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認為，小說中“到處都是主人公們公開對話與內(nèi)在對話的交叉、呼應(yīng)或斷續(xù)……在每種聲音中又都獨有意蘊。作者創(chuàng)作的意向所在……恰好是通過多種不同的聲音展現(xiàn)主題”[1]（P368-P369）。“各種思想觀點，為我們所見的那樣，筆耕論文，內(nèi)在也已對話化了；而在外部的對話中，他們又總是與他人的內(nèi)在對語相結(jié)合，即使外表采取完整的獨白表現(xiàn)形式。”[1]（P369）這一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對話不僅指人物言語上的交流，更重在人物思想的碰撞與認同，甚至包括其內(nèi)心獨白所展現(xiàn)出的豐富性。因此，筆者認為《死水微瀾》通過蔡大嫂與羅歪嘴、顧天成等人的“對話”來揭示社會歷史全景式的“微瀾”。
　　一、蔡大嫂與羅歪嘴的對話
　　小說中蔡、本文由收集整理羅二人的對話層次十分豐富，至少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顯在對話較容易把握，比如蔡、羅二人關(guān)于“洋教”的這一段精彩對白。但筆者更關(guān)注二者在對話過程中“心理地位”的轉(zhuǎn)變：起初，蔡大嫂在羅歪嘴心中處于劣勢地位，他只是十分詫異“倒看不出來，還有這樣的氣概！并且這樣愛問，真不大像鄉(xiāng)壩里的婆娘們！”。小說對羅歪嘴的心理活動作了一系列帶有象征性的描寫：當羅看見蔡給金娃子喂奶時，忙把眼光移到幾根“正在牽蔓的豆角藤上去”；又“不經(jīng)意地伸手將豆角葉子摘了一片，在指頭上揉著”；“揉爛了，又摘第二片”…… 這些心理描寫流露出他對蔡大嫂生理上的征服欲。然而蔡大嫂并無羞怯和膽怯，還“光芒乍乍地把自己盯著，好像要把自己的什么都射穿似的”，讓羅歪嘴“不便再看輕了她”。這種不便輕看更是蔡大嫂在思想意識上對羅歪嘴所代表的“袍哥”群體文化的“壓倒”，她對洋人憤世嫉俗的態(tài)度和“不了然”的好奇心、正義感讓羅歪嘴間接受了一次教訓(xùn)：“這是個不安分的怪婆娘！……”蔡、羅二人的思想碰撞蘊藏于人物的心理獨白中，反映出的卻是對蜀地文化自身的隱喻：我們通常認為“死水微瀾”的篇名象征著洋教入侵給內(nèi)陸腹地文明造成的沖擊，它令舊有的封建文化無法再根植于傳統(tǒng)的土壤。但我們忽略了以蔡大嫂為符號的敢于沖破舊有文化秩序的內(nèi)在動力，他們承擔著主動變革社會的歷史要求，也更新了我們對蜀地文化閉塞及被動改變的認知。由此論證蜀地文化開放性與封閉性并存的二元結(jié)構(gòu)特征。其二，蔡、羅二人的私人情愛也包含了一種對話關(guān)系。蔡大嫂從“不敢自信自己當真就是美人”，到受了羅一行人的供奉和恭順“才知道自己原本可以高高乎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腳底的”。她對自己的“美化”心理不僅因為羅歪嘴的體貼、纏綿，更以物質(zhì)滿足為基礎(chǔ)。此外，“袍哥”見多識廣，兼具野性和匪性，敢于打破封建倫理觀中“家”的枷鎖……這些特質(zhì)、思想都與蔡大嫂產(chǎn)生過內(nèi)部對話。蔡大嫂的“選擇”正是她參與自身內(nèi)部對話的外在呈現(xiàn)：她確信錢與勢可以使自己獲得地位、得到尊重；其行為的潛在對比者，是那些具有傳統(tǒng)保守思想，奉行“從一而終”的人。在荒謬的時代環(huán)境中，人的荒謬讓環(huán)境趨于“正常”，蔡大嫂的心理正是時代趨利心態(tài)和拜金風氣的生動寫照。
　　二、蔡大嫂與顧天成的對話
　　小說發(fā)展到尾聲情節(jié)突變，蔡大嫂竟愿意嫁給“土糧戶”顧天成，當上了新任“顧三奶奶”。對于改嫁一事，蔡大嫂不顧禮教約束且根本不打算征得雙親同意，一句“怎么使不得？”倒問得眾人啞口無言。“放著一個大糧戶，又是吃洋教的，有錢有勢的人，為啥不嫁？”“有錢有勢”是蔡大嫂一貫看重的，“吃洋教”這個條件卻是丈夫和情人都沒有的，足以見得洋教盛行的風氣已使人們的思想意識發(fā)生轉(zhuǎn)變。再對比蔡大嫂答應(yīng)改嫁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她不奉教”。其中的反差深刻折射出“洋教”的本質(zhì)：它只是充當一種弱者在尷尬生存環(huán)境中的個人反抗方式。蔡大嫂嫁給顧天成的這件事實就是一種對話，即參與到顧天成所認同的生存方式中；但更為首要的是她與自身的對話：正因她把同自身對話看作前提，才能在整個社會風氣對個人思想的參與中加重“砝碼”。“哈哈！只要我顧三奶奶有錢，一肥遮百丑！……怕哪個？”“怕哪個”的潛在對象不僅是那些傳統(tǒng)保守的群體，還包括曾經(jīng)欺壓過他們的勢力。與顧天成一樣，他們反抗壓迫的方式也著上了封建色彩，這無疑是文化的倒退。筆者以為，這是封建文化里的殘余性對自身的消解和蠶食，因此即使在遠離“王化”之地也還保留著封建文化糟粕最深的印記，這也是蜀地文化的二元性的體現(xiàn)。然而，作者李劼人還是帶著優(yōu)越感，以欣賞的眼光來打量筆下的四川。對比兩位“顧三奶奶”，原配的荒誕之死已預(yù)示了蜀地文化中閉塞落后的部分將不可遏制的走向滅亡，而蔡大嫂的出現(xiàn)則給“抱恙”的盆地文明帶來新的“微瀾”。
　　巴赫金認為：“作者創(chuàng)作的意向所在，完全不是這些思想本身……意向所指，恰好是通過多種不同的聲音展現(xiàn)主題”[1]（P369）。小說中人與人的對話關(guān)系正是作者為表達主題的有意呈現(xiàn)。筆者認為，李劼人將對社會的豐富認知蘊于小說人物的思想交流中，以凸顯社會變革復(fù)雜性、艱難性的小說主題。我們說女性既是天生的，又是被塑造的——羅歪嘴、顧天成等人對蔡大嫂性格的塑造，從整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層面看，正是城市平民對社會訊息難得的思想反饋及嘗試。小說的高明即在于將人物觀念的“對話”與對封建性的反思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
　　綜上，小說《死水微瀾》還是一個時代的成長史，一種民族變革發(fā)展的隱喻。

本文編號：3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