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全文】【法寶引證碼】 CLI.A.1137715     　　20世紀合同沖突法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發(fā)展令人困惑：一方面，這一古老的原則依然生機盎然，在深度和廣度上不斷拓展；另一方面，私法自治在涉外合同領域不斷遭遇挑戰(zhàn)，國家基于某些考慮，加強了對法律選擇的干預，對當事人的選法自由附加了種種限制。這兩種看似相逆的趨勢在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上表現尤為明顯。本文擬以點帶面地研究合同沖突法的這一變遷，著力開掘其深層發(fā)生機制。
　　一、涉外消費者合同法律適用的價值取向分析
　　涉外消費者合同是消費者和經營者訂立的含有涉外因素的、主要供個人或家庭消費所需的貨物或服務買賣合同或者為上述目的提供信貸的合同。鑒于消費者的弱勢地位，沖突法在這一領域具有特殊的價值取向—通過對弱者利益的保護實現實質正義，即在沖突法允許的框架內以對消費者較為有利的實體結果為目標來指引法律選擇的過程。這一令人關注的現象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解釋：
　�。ㄒ唬⿲οM者的弱勢地位給予特別關注成為各國的立法政策
　　傳統(tǒng)的私法理論奠基于這樣兩個事實判斷：在市場中從事交易的法律關系主體具有平等性和互換性。所謂的“平等性”是指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具有大致平等的談判議價能力；而互換性是指法律關系主體“在市場交易中，在民事活動中頻繁地互換其位置，在這個交易中作為出賣人與相對人發(fā)生交換關系，在另一個交易中則作為買受人與相對人建立交換關系”。[1]這樣，即便是法律關系主體間在談判議價能力上事實存在著的些許差別，也可因為他們在交易中不斷地互換角色而抵消。這兩個判斷對19世紀末期之前的市場交易雙方（消費者和經營者）大體上是適用的。
　　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經營者大多以大公司、大企業(yè)的面目出現，有的甚至獨家或聯手壟斷了某個行業(yè)，造成不完全競爭。而且，“現代科技的發(fā)展使消費者對其消費的物質資料越來越感到陌生，面對結構、功能、成分復雜的各類商品，消費者猶如雙目失明的人在危機四伏的迷宮中摸索一樣，隨時都可能因飛來的橫禍而受到傷害”，[2]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在信息的來源上受制于經營者。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展和產銷多層次化，跨國消費日漸頻繁，而法律、語言、文化等因素的差異更是加劇了這種信息的不適當分布。與實力超強的經營者相比，消費者明顯處于下風，經營者往往利用事先擬訂好的格式條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責任最小化。在涉外消費者合同中，經營者還可以利用國際私法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單方面選擇對已較為有利的法律。由于消費者所處的弱者地位，對這類條款只能“要么接受，要么走開（Take it or leave it)”。由此，消費者合同“幾乎沒有一般契約訂立的談判過程，消費者基本上處于無選擇權的地位”，[3]通常只能聽命于主導者既定的游戲規(guī)則。同時，社會分工和城市化的發(fā)展造成了人對商品的過度依賴，消費者和經營者的身份相對較為固定，社會日益分裂成消費者和經營者這兩大對立而又相互依賴的群體。至此，傳統(tǒng)私法預設的市場交易主體所具有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已基本成為虛假的命題。
　　為了與處于強勢地位的壟斷經營集團相抗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許多國家發(fā)生了“消費者運動”，各種各樣的消費者組織、刊物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其目的在于通過對零散的消費者的組織以增加消費者整體上的談判議價能力。消費者運動的勃興引起了各國立法者和法學研究者的注意�！叭绻f最初消費者還沒有形成集團或者集團意識不強，消費者對國家施加的壓力還不大，因而國家只是采取個別的行政或司法措施來解決消費者權益受損事件的話，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壟斷階段，保護弱者和消費者已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的時候，國家便開始采用法律手段維護消費者的利益�！盵4]而在另一方面，有經濟學家認為：在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中，消費者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方。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生產者必須實現消費者滿意度的最大化才能實現自身利潤的最大化，也就是要爭取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在此過程中，資源實現了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最優(yōu)配置。這就是被許多國家政府奉為圭桌的“消費者主權”理論�！耙韵M者主權為出發(fā)點的宏觀消費政策必然把消費者保護問題置于重要地位，把消費者保護作為宏觀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盵5]這種作為國家宏觀政策的消費者保護反映在立法中便成為立法政策，它是有關法律積極追求的實體目標和重要價值取向。
