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對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存量效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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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對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存量效應(下)
2011-11-16 | 訪問次數: | 編輯:rky | 【】
2011-11-16
。ㄈ┳兞窟x取和數據來源
根據數理模型的設計,以收入基尼系數為被解釋變量,其他因素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具體的指標為:(1)收入基尼系數(G)。本文結合張嬋娜(2008)的總結和筆者的測算來生成中國歷年的收入基尼系數。(2)教育基尼系數(GJY)。本文參考姚繼軍(2009)的測算結果,借鑒洪興建(2008)離散型數據的收入基尼系數測算方法進行具體測算。(3)衛(wèi)生基尼系數(GWS)。本文選用人均床位數指標來間接表征居民衛(wèi)生狀況,根據人均床位數分布描繪出中國居民衛(wèi)生人力資本洛倫茲曲線,進而計算出衛(wèi)生人力資本基尼系數。(4)人均人力資本存量(H)。這里的人力資本存量包括教育投資、衛(wèi)生投資、培訓投資、遷移投資和科研5種形式共同形成的人力資本積累。本文根據相關數據進行了測算(焦斌龍、焦志明,2010)。(5)勞動所得在總收入中的比重(W)。本文用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來表征勞動所得占總收入的比重,根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歷年工資總額和GDP數據計算所得。(6)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M)。本文用該指標來表征經濟市場化程度,根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歷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和總職工人數的數據計算所得。
由于不同數據的殘缺,選取1983-2007年作為全部指標的年限(見表1)。本研究的計量模型選用其對數值來進行,具體為:。其中,ε為隨機誤差項。
三、人力資本存量與居民收入差距:模型回歸及檢驗
。ㄒ唬┤肆Y本存量與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相關關系考察
首先單純考察人力資本存量和基尼系數兩者之間的關系(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人力資本存量與收入基尼系數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向關系,但二者并不是直線關系,而是呈現出二次曲線的形式。為此簡單地做了基尼系數與人均人力資本存量之間的回歸,結果支持二次曲線形式的判斷。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來看,中國的確存在人力資本存量與收入基尼系數之間的倒U形曲線關系。當人均人力資本存量達到2875.816元時,收入基尼系數達到頂點,之后隨著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而降低。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人力資本存量一直低于該標準,僅2007年達到這一水平,因此,判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處于該倒U形曲線的左側。然而,這種簡單的相關分析僅能看出二者關系基本變化趨勢,不能進一步考察具體的相關程度,因此需要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
。ǘ⿺祿椒(wěn)性檢驗
由于模型使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虛假回歸需要對各變量進行數據平穩(wěn)性檢驗。從圖2可以看出,6個變量呈現出明顯的變化趨勢,不具有平穩(wěn)性;經過一階差分之后表現出了平穩(wěn)性特征。同時為進一步求證數據平穩(wěn)性特征,對模型中涉及的6個變量進行了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到,變量LnG、InGJY、lnGWS、LnH、LnW、LnM在1%和5%顯著水平上均表現為非平穩(wěn)。一階差分之后,D(LnG)、D(LnGJY)、D(LnGWS)、D(LnM)在1%顯著水平上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現出平穩(wěn)性;D(LnH)、D(LnW)沒有通過1%顯著水平的單位根檢驗,但在5%顯著水平上也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現出平穩(wěn)性。因此可以確定6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
(三)模型回歸
根據上述數據,對模型做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下:
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程度和D.W.值通過了檢驗。但教育基尼系數對數(LnGJY)、衛(wèi)生基尼系數對數(LnGWS)、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對數(LnW)、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對數(LnM)未通過t檢驗;并且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對數(LnM)的系數符號錯誤,按照前文的分析,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應與收入基尼系數呈現負相關關系,該比重越高反映市場化程度越低,收入分配應該相對更加均等,但回歸卻顯示該系數為正;同時教育基尼系數對數(LnGJY)、衛(wèi)生基尼系數對數(LnGWS)的系數符號和系數值也存在著值得推敲之處,按照散點圖中國教育基尼系數、衛(wèi)生基尼系數與收入基尼系數呈現出明顯的反向運動關系,除非二者對收入基尼系數影響不顯著,否則應該呈現負相關。由此可以推斷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基于擬合殘差平方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一條重要的要求就是自變量必須相互獨立。若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那么會使普通最小二乘的方差增大、t統(tǒng)計量值被低估、模型缺乏穩(wěn)定性、預測結果不可信。
為此這里使用方差膨脹因子(VIF)來檢測模型的多重共線性,結果為:。
經驗表明,當方差膨脹因子VIF≥10時,存在多重共線性,而本文模型中方差膨脹因子為30.88931,也就是說回歸所得的方差為線性無關時的30.88931倍。
針對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引入一種有偏估計方法嶺回歸來進行模型的估計,其求解的基本方程組為:
所確定的估計量為線性回歸模型的嶺回歸估計,I是單位矩陣。與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的正規(guī)方程組比較,可以發(fā)現嶺回歸在中加入了對角元素,所加入的對角常數λ即為嶺系數,其是待定常數。由于嶺回歸是根據OLS的標準化公式對矩陣進行變形而來,若取λ=0,即有,回到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時的狀態(tài)。此外,可見嶺回歸是線性估計,同時,可見其還是有偏估計量。
