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歷史上疾疫大流行一樣,新冠病毒肆虐撕裂了原有社會肌理結構,可謂既是一場針對社會關系本質屬性的病理考驗,也是一場校驗時代倫理狀況的思想考驗。在新冠疫情全球性干預之理論與實踐雙重反思的背景中,病理學在經(jīng)過理論拓值和方法延展之后可以用來研判時代狀況,進而為健康之精神生活提供一種學理上的支持。事實上,在精神現(xiàn)象學啟發(fā)下精神病理學方法從一開始就被社會理論家納入對于現(xiàn)代性之緣起問題的考察中,這一研究范式經(jīng)由韋伯理解社會學到鮑曼道德社會學的一路傳承與推進,至今依然在諸向度的批判性社會理論中大放異彩。國內學者亦自覺到了這一方法的時代意義,以此設置出的"后倫理時代"議題清晰勾畫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精神轉型的質性及其蘊含的深層問題。"后倫理"亦是晚期現(xiàn)代性或自反性現(xiàn)代化正相面對的價值情境,不管是面對全球化現(xiàn)代性的高歌猛進還是"新冠"之后的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只有期待倫理與道德的"一起到來",方才能夠建造穩(wěn)固強健的精神生活,從而成為各方共同應對不確定之痛的信心之源和信念之根。 

【文章來源】：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22(06)CSSCI

【文章頁數(shù)】：12 頁

【文章目錄】：
一、引言:“疾病隱喻”與精神診斷
二、“道德覺醒”與“后倫理”意象
三、后倫理時代之于中國
四、道德與倫理的“一起到來”
五、余論:新冠疫情干預中的“后倫理”之爭



本文編號：346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