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于聰明……》一文，在《文藝爭鳴》1994年第6期刊載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所謂反響。不少人說好，也有些人惱怒異常，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我當然為此而高興。惱怒異常么，這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正可理解為“罵”到了痛處。某種人，某種一向很“得體”者，一向長袖善舞者，一向鼓吹“寬容”和“幽默”者，在一個“文學青年”的幾句“罵”面前，，便“露馬腳”了，“得體”和“寬容”的面具都撕去了，所謂的“幽默”也全不見蹤影，只剩下潑皮式的謾罵，終于讓世人看到了他的真面目。要說“貢獻”么，我想這便可算作我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對“當前和今后的文藝建設(shè)”所做的“一點”。

　　 用不著隱諱，我這里說的是王蒙先生。回到鄉(xiāng)間老家過年之前，我先讀到了王蒙先生發(fā)表在1月17日《新民晚報》上的《黑馬與黑駒》一文。要說“罵”，王蒙先生的這篇文章才真是貨真價實的罵。讀這篇文章，我當即想到王蒙先生的長篇小說《活動變形人》中姜靜珍的隔墻罵鄰，而且跳著腳（我曾把某些晚報文章稱作“噴嚏”，而王蒙先生的這篇文章則是在噴血了。）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黑馬與黑駒》一文，也讓我有了一點專業(yè)上的收獲，即明白了作者何以能把姜靜珍這個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刻畫得那么生動（我以為這是這部小說中最精彩之處，其他都并不特別值得稱道：這算是順便再“罵”一次吧。）領(lǐng)教了《黑馬與黑駒》中姜靜珍式的謾罵后，不幾天我又在王蒙先生發(fā)表于《上海文學》1995年第1期上的《滬上思絮錄》一文中，見識了王熙鳳式的夾槍帶棒。我真沒想到，對于一個過去文章“一篇也發(fā)表不了”的“文學青年”，王蒙先生潑起污水來竟如此不擇手法。捏造、歪曲、誣陷、構(gòu)陷、影射，以及手法低劣的人身攻擊，以及變相的“告密”，全來了。曾幾何時，當某些人對王蒙先生的《堅硬的稀粥》進行用心險惡的構(gòu)陷時，我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同許多人一樣為此而憤怒。而現(xiàn)在，當時別人用于他的那一套，王蒙先生又都用來對付一個“文學青年”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真不知該讓人說什么才好。

　　 我1986年跳槽到中文系當文學專業(yè)研究生后，就覺得，一個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應(yīng)該盡可能地說點真話，盡可能說出心中真實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邊”實在無聊。1987年到現(xiàn)在，我發(fā)表的百余篇習作（確實只不過是習作）中，有“罵”，也有贊，即使對同一個作家，也兩者都有。例如，我推崇過張煒的《古船》，而對其《九月寓言》表示過不滿；我肯定過張承志近年的散文也對其《金牧場》發(fā)表過異議；我喜歡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但又認為過分的“汪曾祺熱”有害；我贊賞過余華前期的小說而對近期的《活著》一類作品表示了厭惡，我佩服王曉明對張賢亮、高曉聲等作家的評析，又對他的魯迅研究發(fā)表過不同意見……至于《過于聰明……》以及近期的一些短文，我自己并未特別看重，但居然有了這樣的“影響”，我沒有理由不為此“慶幸”。借用王朔先生的話說，寫作么，不就是為了出名嗎？索性學一回王朔，庶幾能得到某種曲意的蔽護。“王朔不是理論家”，我也不是；王朔是“大腕作家”，而我只不過是一個“文學青年”；王朔罵人罵得比我刻毒，甚至說“知識分子”是“靈魂的扒手”，而我罵得遠不如他。對王朔寬容者，主張對王朔的話不較真者，理應(yīng)對我更持此種態(tài)度。不然，便太令人費解了。

　　 《過于聰明……》這篇數(shù)千字的其實并不怎樣足道的文章，寫于1994年4月，先寄一家文論報紙，編輯很喜歡，來信說寫出了他心中同樣的感受。但其時恰逢春末夏初，文章暫不能發(fā)表，而不久，報紙決定�？ê笤谕？肽旰笥謴�(fù)刊），我于是把文章寄《文藝爭鳴》。寄出后一直無音訊，我也懶得催問，甚至把此事都忘記了。文章發(fā)表后，我一直未讀到，迄今也未見到樣刊。文章中一些具體論述都記不清了。現(xiàn)在在鄉(xiāng)間，不可能找到這本刊物，所以這里只能就文章主旨再做些說明。