運用嶺回歸的方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從圖3的嶺跡圖中可以看出,當λ≥0.4時5條嶺跡曲線均趨于平穩(wěn),故選擇λ=0.4時的嶺回歸結果來建立嶺回歸方程:
同時得到嶺回歸估計的殘差平方和:0.1。說明模型的嶺回歸估計結果是比較成功的。
四、結論
通過上面的實證分析可以發(fā)現,中國人力資本對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存量效應。具體來說有以下結論。
第一,目前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差距擴張效應大于平等化效應。實證研究表明,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人均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基尼系數的彈性為0.0747.盡管這個彈性比較小,但仍然說明中國目前正處于擴張效應大于平等化效應階段。這一結論與中國的發(fā)展實踐也是契合的。1987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進入0.3,直至2000年中國收入基尼系數才超過0.4,2000年之后,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就接近了0.5.而這幾年恰恰是中國經濟發(fā)展速度最快的時期,中國國力的增強、高等教育擴招、基礎教育大力發(fā)展、衛(wèi)生醫(yī)療制度改革全面推進、國家對科技投入量大幅增加等,帶動了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增加。2000年人均人力資本存量1511.16元,2007年增長至3178.52元。2000年之前就獲得人力資本的居民,收入快速提高;2000年之后獲得人力資本的居民收入也不斷增加;沒有獲得人力資本的居民則收入增長較慢,擴張效應非常顯著。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居民獲得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不平等開始下降。2000年之后,教育基尼系數下降到0.3之下,衛(wèi)生基尼系數下降到0.13之下,并持續(xù)下降至0.10.這種平等化優(yōu)化了人力資本在不同居民中的分布,人力資本存量對居民收入的平等化效應開始發(fā)揮作用。但整體而言,擴張效應大于平等化效應。
第二,中國目前處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但已接近頂點。中國目前隨著人力資本存量增加,居民收入差距還在拉大,但計量結果顯示,這個彈性系數只有0.0747.這就說明中國已經接近倒U形曲線的頂點。另一方面,前面的測算指出中國倒U形曲線頂點的人均人力資本存量為2875.816元,中國已經接近了這個水平。盡管這個測算是粗略的,不能以此為標準,但據此得出中國接近頂點這個結論還是可信的,因為它與中國發(fā)展階段是對應的。從發(fā)展階段來看,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3000美元,處于工業(yè)化中期向中后期過渡階段。這一階段,經濟發(fā)展越來越依賴人力資本。但目前物質資本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這是長期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經濟發(fā)展將更多的依賴人力資本。經濟發(fā)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增加,但供給還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對收入差距的縮減效應還沒有發(fā)揮作用;相反,人力資本增加帶來了居民收入的增加,拉大了人力資本擁有者與非人力資本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第三,人力資本制度是影響存量效應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是收入差距形成的基礎性因素,但從人力資本轉化為現實收入要受到經濟環(huán)境的影響和限制,人力資本存量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存量效應受相關制度的影響。本文主要考察了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分別用國有企業(yè)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和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來衡量制度的變化。模型回歸結果顯示,這兩個指標對收入基尼系數的影響非常顯著,彈性分別達到-0.243和-0.259.也就是說,國有企業(yè)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比重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導致收入基尼系數降低0.243個百分點,工資總額占GDP比重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導致收入基尼系數降低0.259個百分點。這說明制度對人力資本存量效應的重大影響。同樣水平的人力資本存量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同,在公有制企業(yè)中,職工收入相對差距不大,所以國有企業(yè)職工比重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在非公有制企業(yè)中,職工收入差距較大,往往會進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彈性達到0.243,說明隨著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性調整,國有企業(yè)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后,非公有制企業(yè)得到大力發(fā)展,且非公有制企業(yè)的職工收入差距拉得很大。同樣,在不同的分配制度下,人力資本的存量效應差異也較大,實證研究顯示,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對居民收入差距的彈性為負值,說明中國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是初次分配制度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這是中國實行的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原則的表現。彈性達到0.259,說明初次分配對職工收入差距拉得過大了。從具體數據看,1990年中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為15.8%,之后持續(xù)下降,2006年降到10.9%,16年下降了近5個百分點。這再次說明了中國初次分配制度存在著嚴重問題,它是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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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嬋娜(2008):《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評價綜述》,《當代經濟》,第9期。
作者: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焦斌龍來源:《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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