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問題多多，尤其是“應試教育”的弊端更加嚴重，以至“群情激憤”，有關著述近日也多了起來，說明已引起各方重視。但細讀這些滿含激憤的口誅筆伐，卻使人感到多數(shù)文章激憤有余，冷靜、理性的分析則相對不足。對“應試”激烈抨擊、提出種種變革無疑是應該的，但對教育改革的平穩(wěn)深入來說，僅此則遠遠不夠，只有冷靜分析才能真正“對癥下藥”，而“亂開方”的危害可能更大。

    一、教育的瓶頸

    “應試”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卻“屢禁不止”，說明有其深層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關系長期嚴重“失衡”，“求”一直遠遠大于“供”。

    高等教育與社會經(jīng)濟本應同步發(fā)展，應隨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逐步從精英教育變?yōu)榇蟊娊逃�，在學人數(shù)占適齡人數(shù)的比例在15％以內為精英教育階段，以上為大眾教育階段。據(jù)統(tǒng)計，我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僅為4％左右，遠低于1994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國愿意上大學的生源數(shù)量遠遠超過大學的招生數(shù)量。很明顯，高等教育在中國目前尚屬稀缺資源，這必然要形成“過度競爭”，無論人們多不情愿，只要這種狀況不改變，過度競爭自然要向中、小學蔓延擴展。由于大學容量太小，高中的發(fā)展也受到嚴重制約，致使多數(shù)初中生無法升入普通高中；為了上大學，人們只有千方百計考上高中，盡可能考上重點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點高中，又要千方百計上重點初中；要上重點初中，就必須“從小抓起”，結果本應天真浪漫、嬉戲玩耍的兒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學習負擔。這種過度競爭持久不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脹，但反過來看，這種“需求高度膨脹”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發(fā)展強大、積極的動力，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高教反而難以發(fā)展。這說明，近20年中國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中國教育此時面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轉變，也只有高等教育大眾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應試教育。

    實現(xiàn)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力發(fā)展民辦/私立大學， 世界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過半是私立大學，從哈佛、耶魯?shù)綉c應、早稻田……私立大學可說是高等教育的頂梁柱。中國一直有私立辦學傳統(tǒng)，所謂“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雖引入現(xiàn)代化學校、建立現(xiàn)代化學制，國家對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學校仍有不小的空間，不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學，而且有相當數(shù)量的私立大學，如南開、燕京、輔仁、金陵、圣約翰、光華、中法、之江、復旦、齊魯、協(xié)和、湘雅、華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教育實行“全包下”的方針，從1950年起開始接收私立大學，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畢，高等教育完全由國家壟斷。這種高等教育體制，與逐步建立起來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是相適應的。

    但最近20年，中國進行了以建立市場經(jīng)濟體制為導向的經(jīng)濟、社會變革，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筆耕文化傳播，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社會的變化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脹，而高等教育制度實際卻仍以計劃經(jīng)濟為基礎，一直沒有根本性變化，與社會發(fā)展極不協(xié)調。雖然從80年代中期起國家重新允許創(chuàng)辦“民辦大學”，但在中國的現(xiàn)實條件中，民辦/私立大學的大發(fā)展毫無可能。除去政治的、 觀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計劃體制、教育是“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陣地”等）外，發(fā)展民辦/私立大學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嚴重限制。城鄉(xiāng)“二元化”，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特點。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到1958年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這種二元結構被固定下來，公民因此被分為“農業(yè)人口”與“非農業(yè)人口”兩種壁壘森嚴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數(shù)的“非農業(yè)人口”一直享受著由國家提供的比“農業(yè)人口”多得多的各種“優(yōu)惠”。幾十年來，要想“農轉非”幾乎“難于上青天”，而考入中專以上的學校，則是廣大農村青年可以憑自己努力“農轉非”甚至“當干部”、改變“身份”的少數(shù)渠道之一。然而民辦大學則無此功能（權力），不能轉戶口、沒有干部指標……農村學生考上民辦大學雖然能獲 得國家承認的學歷（但目前國家批準具有頒發(fā)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無法改變其“農民”身份，更難成為干部/公務員/官員，而私立大學的學歷目前仍未得到國家承認，其他更不必論。所以，這些學校根本招不到較好的生源，也無法大發(fā)展，這樣怎能產(chǎn)生與北大、清華比肩而立的民辦/私立大學呢？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民辦/私立大學才能獲得質、量的大發(fā)展：或是它們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的權利/權力，或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從根本上廢除農業(yè)人口/ 非農業(yè)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說這種體制在建國初期為了加速工業(yè)化還有一定合理性，現(xiàn)在則很難說“合理”，甚至已成社會發(fā)展的障礙，對教育發(fā)展的影響亦證明了這一點）。否則，民辦/私立大學的發(fā)展空間極其有限，高教大眾化也難以實現(xiàn)， 應試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變。