　　由于上述實踐和理論的雙重推動，，消費者保護成為各國普遍采納的立法政策，“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的狀況如何，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文明發(fā)展程度和法制建設完善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6]
　�。ǘ_突法在價值取向上從沖突正義向實質正義的傾斜
　　自國際私法肇端以來，無論是法官還是學者都致力于尋找最適合于調整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國家（或法域）的法律。盡管他們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路徑主要是通過案件與一定的地理空間的聯系來發(fā)現最適合于調整案件的準據法。判斷某一法律是否適于適用的標準是其制定國（或法域）在空間上對于案件是否適當，至于其內容如何、判決結果是否公正等不屬于國際私法關注的范圍。由此，凡是根據硬性法律選擇規(guī)則確定的準據法在空間上被認為是適當的，其判決結果被認為是符合“正義”標準的。學界將這種正義稱之為“沖突正義”。[7]沖突正義追求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判決結果的一致性，[8]這在合同領域被認為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因為當事人只有事先可以預測到規(guī)則適用的結果，才能理性地安排自己的交易活動。也就是說，合同沖突法要盡量保護當事人的正當期望的利益，無論該當事人是經營者還是消費者。在此背景下，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一如其他合同，其準據法是根據客觀的場所標志決定的，案件結果的可預測性被認為是法律選擇過程的首要目標，而對于合同雙方事實上存在的議價協商能力上的差距及由此導致的利益失衡，沖突法無能為力。
　　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二戰(zhàn)”以后，社會變遷促使人們反思傳統(tǒng)沖突法理論基礎的正當性，它對案件結果的漠然成為批判的焦點。作為批判和反思的結果，實質正義成為影響法律選擇的重要因素。人們津津樂道于沖突法對案件實體結果的作用，認為“涉外案件與純國內案件并無實質上的差別，法官公正地處理案件的責任不能在其一遇到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時便不存在了”�！皣H私法不能只滿足于取得一種不同的、次等的正義，即所謂的沖突正義，而應努力達到實質或實體正義”。[9]與沖突正義不同，實質正義或實體正義是制度安排、權利義務分配本身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它關注法律適用對象的個別化和具體化特征，認為法律適用的過程并非是價值中立的，而法律適用的結果要符合特定的目的需求。[10]實質正義撇開空間上的聯系而著眼于準據法本身的內容對案件的適當性，主張法官在法律選擇過程中要進行利益衡量，致力于判決結果的社會妥當性�！爱斒氯艘馑甲灾巍焙汀白蠲芮新撓怠钡葟椥赃x法規(guī)則在合同沖突法中得以大量采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實質正義地位的提升，因為要進行利益衡量以達到判決結果的社會妥當性就必然產生對自由裁量權的需求，而彈性選法規(guī)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guī)則。除此之外，鑒于消費者合同的特殊性，沖突法在彈性選法規(guī)則之外還為其特別設置了其他保障機制，以確保法律適用的最終結果符合實質正義的標準（對此下文將有詳述）。博登海默曾斷言：“在沖突法領域中，有關公平和正義的一般考慮，在發(fā)展這一部門法的過程中起到了特別重大的作用�！盵11]涉外消費者合同沖突規(guī)則發(fā)展的過程就是對這一觀點的極好注解。
　　應當指出的是，沖突正義和實質正義并非水火不容。在國際私法發(fā)展的任何階段都不存在絕對的沖突正義或絕對的實質正義，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它們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對于涉外消費者合同而言，完全舍棄法律適用過程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而以實體結果的公正為法律選擇過程的惟一指針，必然使法律選擇處于無序狀態(tài)，進而危及沖突規(guī)范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它“存在的主要理由，就在于它能使交易或事件當事人的合理合法的期望得到實現”[12]。在這個意義上說，將國際私法的價值取向的發(fā)展概括成“從沖突正義（或‘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雖然大體上符合事實但也還是不夠精當的，[13]更為貼切的提法應是“沖突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平衡”。
