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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根友】試論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

20世紀戴震與乾嘉學術(shù)思想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能夠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學的論者還屬于少數(shù)。李開先生在《戴震評傳》中開始了這一研究，但并未由此看到這種語言哲學的出現(xiàn)對于整個清代哲學的轉(zhuǎn)向意義。本文則從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的角度，，著重考察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從語言學角度來思考哲學問題，開創(chuàng)了中國哲學的新轉(zhuǎn)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學，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學形態(tài)的人文實證主義哲學思考方式。這一新哲學思考方式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初步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在追求先秦儒家經(jīng)典原意的歷史還原主義的旗幟下，展開了對先秦儒家經(jīng)典，進而擴大到對先秦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對于重新認識先秦經(jīng)典的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哲學運動雖然并沒有帶來19世紀后半葉中國哲學形態(tài)的新變化，但由這一實證哲學精神所培養(yǎng)起來的“求真”“求實”精神，為中國人培養(yǎng)近代的科學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其中，以戴震為代表的哲學家，還為新倫理學的建設提供了思想的資源。當然，由于這一哲學的語言學轉(zhuǎn)向是以對先秦儒家經(jīng)典研究為起點的，而且其理論目標帶有鮮明的復古主義傾向（盡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論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語言雖然能夠通向道，但畢竟不是道本身。經(jīng)典中蘊含的思想雖然可以通過語言來把握，但對經(jīng)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個語言問題，其中還應該有言說者的背景、說話意圖等非語言因素的影響。盡管戴震的理想是通過語言、制度、名物、訓詁的綜合研究來把握經(jīng)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學的研究還有超越這些實證方法之外的東西。而戴震本人對儒家經(jīng)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義禮智、誠、權(quán)等概念的定義，也并非如自然科學那樣，具有絕對的確定性，恰恰相反，這些解釋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戴震本人的理解，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樣的客觀性。所以，我們看到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所開創(chuàng)的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zhuǎn)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學家的思考，其中，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歷史文化學派對戴震及其學派批評，在很多方面都是相當中肯的。由于本文的主題所限，此處我暫不討論章學誠的歷史哲學及其對戴震的批評。[1]

不過，我們應當特別重視戴震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突出貢獻。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戴震對自己所討論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quán)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無欲與無私一對范疇皆有明確的定義，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在思維的明晰性方面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哲學主要包括“名實之辯”、“言意之辯”兩大部分內(nèi)容。在乾嘉考據(jù)學時代，中國的語言哲學又有新的發(fā)展，其綱領(lǐng)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言能通意的“階梯式”言意觀。在這一綱領(lǐng)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現(xiàn)代漢語中所說的字（詞素）和詞語兩層意思。詞，又作辭，即是現(xiàn)代漢語中的言語。而戴震本人的語言哲學思想可以包括四個部分：第一，名實之辯，第二，通過句法分析達到對傳統(tǒng)哲學命題的重新解釋；第三，通過句子和經(jīng)典文本的語言脈絡分析達到對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還原性解釋；第四，在言能達意的基本哲學立場上的所闡述的字→詞→道的 “階梯式”言意觀。這種語言哲學與20世紀西方世界興起的語言哲學“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己任的目標非常的不同。[2]不僅如此，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還有強烈的現(xiàn)實政治關(guān)懷。他以孟子“辟楊墨”，挽救世道人心自況，說道：“孟子辯楊、墨；后世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茍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圣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遠于仁也。” [3]這也是以戴震為代表的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哲學家們與20世紀英美語言哲學家們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不過，我們應當特別重視戴震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突出貢獻。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戴震對自己所討論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quán)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無欲與無私一對范疇皆有明確的定義，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在思維的明晰性方面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哲學主要包括“名實之辯”、“言意之辯”兩大部分內(nèi)容。在乾嘉考據(jù)學時代，中國的語言哲學又有新的發(fā)展，其綱領(lǐng)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言能通意的“階梯式”言意觀。在這一綱領(lǐng)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現(xiàn)代漢語中所說的字（詞素）和詞語兩層意思。詞，又作辭，即是現(xiàn)代漢語中的言語。而戴震本人的語言哲學思想可以包括四個部分：第一，名實之辯，第二，通過句法分析達到對傳統(tǒng)哲學命題的重新解釋；第三，通過句子和經(jīng)典文本的語言脈絡分析達到對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還原性解釋；第四，在言能達意的基本哲學立場上的所闡述的字→詞→道的 “階梯式”言意觀。這種語言哲學與20世紀西方世界興起的語言哲學“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己任的目標非常的不同。[2]不僅如此，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還有強烈的現(xiàn)實政治關(guān)懷。他以孟子“辟楊墨”，挽救世道人心自況，說道：“孟子辯楊、墨；后世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茍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圣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遠于仁也�！� [3]這也是以戴震為代表的18世紀中國哲學的語言哲學家們與20世紀英美語言哲學家們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一、“指其實體實事之名”與“稱夫純美精好之名”——戴震對名的分類

戴震將名分為兩大類，一為“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二為“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他說：“學者體會古賢圣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虛實。今人謂之‘字’，古人謂‘名’，《儀禮》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周禮》云‘諭書名，聽聲音’是也。以字定名，有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有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曰‘言’，曰‘行’，指其實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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