    應該認識到，民辦/私立高校與公立高校的區(qū)別只在于投資渠道的不同， 二者在其他方面應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國家應公平對待民辦/私立高校的師生， 其學歷證書具有與公立高校同級同類學歷證書同等效力。當然，國家要對民辦/私立大學進行嚴格的審批、監(jiān)督，嚴格、科學地對其辦學水平進行監(jiān)測。但這種監(jiān)管（不是具體管理、干涉學校內部事務）的目地是為了促進民辦/私立高校的健康發(fā)展，而不能將其視為“另類”加以歧視。在嚴格監(jiān)管的同時，國家更應對民辦/私立高校采取積極支持的態(tài)度，對其用地、用人給予適當優(yōu)惠。總之，要用政策導向使社會和私人資本流向教育領域。

    進一步說，民辦或曰私立大學是否發(fā)達，也是“社會”是否成熟、發(fā)達的重要標志。衡以中國之現(xiàn)狀，我們只能說，中國尚處為時不短的社會轉型期，“公民社會”才剛開始產(chǎn)生。

    二、考試的是與非

    中國社會“二元制”結構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變革，教育的格局也難有根本性變化。在這種現(xiàn)實條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的優(yōu)質教育長期將均屬“稀缺資源”。如何分配這種稀缺資源，是任何教育體制的“制度設計”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更是我國教育“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背景。離開這一基本背景來談論“教改”，如果不使情況更糟，起碼是難中肯綮。

    從原則上說，所有適齡青少年都有分享這種稀缺資源的權利，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shù)人才有分享的機會，因此不得不設計出種種方法、制度選拔少數(shù)、淘汰多數(shù)�？梢浴芭e薦”，如憑血統(tǒng)、家庭出身、家長的政治權力、本人的表現(xiàn)（古時是“舉孝廉”，現(xiàn)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為推薦的標準；可以考試，以考分作為選取的標準；可以用金錢購買，把教育作為一種產(chǎn)業(yè)；可以抽簽，如現(xiàn)在某些地方小學升初中實行的“電腦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學”。雖然種種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種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歷史表明，相對而言只有考試制是利大于弊。

    當然，考試必然會有種種弊病，對此確不能忽視。但在恢復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制的各種弊病，因而患了“歷史健忘癥”，忘記當年廢除考試制必然帶來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誕不經(jīng)、費盡心機地要為當年的“推薦制”尋找某種“合理性”，并想以此來補考試之弊，這的確是“吃錯了藥”�！巴扑]制”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完全公正無私，能了解、洞察學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擾、壓力，將最優(yōu)者推薦上去的“推薦者”。但實際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推薦者”，因此，“推薦”實際成為“走后門”的同義語，“文革”廢除考試、實行“推薦”的“教改”已經(jīng)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F(xiàn)在還有少數(shù)“推薦”名額，原本是為補考試之弊，但在許多地方實際成為權勢者子女享受的特權，亦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有人提出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擴大校長的招生權來補考試之弊，但這種觀點忘記了中國的大學并不“獨立”，而同時還是一個行政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在這種權力架構中，如果擴大校方的招生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在現(xiàn)在，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如果再擴大校方的招生權限，其后果可想 而知。“電腦派位”、“就近入學”原本是一些地方為減輕中、小學學生的學習負擔而進行的入學改革，但在實際中，凡有權力有關系者，子女統(tǒng)統(tǒng)成為“擇校生”，廣大沒有關系、權勢的家長也想盡一切辦法“拉關系”交錢，讓自己的孩子“擇�！�。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擇校”嚴格說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沒有“關系”有錢也交不上，用廣大家長的話說就是“拎著豬頭也找不著廟門”，“想交這幾萬塊錢還要求爺爺告奶奶”。由于擇校費并不是公開的明碼標價，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據(jù)“關系”的親疏、權力的大小決定“擇校費”的多少，少則幾千元，多則好幾萬元。在這種“運作”過程中，充滿了驚人的黑幕。所以廣大家長不禁發(fā)出“還是考試好”的感嘆。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實際上剝奪了貧寒人家子女原本憑考試的“高分”就能享受優(yōu)質教育的權利。即便在美國，收費昂貴的私立中學也十分注重考試，貧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費（免學費甚至免食宿費）被“擇優(yōu)”錄取。教育產(chǎn)業(yè)化無疑是教改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正確方向，但這就更要有考試制使貧家子女能憑高分享受優(yōu)質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錢決定，因為教育畢竟是種特殊商品，這不僅是國家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種基本權利；同時，要防止現(xiàn)在已很嚴重的一些學校濫賣文憑和某些權勢者拿公款買文憑的現(xiàn)象在“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說，如果真想以“推薦”、“擴大校長招生權限”、“電腦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來補考試之弊，如果要使教育產(chǎn)業(yè)化改革健康發(fā)展，那實際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對現(xiàn)在的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作相當大的改變。在對權力的監(jiān)督、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在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這些措施不僅不能補考試之弊，而只會使腐敗更加嚴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徑依賴”，當所依賴的路徑并不存在時，改革實際無從下手；若不考慮“路徑”問題而執(zhí)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達，甚至與原來的目標南轅北轍，所付成本之巨將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考試制度確有十分嚴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優(yōu)點就是相對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數(shù)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統(tǒng)、背景、關系、金錢以及彈性極大的所謂“表現(xiàn)”作為錄取標準。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薦”弊端叢叢，遠不如考試，所以在幾千年前選拔官員時就以考試的“科舉”取代了推薦的“舉孝廉”。不問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試制，把個人的能力、才學放在首位，無疑是對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會”的否定。而推薦制的實行，恰恰是使一個階層可以相對流動的社會向階層壁累森嚴的“身份社會”的倒退。當然，考試的成敗對某些個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總體而言卻是公平、正常的。對少數(shù)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來說，的確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試，則會對絕大多數(shù)考生更為不公。當然不能說每一個考分低的學生就一定不如每一個考高分的學生，但如果作群體性比較，高分群體對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能力確高于低分群體�，F(xiàn)在有種頗為流行觀點，將“高分”等于“低能”；還有人認為：“那些在歷次考試中獲勝的學生，他們的證書文憑是以犧牲創(chuàng)新能力為代價而取得的�！闭沾诉壿嫞究粕膭�(chuàng)新能力要低于�？粕瑢？粕膭�(chuàng)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創(chuàng)新能力最低的應是北大、清華 的學生。這與事實明顯不符，事實說明，從總體上說，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體現(xiàn)。

