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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正文

黃宇昕：儒家政治哲學論綱（8）

　　四、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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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西方文化最終奠定基礎的亞里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5頁，注①。亞里士多德還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頁）�？梢姡�“人的本性是動物”這一點是確定不移的。參見西塞羅：“在如此眾多的不同種類的生物中，，他（人）是唯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國家篇 法律篇》，第160頁）�？档乱舱J為，“人是動物”、“有理性的生物”（[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頁）。再如薩維尼《當代羅馬法體系Ⅰ》（朱虎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論法律關系的第52-54節(jié)中也多次反復使用“生物人”這個概念。由此可見，“人是理性動物”是西方人一貫的思路，也是西方文化的基點。]這句話揭出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⑴人的本質是動物，性本惡，這是西方文化的出發(fā)點；⑵人的特殊性在于（邏輯）理性。西方文化總體上是理性主義的文化，近代更是理性主義的全盛時期，近代西方文化完全奠基于“理性人”的假設。所謂“經濟人”、“法律人”等等，都只是理性人在某一方面的體現。

　　當代社會科學用“世俗”和“理性”這種詞語來歸納法律的特征。……立法者借助人們算計行為后果、權衡利益得失以及評估獎懲的能力，來誘導他們依照特定方式行事。法律人（legalman），就像其兄弟經濟人（economicman）一樣，被描繪成一個精于算計、壓抑夢想、信念和激情、漠視終極目的的人。[ [美]伯爾曼：《信仰與秩序——法律與宗教的復合》，姚劍波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美國觀念所隱含的假定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應該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成年人，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能夠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法律意識業(yè)已形成。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個人主義者，是“理性而又謹慎的人”，他的訴求與抗辯關系到訴訟成敗，他的行為所導致的正常合理的結果均被推定為是其有目的而為之。[ [美]伯爾曼：《信仰與秩序——法律與宗教的復合》，姚劍波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頁。]

　　這兩段話充分說明理性人的本質，即以利益而非道德為導向，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是理性人的題中之意。這樣的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本性，更談不上實現，他絕對不是那種有精神自覺的道德主體。但是，這樣的人有理性、有情感、有欲望，當然也有意志，所以他也是主體，但只是邏輯（理性）主體或自然生命。道德主體是實現道德本性的絕對自由的主體，而邏輯主體只是具有主體的形式，并未獲得真正的自由，所以他只是形式主體。道德主體與邏輯主體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關系，道德主體是邏輯主體的終極根據，邏輯主體的發(fā)展發(fā)達、自我意識的不斷強化都只是道德主體自覺必經的環(huán)節(jié)，邏輯主體是道德主體自覺的必要工具。

　　㈡、權力私有化是人世間最大的惡

　　既然人既性本惡又有（邏輯）理性，那么人必然趨利避害，人通過理性計算知道組織社會對自己更有利，而作為理性人，他們又希望少付出，人人如此，所以最終必然只能用社會契約來建構社會。“一旦把人的理性視為價值之終極準則，則要說明社會與政治體制之存在，便只有歸因于社會契約一途了。”[ [德]登特列夫：《自然法》，李日章譯，聯經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年版，第54頁。]

　　既然性本惡，人性不可能變成善的，既然有（邏輯）理性，人必然趨利避害，那么必須以外在強制即暴力禁止為惡，只能以政治法律來維系社會，舍此別無他途。但是，當政治權力變成社會中唯一合法的無與倫比的暴力后，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權力必須靠具體的人來行使，只要掌權者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有一點私心，權力就不但不能懲治邪惡，反而會制造更多更大的邪惡。權力本身因為道德的目的而神圣，一旦失去公共性而私有化被濫用就反而會變成人世間最大的惡。

　　“與爭奪權力相比，其他的一切都變得正義了。”（索爾仁尼琴）

　　“不公的法律甚于搶劫（捷爾察文）”，“不義的政府甚于強盜（作者）”。

　　“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下第四》）

　　但是出于惡的本性和理性的計算，任何人都難以抵擋權力的腐蝕，權力總是難以避免被私有化而失去公共性。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阿克頓勛爵）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濫用權力，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直到把權用到極限方可休止。”（孟德斯鳩）

　　“權力是一副毒劑，這是幾千年來就知道的事。要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得到過支配別人的物質權力該多好呀！對于相信在我們眾生之上還有著某種最高的東西，因而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權力還不是致命的。但對于沒有高級領域的人，權力就是尸毒。他們一旦傳染上便不可救藥了。”[ [俄]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上冊），田大畏、陳漢章、錢誠譯，群眾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頁。]

　　索爾仁尼琴保持西方傳統，不認為性本善，但承認外在的道德之源具有至高性，對人有根本的力量，這就接近于我們所說的具有道德自覺的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抗權力的腐蝕，但是這樣的人太少，絕大多數人是“沒有高級領域”的人，即缺乏道德自覺的人，他們是無法抵制權力的腐蝕的。即使對于有抵抗力的前者而言，也不是絕對的。當然，掌權者也有并非出于故意而出錯違法的情況，但這仍然是從根本上破壞公共權力的神圣使命，本來要制惡，結果變成作惡，這從源頭上敗壞了公共權力，因此仍然勝過其他一切惡。

　　“政府最輕微的違法也甚于公民最嚴重的犯罪。政府違法就意味著越權，超越憲法規(guī)定的權限就是違憲，這就是最嚴重的違法犯罪。”（德肖維茨《最好的辯護》）

　　所以，掌權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的私欲、權力意志反而成了最大的惡的來源。對此，持性本善的儒家是主張從根本上消除其私欲私意來解決，此即“內圣外王”、“賢人政治”。持性本惡的西方則并不寄希望于從根本上消除其私欲私意，而只是希望遏制其私欲私意的表現來解決問題。儒家的道路似乎是根本的解決之道，西方的道路似乎只是權宜之計，但是實踐結果卻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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