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美學而言,文學與地理的關(guān)系不是新話題,但它卻為重釋地理的審美本性、重建中國美學的空間格局提供了契機。1725年,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在其《新科學》中提出了"詩性地理"概念,這意味著地理并非一個客觀的衡量、僅對文學藝術(shù)起外在的承載和形塑作用,而是它本身就是詩性的、文學性的或?qū)徝佬缘��；蛘哒f,地理不是自然空間的物態(tài)現(xiàn)實,而是一種人工建造的完美形式。就這種地理模式的歷史發(fā)生而言,它源于東西方早期自然地理認知的"尚圓"思維,由此形成的圓形視野預設了中國人對天地中心、九州、四方、四海、天下的認識。后世,中國人的地理實踐基本上是圍繞這一先在模式展開的。其中,自三代至魏晉,以太行山為界,形成了中國文化及美學的東西并立或?qū)χ?而黃河成為貫通其間的地理和文化軸線;自東晉至清末民初,中國文化圍繞黃河形成的東西問題,轉(zhuǎn)換為跨山越河的南北問題,學分南北、畫分南北、南北文學不同等論述,正是在這一新的空間格局中得以成立。但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美學乃至文學藝術(shù)在實踐層面的東西南北展開,并不是對早期中國審美化的地理模式的擺脫,而是兩兩契合。這意味著,這一具有原型性質(zhì)的地理模式,不但因其自身的審美特質(zhì)而天然關(guān)乎于文...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zhàn)線.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21 頁


本文編號：2963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