    由于考試的優(yōu)點明顯，所以這一方法被已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我們面對的考試會越來越多，幾乎各行各業(yè)都要經(jīng)過考試才能獲得上崗的資格。如開車的要考駕照，想開出租車更要考“五證”，當廚師的要考級，燒鍋爐要考上崗證，工人學完徒要有出師考，更不用說會計、出納、護士……種種數(shù)不勝數(shù)的專業(yè)考試和職稱考試，乃至最近才有的選用官員的公務員考試。雖說這些考試不勝煩瑣，但考試卻有自愿性，能使“人盡其才”，使應試者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yè)。同時，考試又有篩選性，把不合格、不適宜者淘汰。正是這種自愿性和篩選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強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總該記得當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須干什么。同時，如果有關系，不論是否合適，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關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門”有多寬。所以，當時知青從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幾乎每個人都想方設法拉關系、趟路子、走后門，因為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的唯一辦法。可以說，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的失范，實際是從那時開始的，是從廢除考試制度開始的。人類社會的實踐表明，盡管十分無奈，但我們今 天還不得不面對的考試卻越來越多、越來越細，這本身就說明考試制度位居社會結構的核心之內，因此對考試制度的廢與立就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大變動，而不僅僅是一種教育體制的變化。所以，三十年前“文革”開始時第一個被廢除的制度就是考試制度。同樣，近二十年前“撥亂反正”時首先恢復的制度還是考試制度。一個正常的社會，必定是一個“考試社會”；一個廢除了考試制度的社會，必然會使社會價值體系嚴重紊亂，必然會由失范、失序而漸漸演變成一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混亂世界。

    應當承認考試制度是一個弊端重重的制度，但還應當承認目前仍無更好的制度能夠取而代之。因此，不應因考試的弊病而過激地否定它，而應從改進考試的內容和方式著眼，對于一個曾經(jīng)狂熱地廢除過考試制度的社會來說，更應珍惜來之不易的考試制度，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當然不可能是沒有任何弊病的。

    很明顯，教育的根本癥結并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會結構與體制。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體制變革，教育很難進行根本性變革，也很難真正實行素質教育，如果強要教育“單兵突進”進行劇烈變革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我們當然應該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須防止“更壞”。因為教育與社會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不能脫離社會就教育談教育（這恰是現(xiàn)在的一些有關批評著述的問題所在），素質教育實際是一個社會工程，教育體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會結構的巨變與之相配。從根本上說，只有改變“農業(yè)人口”“非農業(yè)人口”僵硬的身份制，國家進一步放松對教育資源的壟斷，學校確實成為一個獨立的教育單位而不是行政體系中的一個“行政單位”，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jiān)督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后，才有真正進行“素質教育”的條件。

    總之，優(yōu)質教育、高等的資源非常有限，如何公平、合理、有效地進行這種“資源分配”確是一個關系到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問題。這種有限資源可用“考分”獲取，甚至也可以重金購買，但絕不能憑權力白占。在現(xiàn)實中，只有考試、分數(shù)才為占社會絕大多數(shù)之權錢皆無的“寒門庶族”享受優(yōu)質教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只能頗為無奈地承認“考試”（一個難免的后果是“應試”）是現(xiàn)實條件下相對而言最為公平、合理、有效的選擇。由于事關重大，所以任何與此有關的改革都應慎之又慎，看是否與“社會環(huán)境”配套；對其后果一定要反復掂量，慎之又慎，因為這種“試驗”事關一代人的素質、甚至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