　　 在幾次與朋友談天時，我說，中國作家也許在怎樣立身處世上用的心力太多了，在怎樣做人上智慧太發(fā)達了，而對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可能是一種心理障礙。朋友表示贊同，并鼓勵我把這種想法寫出來，我于是寫出來了。因此，這篇文章是從創(chuàng)作心理學的角度來談?wù)搯栴}的，其主旨，并不是從倫理學的立場來評價作家，甚至也不是在談?wù)撐幕烁駟栴}，而是在談?wù)撝袊骷业囊环N創(chuàng)作心理缺陷。我以為，形而下的做人的聰明，形而下的生存技巧，形而下的全身之術(shù)，過于發(fā)達后，形而上的哲理探尋，形而上的藝術(shù)情思，形而上的文學感覺，必然會受到阻礙。前者，如果是冰，后者便是炭，冰炭原不可同器。但不得已而同器后，冰過于多，則必然要使炭焰受到壓制。生存之道意義上的聰明，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種心理障礙，當然通常并非是有意識的，自覺的，而近乎一種下意識，一種“本能”。當作家的這種下意識，這種“本能”，大于他的藝術(shù)直覺，大于他的“文學本能”時，當作家做人的聰明大于他做人的天真時，他的創(chuàng)作當然會受到不利的影響。某種意義上，沒有天真便沒有藝術(shù)。杜甫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晴蜓款款飛”的詩句，宋儒卻說“道此閑言語做甚！”這是因為理學把他的欣賞藝術(shù)所必需的一點天真都泯滅了。同樣，立身處世上的聰明過大，當然也會把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的天真擠小。中國有俗語云“糊涂油蒙了心”。糊涂油蒙了心，便喪失立身處世上的聰明。相反，“聰明油”蒙了心，便喪失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天真。藝術(shù)創(chuàng)作某種意義上正是一種愚笨的事業(yè)。為什么西方有許多大作家大藝術(shù)家，在立身處世上都像個孩子？為什么中國古代有不少人都是在人生失意，不求進取，對做人不再有那么多的顧忌時，才寫出好作品？一部分道理也正在這里。而所謂“詩窮而后工”，所謂“文章憎命達”，某種意義上道理也正在這里。

　　 所以我這篇文章，本意只是在陳述一種創(chuàng)作心理上的事實，并不是從倫理道德的意義上指責作家不夠“壯烈”，并不像王蒙先生說的那樣“罵”作家沒有在“文革”中“壯烈犧牲”。創(chuàng)作心理障礙與文化人格上的缺陷，雖然有聯(lián)系，但畢竟屬于不同的問題。偷換概念，七繞八繞，把你繞進他的伏擊圈，真是王蒙先生的拿手好戲。

　　 過于聰明，有個體的原因，也有文化的根源。中國是一個做人之道過于發(fā)達的地方。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中國文化是早熟文化，而特征便是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義上的生存智慧極早地便很發(fā)達。這種文化特性，給中國學術(shù)帶來某種嚴重缺陷。與西方學術(shù)的“靜心求知，絕不急于功利”相比，中國則幾乎無“學”。中國“學不能獨立于術(shù)之外而自行發(fā)展”�！爸袊鴰浊陙韺W術(shù)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shù)而非學，最為大病。其結(jié)果學固然不會有，術(shù)亦同樣不會發(fā)達，恰落于‘不學無術(shù)’那句老話。”梁先生說，“中國人不能離用而求知”，“不能離術(shù)而有學”。中國在學術(shù)的方向方法上的這種特性，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我在《過于聰明……》一文中所談?wù)摰脑谖膶W創(chuàng)作的方向方法上的特性。而二者都根源于文化的早熟，都根源于形而下的做人之道，形而下的生存智慧的過于發(fā)達（指出這種特性，并非意味著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為防止歪曲和構(gòu)陷，特此說明。）

　　 其實，做人太聰明有礙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觀點，前人也提出過。明代的李贄力倡“童心說”，指出文學創(chuàng)作要有童心，要有赤子之心，要有真性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wù)搯栴}的。

　　 在《過于聰明……》一文中，我順手引用了幾條材料。這里再順手引用一條�；丶业慕喩希x到了王蒙先生發(fā)表于《讀書》1994年第12期上的《名士風流之后》一文。文中，關(guān)于嵇康，有這樣的話：“山濤向朝廷推薦嵇康代已為官，看不出有什么惡劣的用心，辭謝是可以的，寫‘公開信’與之絕交，就有點不合分寸。”在做人之道的意義上，這的確表現(xiàn)了嵇康的“性格弱點”，表現(xiàn)了立身處世上的“不聰明”。但也正是這種“性格弱點”，這種“不聰明”，成就了嵇康一種堪稱偉大的人格，使得中國文學史上有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倘若嵇康做人世故一點，聰明一點，懂得一點“分寸”，中國文學史上不是便少了一篇名作么？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史上，如果沒有一群嵇康這樣的人，不是便如頭頂上沒有星辰么？要真正做到嵇康這樣，當然不易。但要對這種人格表示敬仰，總還可以，后人對這種人格“雖不能至”，但總應(yīng)該“心向往之”的。嵇康是魯迅所喜愛者。魯迅在思想、性格、文風上都頗受嵇康影響，也曾在二十年間十次校勘《嵇康集》。后人妄自“糞土”嵇康，也正用得著“不廢江河萬古流”這句詩。

　　 《過于聰明……》一文發(fā)表后，據(jù)說有位先生在批駁文章中說：這是不是某某派在以這種面目出現(xiàn)？我只得苦笑。這某某派也真可悲，想不到如今成為另一類人的保護傘，擋箭牌。遇到批判，指責時，便把批判指責者“打”成某某派，而只要對手是某某派，也就意味著自己的正確。也正由于這種原因，近些年，文學界、文化界在許多問題上呈頗為曖昧的狀態(tài)，為避幫派嫌疑，許多人有話不敢說，不愿說。這種局面實在應(yīng)該結(jié)束了。

　　 寫到這里，無端地想起《聊齋志異》中的一則“盜戶”故事。雖然不很對景，但殊堪玩味。好在不長，抄在這里，作為結(jié)束：

　　 順治間，騰、嶧之區(qū)，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后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fù)叛也。后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zhèn)�，反�?fù)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shù)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nèi)大呼曰：“我盜戶也！”聞?wù)邿o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奸；逾墻行淫者，每不自認奸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shè)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