　　二、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選擇模式分析
　�。ㄒ唬┫嚓P法律選擇模式
　　在實質正義的背景下，國家的消費者保護政策成為沖突立法不得不考慮的實體目標之一。20世紀70年代后頒布的國際私法典或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大多就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選擇問題作出特別規(guī)定，即便未作特別規(guī)定的國家也利用沖突規(guī)范的制度或彈性選法規(guī)則作出某種變通，從而形成了以下四類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適用模式。
　　1．傳統(tǒng)模式
　　傳統(tǒng)沖突法以沖突正義為主導，法律選擇規(guī)范以空間上的適當性為重，而對法律適用的結果不甚關注。但是，如果在案件處理結果嚴重違背實質正義，尤其是有損法院地國利益時，法官會求諸沖突法中的平衡機制，以避免不利結果的出現。例如，在瑞士國際私法頒行之前，瑞士法院就曾以一丹麥經營者擬就的格式合同中選擇丹麥法的條款違背瑞士的公共秩序為由，判決該條款在瑞士市場中不發(fā)生法律效力。[14]
　　在傳統(tǒng)沖突規(guī)范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若要在涉外消費者合同案件中實現保護弱方當事人消費者的立法政策，法官大多會借助識別、公共秩序保留、反致等制度排除外國準據法的適用，而代之以法院地法。其原因除了適用法院地法便于操作之外，還在于在涉及各國實質正義觀念的沖突時，法官一般認為本國的法律最能體現實質正義。
　　2．美國模式
　　美國并無統(tǒng)一的國際私法規(guī)則，鑒于美國法學會擬定的《美國沖突法重述（第二次）》（以下簡稱《》）在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影響，本文對美國模式的探討將集中于該《》。
　　《重述》中未將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在一般法律適用原則之外另行規(guī)定“特別的規(guī)則（ad hoc rules)”。它對合同實質效力的準據法的規(guī)定分為“總則”和“特種合同”兩個部分�？倓t部分規(guī)定合同適用當事人選擇的州的法律；當事人未選擇的，適用與該交易及當事人有最重要聯系的州的本地法。特種合同部分就與買賣合同、保險合同、服務合同和運送合同等有最重要聯系的法律作了推定�！吨厥觥冯m然未明確其保護消費者的意向，但其無論是在“總則”部分還是在“特種合同”部分均規(guī)定了例外條款（escape clause)，可以通過對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彈性解釋來實現相關立法政策�？傮w而言，《重述》中可以用來實現保護消費者的實體目標的機制有三：(1)當事人意思自治的例外條款，即如果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將違反某個在決定該問題上較被選擇州有明顯的更大利益的州的根本政策”，則不予適用。美國學者西格爾（Siegel）認為該例外條款有助于防止處于優(yōu)勢議價地位的當事人選擇對其有利的準據法，而規(guī)避本該適用的“具有明顯的更大利益的州”對弱方的保護。[15](2)最重要聯系條款�！吨厥觥分蟹磸椭赋�，在確定何為有最重要聯系的州的法律時，要依據第6條的原則。而在第6條所規(guī)定的七個原則中，第二、三、五個原則分別要求法官考慮到法院地、利害關系州以及特定法律領域內的相關政策，且這些原則無先后等級之分。是故，有學者認為法院據此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任何實體結果。[16]如果有關州或特定法律領域以此作為其基本立法政策，最重要聯系原則的彈性足以包容對作為弱方當事人的消費者的保護，(3)法律推定的例外。在“特種合同”部分中，《重述》對何為與特種合同有最重要聯系的法律作了推定，但同時指出，“在該特定問題上按照第6條規(guī)定的原則，某另一州與該交易及當事人有更重要聯系時除外�！边@里又回到上面第（2)種機制，將保護消費者的任務諉之于最重要聯系條款。
　　美國模式的精髓在于利用彈性的政策定向的選法規(guī)范實現對弱方當事人的保護�！吨厥觥穼嵸|正義置于非常顯要的地位，而將沖突正義作為對實質正義的補充，打上了鮮明的美國沖突法革命的烙印。
　　3．瑞士模式
　　正當美國的沖突法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歐洲大陸國家也悄然拉開了國際私法法典化的序幕。作為國際私法典的經典之作，《》在保持傳統(tǒng)沖突規(guī)范的確定性、判決結果的一致性等特點的基礎上，也吸收了美國沖突法革命所提倡的“政策定向”、“結果選擇”等易于體現實質正義的彈性選法方法。
