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鄉(xiāng)村教師，現(xiàn)已退休，理論水平不高，談不出什么建設性意見來，但我對職稱評審有過親身的經(jīng)歷。把這個經(jīng)歷寫出來，或者也能代表一種意見。
    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祖國教育事業(yè)飛速發(fā)展，給予了我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機會。1958年，我簡師畢業(yè)當了教師。那年，我18歲。1988年評審職稱時，我48歲，已從教30年。其中，前10年教小學高年級的語文、數(shù)學，后20年教初中的語文、政治�？梢院敛恢t虛地說，我把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教育事業(yè)。
    可是很遺憾，，評審職稱時，我連個中級職稱都沒評上。
    當年，我是學校的教學骨干。我所教的課歷次考試成績都不錯。學校領導每年讓我教初三畢業(yè)班。評審職稱時，聯(lián)校領導(聯(lián)校長陳富生)把我排在中教一級的第一名。可是，當審批名單下來的時候，我傻眼了。中教一級的名單里沒有我，我是中教二級。一位有中師學歷的同事，出人意料地被評上了中教一級。這位同事教不了主課，一直教副課。他的課時，常常被主課老師“侵占”。他圖清閑，樂得自在，也很少走進課堂。申報名單里沒有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沒有被評上的希望。等評審結(jié)果出來，他喜出望外地說，受苦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受苦。這真是千古不變的理兒啊。
    我像個受騙的孩子，滿腹不平和委屈，心里堵上了棉花一樣難受。但一個七尺男兒，怎能為一個職稱長吁短嘆呢?我拿起阿Q的法寶，安慰起自己來。
    我只上過六年小學，兩年簡師，不過是個初中二年級的文化水平。教初中已是抬舉我了，又何談一級二級?這樣一想，也算給自己一個臺階下，心里便坦然多了。
    于是一切照舊，寫教案、上課、批改作業(yè)，像過去的30年一樣。語文、政治是中考科目。為了減輕學生的復習負擔，我除了要講授新課，還得反復翻閱三年的課本，盡量地縮小范圍，把考試重點找準確。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農(nóng)民的孩子出路不多，念書算是最好的一種。我是農(nóng)民的孩子，也愛這些農(nóng)民的孩子。為了他們的美好前程，我忘掉了個人的榮辱得失。

   豈料，我在學校的處境越來越不妙。評上中級職稱的同事們，課余時間在一起有說有笑，優(yōu)越感、幸福感十足。我被冷落一旁。友好被同情和憐憫所代替，周圍的目光變得復雜起來。我感到了無形的壓力，情緒不由得低落。這并不是我的夸張，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對此應深有體會。
    雖然在人前，我還是裝作無所謂的。但我開始躲避我的同事們，以免遭受他們那種目光。接著來了一位聯(lián)校校長，屬于思想活躍、年輕有為的一類。他新人新思想，上任三把火，親自為中心校篩選初三畢業(yè)班的老師。這位聯(lián)校長了解到我的學歷和職稱，認為我教初三的語文、政治不甚穩(wěn)妥，教小學甚至也有些問題，便說我年紀大了，分配我代了體育課。我像被人從講臺上扔了下來，失落和悲憤充斥著我的內(nèi)心。但我也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體育就體育，教好體育照樣不錯。農(nóng)村學校的體育課，不過是學生到操場玩上一堂課。除了滿地的碎石子，操場上沒有一件體育設施。學生們追逐嬉戲，砸個沙包，跳個繩子，便是體育課。已過知天命的我，帶著孩子們在操場上蹦蹦跳跳。我在朔縣師范學過一些體育常識，便利用三分之一的時間給孩子們講一講，比如如何跳高，如何跳遠，如何扔鉛球，如何扔鐵餅，籃球怎么打等等。對孩子們來說，這不過是畫餅充饑，他們卻聽得十分入迷、專注。我的體育課其他老師不能隨便侵占，這是我的原則。這大約也引起了某些老師和領導的不快。
    1993年下半學期開學，學校通知我到8里外的車道口小學任教。對我來說，這已算不得什么。車道口學校的校長是我的老相識，非常歡迎我，又叫我代主課，四年級的語文、數(shù)學，但我已經(jīng)心灰意冷。教主課，怕耽誤了孩子們。這位老兄軟纏硬磨，我最終又同意了。第二年(1994年)，開學的前兩天，新上任的中心校長姜福到了我家，請我代初三班的語文，并說，聯(lián)校長也同意了。我那時已申請了提前退休，就如實對姜福說了。并告訴他另請高明吧。他一聽急了，說了一大堆“幫忙”“面子”之類的話。剛剛結(jié)束的中考，中心校一百多個畢業(yè)生，只走了一個中專，可謂慘不忍睹。
    話說到這里，又是多年的交情，我不好再推辭，就又回到中心校教初三的語文。
    1995年3月，教育局批準我提前退休。我還是把這一屆畢業(yè)班代完。7月，學生們參加了中考后，我離開了學校。退休時，我是中教二級。
    以上便是我在職稱評審制前后的不同遭遇。評審前我是一位好老師。評審之后，我因為職稱受到歧視和排擠，荒廢了后面寶貴的10年。下面我談點對職稱制的看法。
    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我認為不宜評審職稱，或者不能唯職稱論。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們做的都是基礎工作，難度和工作量大體一樣，都很辛苦，用職稱來區(qū)分有失公允。二是，利益驅(qū)動，職稱銅臭味太重，花錢買職稱時有發(fā)生。三是，職稱評審的唯文憑化，嚴重挫傷部分優(yōu)秀老師的積極性(文憑不能完全代表水平，這話大概不是很錯)。而且，職稱決定收入，部分老師失去了平常心。
    據(jù)我了解，農(nóng)村學校里，有職稱的不求進取，但終生受益；沒職稱的灰心喪氣，情緒低落，得過且過。有人引用木匠做風箱的行話來形容：一兩酒，一兩風；二兩酒，二兩風。
    有些農(nóng)村的學校，在校學生越來越少。農(nóng)民本來收入不高，但為了孩子的前途，舍近求遠，把子女紛紛送到私立學校。如我從教多年的中心校，以前在校學生八百余名。其中小學五百名，初中三百多名。現(xiàn)在該校學生不足百名。小學七十余名，初中十八名，初三已空無一人。這種可悲的狀況與學校的管理和老師的工作態(tài)度是有直接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