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提升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保障了中央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但由于歷史原因,營業(yè)稅和增值稅在我國并行征收了許多年,商品流通領域不能做到“一稅貫通”,極大地影響稅收中性的發(fā)揮,營業(yè)稅改征增值稅成為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必經(jīng)之路。按照國務院部署,2012年1月1日起,“營改增”在上海交通運輸業(yè)和部分現(xiàn)代服務業(yè)試點,拉開了這項重大稅制改革的大幕。西安市從2013年8月1日起首先在交通運輸業(yè)（不包含鐵路運輸）和7項現(xiàn)代服務業(yè)中推開“營改增”擴圍試點,2014年1月1日將鐵路運輸業(yè)和郵政業(yè)納入試點,2014年6月1日將電信業(yè)納入試點。從2016年5月1日起,將生活服務業(yè)、金融業(yè)、建筑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等其余行業(yè)全部納入改革范圍。隨著“營改增”的全面推開,營業(yè)稅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實現(xiàn)了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本文主要探討全面推開“營改增”后對西安市地方財政的影響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以“營改增”為時間軸,依據(jù)稅負測算公式,測算此項改革對各行業(yè)稅負水平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實際影響,評估“營改增”是否實現(xiàn)結構性減稅目標,并發(fā)現(xiàn)運行中的問題。首先,本文介紹了“營改增”對地方財政影響的相關理論。在... 

【文章來源】：西北大學陜西省 211工程院校

【文章頁數(shù)】：59 頁

【學位級別】：碩士

【部分圖文】：

“營改增”的地方財政減收效應結構圖

量專項資金要求市縣財政提供的配套資金。此外，2017 年初，陜西省還將西咸交由西安市整體代管，并要求在財政保障上西咸新區(qū)與西安市實行同城同待遇，一步導致了西安市的支出規(guī)模增長。受以上因素影響，西安市的財政缺口逐年擴大財政缺口率看，中間略有波動，但“營改增”后突然上升，2017 年缺口率為歷高。第二，從缺口依存度看，事權與收入難以匹配。2011～2017 年，西安市財政依存度呈現(xiàn) U 字型結構，先由 2011 年的 35.6%下降到 2014 年的 28.8%，“營改增上升明顯，到 2017 年達 37.4%，對上級補助的依賴性為歷年最高。這是由于目西省與各地市事權與支出的劃分是 1994 年分稅制體制改革時確立的，隨著政府轉變和機構改革進程的推進，各級政府的事權都發(fā)生了較大變化，上下級政府間和支出責任界定已經(jīng)不甚明晰，雙方共同管理的事項較多。在“營改增”減收的，上下級政府事權與收入難以匹配，收支矛盾尖銳，而且原本應由省上負責的事劃地方后，不得不依靠上級補助才能完成，上級財政“托底”風險隨之加大。

非稅收入規(guī)模增長了 4.7 倍，遠高于稅收增速，稅收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逐降，到 2016 年年底僅有 57.8%，到 2017 年才略回升到 68.6%。這種異常現(xiàn)象，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減稅清費大政策明顯不符。陜西省目標責任考核制度施以來，財政收入增長指標一直是省對各市（區(qū)）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在“營”導致的財力缺口和地方政府目標責任考核壓力下，地方政府為完成逐年遞增的任務或爭取名次，一方面部分地區(qū)稅務機關不得不采取跨月、跨季度征收或調整繳辦法提前征收，該退稅的不退或緩退，或者運動式清理欠稅、補稅，要求納稅前先繳或多繳稅，人為手段不開增值稅發(fā)票或增加開票手續(xù)等辦法，最大程度的頭稅，爭取地方既得利益。有數(shù)據(jù)顯示，作為全面推進“營改增”過渡期的 20 5 月份，全國入庫營業(yè)稅 2127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 76%[1]，而西安市 5 月份入營業(yè)稅增速達 112.4%，遠高于全國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支配的稅收有限得不尋求監(jiān)管力度更小、自主權限更大、預算約束更軟的非稅收入來擴充收入規(guī)模分地區(qū)的非稅收入增速明顯加快。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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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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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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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明市“營改增”對地方稅收影響研究[D]. 劉杰彪.云南財經(jīng)大學 2015
[4]“營改增”背景下地方財政收入重構研究[D]. 袁源.江西財經(jīng)大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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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安市財政體制改革創(chuàng)新研究[D]. 杜娟.西北大學 2013
[8]稅收中性原則在我國稅法中的實踐[D]. 田寧.西北大學 2008



本文編號：324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