　　總體看來，《》以規(guī)則為主、方法為輔，試圖在沖突正義的框架里實現實質正義。該法第120條規(guī)定，如果消費者合同與消費者習慣居所地國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則“不允許當事人自行選擇所適用的法律”，而應適用消費者習慣居所地國法。[17]該規(guī)定顯然是為了防止經營者利用格式合同中的法律選擇條款規(guī)避消費者習慣居所地國法中對消費者的保護性規(guī)定，立法意圖帶有很強的實質正義成分，但以消費者習慣居所地國法作為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準據法仍是基于空間上適當性的考慮，體現的是沖突正義，因為適用消費者習慣居所地國法的結果不一定更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4.《》模式
　　1980年締結、1991年生效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持寬容態(tài)度，允許當事人選擇與交易毫無關聯的法律。只是在第5條規(guī)定，當合同與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有較密切的聯系時，“雙方當事人作出的法律選擇不具有剝奪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給予他的保護的后果”�？怯跉W共體《1980年官方文告》的《朱麗安諾-拉加德報告》(Giuliano-Lagarde Report, OJ (282/1, 1980) )明確指出該條款的目的在于保護弱方當事人。[18]與瑞士模式不同，《》并沒有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而排除當事人選擇的準據法，代之以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法。學者凱伊（kaye）認為，只有當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法對其保護程度高于當事人在合同中所選擇的法律時，才能排除后者而強制適用前者。只要兩者不發(fā)生沖突，還可以利用“分割（pick and choose)”的方法，綜合適用這兩種法律，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對消費者的保護。[19]這意味著在適用羅馬公約第5條時，法官需比較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和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法的結果，從中選擇對消費者更為有利的準據法。其“政策定向”和“結果選擇”的選法路徑昭然若揭。當事人未作法律選擇的，如果合同與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有較密切的聯系，則依照公約第4條“特征性履行說”適用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法。
　　由上可見，《》模式不像瑞士模式那樣試圖在沖突正義的框架內實現實質正義，而是直接以實質正義為選法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它也比美國模式更加確定，便于法院操作，在理論上說也易于取得一致判決結果。正基于此，《》對歐盟以外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17條就采用了與《》基本相同的規(guī)定，波蘭、匈牙利等正準備加入歐盟的國家也在修改其國際私法，采行羅馬公約之規(guī)定。[20]
　�。ǘ⿲最惙蛇x擇模式的評析
　　如果我們以對實質正義為縱坐標、以對沖突正義為橫坐標，對上述四種模式進行定位，那么就可以清晰地看見它們各自的位置及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如前述，傳統(tǒng)模式以沖突正義為主導，僅在明顯有違實質正義時才以公共秩序保留、識別等制度對硬性選法規(guī)范的適用結果進行矯正，因此其對實質正義的關注遠不如對沖突正義的關注。相應地，它位于坐標軸的右下方。美國模式以實質正義為法律選擇的首要因素，注重對選法方法的運用，少于關注沖突正義。在此模式下，當事人事先難以預測將要適用的合同準據法，不利于其理性地規(guī)劃自己的行為。因此，美國模式處于坐標軸的左上方�！丁纺Ｊ胶腿鹗磕Ｊ教幱趥鹘y(tǒng)模式和美國模式之間，且兩者的位置較為接近。但兩相比照，《》模式更注重實質正義，它吸收了結果選擇的選法方法，在實體權利上給予了消費者實在的人文關懷；瑞士模式則偏重沖突正義，試圖通過沖突正義去實現實質正義，不以犧牲實體結果的公正為代價去保存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
　　從圖中可以看出，《》模式和瑞士模式較好地平衡了沖突正義和實質正義的關系，較好地照顧到了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社會妥當性，[21]個中原因在于：它們一方面客觀審視了以沖突正義為核心價值追求的傳統(tǒng)沖突法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另一方面又未全盤肯定鼓吹實質正義的選法新學說，而是兼收兩者的合理內核，提出了一些新的沖突規(guī)則。應該說，它們代表了未來涉外消費者合同沖突法的發(fā)展方向。
　　三、涉外消費者合同法律選擇規(guī)則的發(fā)展
