期“前線青年的一代”大學生、“相對穩(wěn)定的一代”大學生和“倒向納粹的一代”大學生。 首先,從經(jīng)濟原因上分析,大學生特別容易受到納粹的影響,首先是因為魏瑪時代嚴峻的“知識行業(yè)”過剩問題。雖然1918年后,隨著政治發(fā)展,大學校門越來越向下層民眾開放,但魏瑪共和國的經(jīng)濟勢頭卻很成問題,知識分子就業(yè)市場越來越萎縮,無法消化高校增長的學生人數(shù)。從1924年至1929年,知識分子失業(yè)率仍居高不下,“知識無產(chǎn)者”成為一個流行語,知識分子在莫名其妙地貶值。1929年世界性的經(jīng)濟大危機導致了更嚴重的秩序混亂,德國高等教育階層曾經(jīng)期望的地位朝夕不保。在這種環(huán)境下,學術職位遙遙無期的等待和日益縮水的收入對他們產(chǎn)生了苛刻的壓力,這些壓力引起了大學生們的憤慨,他們將其發(fā)泄在這個跛腳的民主制共和國身上。 其次,德國高等教育的弊端在魏瑪時期逐漸惡化。此時,中產(chǎn)階級無法再通過傳統(tǒng)的方式,將“教育”與“財產(chǎn)”結合在一起,成為社會的領導階層。他們的有形資產(chǎn)和無形財富部分或全部遭受損失,傳統(tǒng)知識精英賴以生存的教育根基土崩瓦解了。如果將20世紀20年代的大學科研看作“資產(chǎn)階級”教育長期畸形發(fā)展的副作用的話,那么魏瑪共和國的大學生對于這個后果則是無法回避的。從本質上講,接受教育就是一種資本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儲蓄、投資和利潤的最終收益。像任何投資者一樣,受教育的德國人期望他們在學習上的資本投入能夠帶來合理的回報和保護。當傾囊投入但卻零回報時,他們就會訴諸政治。在1918-1933年的德國,受教育者并沒有安全感,教育財富受到的威脅正如其他私有財產(chǎn)的神圣性遭到侵犯一樣。在既定的觀念中,一個有學問的人在道德上也是具有優(yōu)越性的,但“無產(chǎn)者化”似乎是高級思維和內在價值的一種失敗——換而言之,傳統(tǒng)的學術價值遭到毀滅,成為墮落的物質主義的犧牲品,“真正的智力生活”消失了。 最后,從魏瑪共和國之初,大學生就有一種思想危機。從威廉時代繼承而來的思想基礎與現(xiàn)實生存狀況之間的碰撞,使他們的精英意識不得不被迫改變,這也成為他們碎片化的原因。戰(zhàn)后初期,新老大學生成了同窗好友,前線戰(zhàn)士一代在心理上的成熟和經(jīng)歷上的豐富使他們在精神和政治導向更加理性。在1918至1923年的大學生的思想波動中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中期,隨著前線大學生離開校園,大學生右傾激進主義失去了約束力量。他們的集體不安全感使他們與納粹主義開始親密起來,他們終于找到填補社會與精神真空的材料。30年代初,在經(jīng)濟大蕭條的打擊下,固有的政治矛盾更加無法調和。隨著希特勒奪權,大學生感到他們的苦難的將要終結,因為一個新的、具有行動力的總理將是德意志民族未來的保證,將由他們來完成社會革新任務。這意味大學生能夠像以前一樣生活在精英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下。 從短時段歷史而言,魏瑪共和國為大學生政治意識的覺醒提供了社會環(huán)境,他們在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天空中叱咤風云,練就了嫻熟的政治技能,也使納粹找到了打開大學生政治大門的鑰匙。大學生社團是社會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正是依靠了他們,納粹黨才最終走向政治霸權。 從長時段歷史而言,魏瑪時代的德國大學生走向納粹的原因則深埋于德意志漫長的歷史之中,正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殊性使得從德意志民族主義在納粹時代終于首先在年輕人身上像火山一樣噴發(fā)了。 但是,不能斷言,大學生早在20年代就已經(jīng)做好走向納粹的準備。造成這種結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過程中也存在諸多變量。
【學位授予單位】：武漢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1
【分類號】：G6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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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克瑞;張紅霞;;“卡爾斯巴德決議”及其對政府與大學關系的歷史意義[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09年05期

本文編號：2738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