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舍曾說，《駱駝祥子》“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滿意的作品”[1]。這個長篇以“拋開幽默”[2]的洗練筆法，講述了舊中國一個頗具典型意義的悲劇故事：“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偉大的，祥子”最終變成了“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里的產(chǎn)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劇的深刻性在于：一個人逐步被“異化”，由“人”變成了“非人”。
　　“異化”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思想內(nèi)涵，主要表現(xiàn)社會、科技、物質(zhì)等異己力量對人的擠壓、扭曲、變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陌生、敵對等關系以及人自身的孤獨感。它主要受西方現(xiàn)代文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而產(chǎn)生。而落后的中國，雖然不具備西方的物質(zhì)條件和科技文明程度，但在中國獨特的文化系統(tǒng)中，“異化”的悲劇卻以另一種形態(tài)存在，祥子正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
　　祥子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終以“車”為軸心，買車是他的自我奮斗的輝煌，丟車（包括車被搶奪，錢被勒索，被迫賣車）則是其人生發(fā)展的低谷。人與車的關系構(gòu)成小說的主架。當祥子把拉車認定為職業(yè)后，他的價值就被對象化在車上，只有當車存在，他的存在才有意義，只有買上車，他的價值才能得到提升。人的意義被外化在“物”上，人失去其自主性、獨立性、完滿性。因而人本身不能確證自己，只有在對物的肯定中才能把握自身。車對祥子的意義正如土地之于農(nóng)民、機器之于工人，筆耕論文新浪博客，是一種工具與主體的關系。但當車、土地、機器等工具一反服務于主體的姿態(tài)，而變成主體的主宰時，主體的異化就再所難免了。
　　在祥子與車的追求和逃逸的游戲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也由此凸現(xiàn)。祥子走的是一條個人奮斗之路，他的失敗顯示出個體與社會的對立，不管個體如何掙扎，都必然無法抗拒社會的力量而走向滅亡。老馬祖孫的命運、二強子的結(jié)局，都在向要強的、健壯的祥子作出暗示。馬克思認為，社會是人與人關系的總和，理想的社會應當允許人充分自由發(fā)展，但現(xiàn)實的社會卻有著強大的異己力量，不斷淹沒個體，吞噬個人。祥子逃不出的悲劇是車夫階層都逃不出的悲劇，也是貧民階層共同的悲劇。只有人成為社會異己力量的幫兇，才能擺脫祥子式的宿命，但問題在于，這不是更深刻更可怕的異化嗎？
　　祥子的悲劇含有批判社會的意義，“要由車夫的內(nèi)心狀態(tài)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么樣子”[3]。但老舍更關注的是“文化”。“老舍始終用‘文化’來分割人的世界，他關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運，以及在‘文化’制約中的世態(tài)人情、作為‘城’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蛻變。對老舍老說，市民社會中階級的劃分或者上流下層的劃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對于人性以及人倫關系的影響。”[4]在中國文化中，人不是核心，倫理規(guī)范、道德教化等才是核心。所以人從未受到重視，人本身是無足輕重的，重要的是人的身份和關系，如作為社會身份的車夫、農(nóng)民、商人，作為家庭身份的祖父、父親、長子、長孫。人沒有主體意識，也缺乏自足性、獨立性，人不是為自身活著，而是為各種關系而存在。在《駱駝祥子》對人與物、個人與社會、城與鄉(xiāng)的關系的揭示中，祥子是農(nóng)民、是車夫、是被剝削者、是丈夫，卻從來不是“人”，他始終處于被動狀態(tài)，被車牽制，被社會擠壓，被鄉(xiāng)與城拋棄。他僅僅為了活下去的一切追求都被剝?nèi)ド袷バ远皇Ｏ聞游镄裕?ldquo;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xiàn)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qū)逐到野獸里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祥子的異化是中國大文化的異化。
　　二
　　通過對《駱駝祥子》的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老舍筆下的世界充滿了病態(tài)，對人們起著巨大的腐蝕作用，產(chǎn)生了一大群“不正常的人”，表現(xiàn)為人物在這樣的存在境遇下的非正常生存。除祥子這類由善而惡的人物（另如《四世同堂》中的招弟）外，主要還有三類異化的人物值得關注。
　　一類是老張（《老張的哲學》）之流的惡棍，如歐陽天風（《趙子曰》）、小趙（《離婚》）、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祁瑞豐、胖菊子（《四世同堂》）。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寡廉鮮恥、欺軟怕硬、媚上欺下、利欲熏心、泯滅良知、心狠手辣、虛偽狡詐、無惡不作。這是一群毒瘤，危害極大，但又正是他們得勢，因為他們正是社會異己力量的幫兇。“他們鉆到文化的最里層，不，他們的文化就只有一張紙那么薄。”老舍把對惡棍們的解剖放到文化視野之中，揭示出歷經(jīng)千年不斷凝固的文化給予他們可乘之機、繁衍之地。
　　另一類是趙姑母（《老張的哲學》）、老馬（《二馬》）、張大哥（《離婚》）、牛天賜及其養(yǎng)母（《牛天賜傳》）、蛻變前的祁老人、錢詩人（《四世同堂》）等。他們是“‘老’民族里的”一群“‘老’分子”[5]，深受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影響，思想意識極其保守、陳舊，崇靜怕動、明哲保身、講究“官樣兒”、因循守舊、茍且偷安是他們的共通之處。趙姑母是封建道德、綱紀倫常的犧牲品和維護者，她被異化后又主動地、出于“好心”地去迫害侄女李靜。在中西文化對比中，老馬的老態(tài)龍鐘、不思進取、“好歹活著”的混世哲學更顯畸形，代表了國民劣根性的荒謬之處。張大哥是市井老好人，他的“敷衍”哲學也在家庭變故中破產(chǎn)。這是一群“俗眾”，是過去時代的“遺老遺少”。其悲劇在于愚昧而不覺悟，異化而不自知。他們的“喜劇”深刻反映出傳統(tǒng)文化的惰力和韌性，傳統(tǒng)文化糜而不爛，造成了一群僵而不死的市井小人。
　　而身處新與舊的夾縫中的人們，是靈魂極其矛盾、痛苦的一群，包括馬威（《二馬》）、老李（《離婚》）、祁瑞宣（《四世同堂》）等。一方面他們受過較好的現(xiàn)代教育，富于正義感和良心，不愿與庸眾同流合污，內(nèi)心有清高的意識；另一方面，他們性格文弱、優(yōu)柔寡斷，傳統(tǒng)觀念如“忠孝節(jié)義”捆住了他們的翅膀，使他們終成“困獸”。傳統(tǒng)文化以道德觀念、思想意識、精神追求、價值理念、人格理想等對人進行全面濡染，并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代代因襲，人們很難徹底擺脫其影響力，眾多思想先進的學者、民主人士在現(xiàn)實處事上都仍有保守的一面，如魯迅。因而“猶豫型”人物更加典型地提出了老舍關注的

本文編號：3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