　　按照國際上普遍的實踐，涉外合同的實質要件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準據法；當事人無選擇時，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并未超越該規(guī)則，只是根據涉外消費者合同的特點對其進行了相應的限制和變更。
　�。ㄒ唬⿲Ξ斒氯艘馑甲灾卧瓌t的限制
　　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保障和鼓勵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參與市場交易，尊重當事人在經濟行為中的自由選擇，因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相契合而成為時下確定涉外合同實質要件準據法的首選原則。就涉外消費者合同而言，許多經營者單方擬定了格式合同。由于這類合同缺乏談判協商的過程，經營者通常會據此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準據法或者規(guī)避本該適用的對自己不利的法律，而消費者由于語言、知識、能力等方面的欠缺，對這種法律選擇要么一無所知，要么無可奈何。這種現象背離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意，有悖于實質正義。因此，許多國家的國際私法和有關國際公約對涉外消費者合同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施加了種種限制條件[22]，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類：
　　1．選擇方式上的限制
　　幾乎所有國家都承認明示選擇，對默示選擇則存有分歧。依有關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對默示選擇主要有三種態(tài)度：第一，承認默示選擇，即在合同中不存在法律選擇條款時，由法院根據案件的情況推定當事人意欲適用于合同的準據法。如英國的判例法就認為，“如果合同當事人關于支配合同法律的意思表示沒有用言語表達出來，他們的意思表示應該從合同的條款、性質及案件的一般情況推斷出來，該推斷的意思表示即決定了合同的自體法”。[23]第二，不承認默示選擇。中國、土耳其、尼日利亞、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法律持此觀點�！断M者買賣法律適用公約（草案）》第6條第2款也規(guī)定，消費者合同中的法律選擇必須明確作出，并排除了默示選擇。草案作此規(guī)定，一方面意在消除由承認默示選擇所帶來的在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認為承認了默示選擇就意味著法官可以“越俎代庖”，行使當事人擁有的法律選擇自由。第三，有限度地承認默示選擇�！丁泛�1985年《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持此態(tài)度。前者第3條第1款規(guī)定，“法律選擇必須通過合同條款或具體情況相當明確地加以表示或表明”。后者第7條第1款規(guī)定，“當事人選擇法律的協議必須是明示的，或為合同條款或具體案情總的情況所明確表明”。如此，只有在當事人默示選擇的意思表示相當明確時，法官才可以從案情推斷其意欲適用于合同的準據法。
　　事實上，在英國、美國、德國、意大利和瑞典等承認默示選擇的國家里，法官們往往是根據合同中的管轄權選擇條款、仲裁條款或格式合同本身所屬的法律體系來推斷當事人的意思表示。[24]顯然，這樣的默示意思表示在消費者合同中通常只體現了提供格式合同的經營者的意志。因此，對默示選擇加以限制既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又可以減少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防止消費者因不了解法律選擇的意義而陷于被動。但應看到，在格式合同被廣泛采用的今天，選擇方式上的限制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是十分有限的。為了應對這種現象，瑞士的國際私法采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即當消費者、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和消費者合同三者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時，排除當事人作出的任何選擇而代之以適用消費者的慣常居所地國法，即使明示選擇亦然。
　　2．誠信原則的限制
　　誠實信用原則被尊為私法領域的“帝王條款”，它對法律選擇條款也有很大的規(guī)制作用。根據該原則，任何不誠實的、損人利己的選法條款都破壞了雙方當事人之間利益上的平衡，應歸于無效。該原則以不同方式在許多國家的國際私法中得到體現。
　　有的國家要求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必須與合同有某種聯系。如《重述》第187條規(guī)定，法律選擇條款有效的前提條件是被選擇州與當事人或交易有重要的聯系，或者當事人的選擇有其他合理的根據。葡萄牙、波蘭等國的國際私法也有類似的規(guī)定。將當事人的選擇法律的范圍限定在與合同有實質聯系的法域內，主要在于防止不合理的法律規(guī)避。就消費者合同來說，允許經營者無限制地選擇支配合同的準據法固然有利于其預見自己行為的后果，但經營者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律而規(guī)避本該適用的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從根本上剝奪消費者的正當利益。然而，在很多情形下當事人選擇與合同毫無聯系的準據法并非出于法律規(guī)避的目的，而是基于對該外國法合理性及其在國際交易中影響的考慮。有鑒于此，秉承私法自治的精神，放寬這種聯系上的限制已成了國際潮流，《》、《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國際私法即無聯系上的要求。
　　有些國家雖無聯系上的要求，但為了防止當事人借機規(guī)避法律，依據誠信原則派生出其他應對措施。例如，英國的法律要求當事人的選擇必須善意和合法、不能違反法院地的公共政策。這項規(guī)則由賴特法官在1939年的“維他食品公司訴烏納斯輪船公司”(Vita Food Products Int. v. Unus Shipping Co.）一案中創(chuàng)立。盡管該判例對“善意”和“合法”的定義語焉不詳，但大多數英國學者認為，以法律規(guī)避為目的的選擇是非善意和不合法的，包括規(guī)避可能使合同或其中的條款無效的法律和強制適用的法律等。[25]德國《交易共同條件法》規(guī)定，當事人的法律選擇必須代表有意義的、值得承認的利益。從字面意思上看，這種“利益”并不意味著合同與某一外國具有客觀聯系。惟一可以明確的是，這種“利益”要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不能與實質正義相違背，否則它就不是有意義的和值得承認的�！吨厥觥返�187條的評注（b)中也指出，如果合同一方當事人對法律選擇條款所作的同意是通過不適當的方式，諸如謊報、脅迫或過度的影響或錯誤獲得的，該條款無效。在附合合同中，這種導致“實質上不正義”的法律選擇必須予以排除。[26]即使它與合同有實質聯系，也是無效的。
　　3.有關國家強制規(guī)則的限制
　　“直接適用的規(guī)則”或者“強制規(guī)則”是指國家制定的、在效力上高于沖突規(guī)范的實體規(guī)范。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它無須沖突規(guī)范的援引即可直接適用。為了實現消費者保護的立法政策，戰(zhàn)后許多國家制定了大量的強制規(guī)則，加強了對涉外消費者合同中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在它們的效力范圍內，當事人選擇的準據法不得與之相違背，否則予以排除。例如，1977年英國制定的《公平合同條款法》第27條第2款規(guī)定：“盡管合同條款意在英國以外某國法律，本法仍有適用效力，如果（a)該合同條款在法院、仲裁機構或權威人士看來其目的完全或主要是使當事人能夠利用該條款逃避該法的適用；或（b)合同訂立時當事人一方是消費者且在英國有慣常居所，并且訂立合同所需的步驟是他親自或他人代表他在英國辦理�！钡聡摹督灰坠餐瑮l件法》、歐盟的有關消費者合同不公平條款的93/13號指令中也有類似的條款。
　　晚近頒布的國際私法典幾乎無一例外地承認了強制規(guī)則的優(yōu)先效力。當合同準據法是外國法時，如果該合同涉及內國強制規(guī)則，法官要考慮優(yōu)先適用內國的強制規(guī)則。但倘若案件涉及外國強制規(guī)則，法官應否考慮該國的強制規(guī)則呢？從立法實踐看，大多數國家只規(guī)定本國的強制規(guī)則必須予以適用，而沒有明確規(guī)定外國法中的強制規(guī)則的效力�！丁窞榱嗽鲞M成員國法院間的合作，對該問題作了較為明晰的規(guī)定。該公約第7條規(guī)定：“根據本公約適用某一國的法律時，如依其情況，與另一國有著密切的聯系，則該另一國的強制性規(guī)定，得認為有效�！钡丁愤�是賦予法院地國的強制規(guī)則優(yōu)先的地位，它在該條中進一步規(guī)定，不論法院地法是否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本公約并不限制適用法院地國的強制規(guī)則”。據此，法院不僅要考慮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國的強制規(guī)則，而且要考慮法院地國的強制規(guī)則。
　　以上是一般合同中強制規(guī)則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在涉外消費者合同中，各國在外國強制規(guī)則和本國強制規(guī)則的效力問題上取得了驚人的一致。奧地利、德國及其他明確規(guī)定了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的國家都認為在涉外消費者合同案件中應優(yōu)先考慮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的強制規(guī)則。之所以采用了消費者慣常居所地國這個連結點，主要因為它是消費者日常生活、交易以及所有社會關系的中心所在地，對保護消費者權益負有特殊的義務。再者，該連結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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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涉外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