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古代朝鮮人民讀漢文典籍口訣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過程入手,全面考察從7世紀發(fā)展起來并沿用至今的漢文典籍朝鮮語讀法口訣類型,并分析各類口訣的表記方式和對漢文的譯讀方法。 

【文章來源】：民族語文.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9 頁

【部分圖文】：

符號標注區(qū)位圖

《民族語文》2020年第1期59羅學者薛聰所創(chuàng)，朝鮮半島高麗時期文獻《三國史記》（1145年）中記載薛聰“以方言讀九經(jīng)，訓導后生”，《三國遺事》（1281年）中也載有薛聰“以方音通會華夷方俗物名，訓解六經(jīng)文學”。但是，韓國學者南豐鉉（1988）提出早于薛聰30年前的新羅華嚴宗義湘大師（625-702年）已開始使用釋讀口訣詮釋佛經(jīng)。無論釋讀口訣起始于薛聰或是義湘，應是成形于7世紀，同時用于譯解儒經(jīng)與佛教典籍，并一直沿用至13世紀末。另一方面，朝鮮半島高麗光宗時期（958年）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其中“制述業(yè)”“明經(jīng)業(yè)”科目的設置①，使得漢語文言的作文與漢文典籍的背誦與解讀獲得重視與普及。大約12世紀，一種既可背誦漢籍原文，又能理解其意義的新型漢籍讀法——順讀口訣（或稱為音讀口訣）開始萌芽。順讀口訣與釋讀口訣不同，對漢籍原文以音讀為主，忠實原文字句與語序，僅在句讀間添加吐表記，以輔助理解，是一種對漢籍原文不完全、不徹底的翻譯。隨著半島文人漢語文言水平的日漸提高，14世紀后，順讀口訣開始全面取代釋讀口訣。15世紀，朝鮮文（諺文）創(chuàng)制后，口訣資料中記入的吐表記由過去的漢字借字逐漸轉變?yōu)槌r文，過去釋讀口訣對漢文典籍的翻譯功能則由諺解完全替代，而順讀口訣作為背誦并輔助理解漢文典籍的最佳方式得以普及開來，沿用至今。韓國學者鄭在永（2006）、南豐鉉（2014）對在韓國發(fā)現(xiàn)的口訣資料及其類型有所論述。鄭在永（2006）采用三種分類法對口訣資料的類型進行劃分。第一種分類法是依據(jù)表記方式的差異將口訣分為符號口訣與文字口訣兩大類，其中文字口訣又分為借用漢字表記的借字口訣與使用朝鮮文表記的朝鮮文口訣；第二種分類法依據(jù)對漢籍原文的

《民族語文》2020年第1期61圖3“吐”表記符號種類這些符號有些因出現(xiàn)頻率過低，不少尚未解讀出來。同一種符號在不同的區(qū)位所表示的語音和語法意義不同，只有符號類別與所處區(qū)位結合起來才具有意義。一個位置確定的符號所對應的語言單位難以一言以蔽之，通常認為對應語音（音節(jié)或音素），因為發(fā)音相同的不同語素采用同位的同種符號。然而同一語素的不同形態(tài)也采用同位的同種符號表記，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認為對應的是語素。如位于13號區(qū)位的單點（可記作[]13）通常表示朝鮮語中表話題的助詞，這種助詞在古代朝鮮語有5種交替形態(tài)（[n]、[nn]、[nn]、[n]、[n]）。同時它也可表示與話題助詞發(fā)音相同的定語詞尾，這種定語詞尾同樣也有多個交替形態(tài)。此外，“符號類別+區(qū)位”所代表的朝鮮語吐隨宗派的不同呈現(xiàn)差異。比如同為11世紀的符號釋讀口訣資料的周本《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與《瑜伽師地論》，兩種資料分屬華嚴宗和瑜伽派兩大佛教宗派，兩者所使用的符號意義就有明顯差異。而前者反而與一個世紀前的晉本《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符號表記方式基本一致。盡管不同的宗派所記符號口訣資料中的“符號類別+區(qū)位”所代表的意義有所不同，但在譯讀方法上基本一致。那么古代朝鮮文人具體如何利用這些符號譯讀漢籍文句呢？第一步要判斷符號，找到句讀處漢字上所標注的符號類型和所在的區(qū)位。第二步為符號譯解，即對應出“符號類別+區(qū)位”所代表的朝鮮語吐，各宗派都有其傳承的對應體系。然而僅僅如此還不能將漢語譯讀為朝鮮語。因為朝鮮語語序與漢語不同，謂語動詞出現(xiàn)于賓語之后。對于語序問題，符號釋讀口訣采取的方法是集中在句末加吐，也就是說，一個包含動詞的短語內(nèi)所有的吐都集中標注在該短語最后一個漢字上。當句末漢字上出現(xiàn)多?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韓國借字表記的文字特征與漢字借用類型[J]. 俞曉紅.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8(03)
[2]中國漢籍傳入韓國研究[J]. 琴知雅.  國際漢學. 2015(04)
[3]朝鮮語“口訣”標注研究[J]. 金永壽,林強.  民族語文. 2014(02)
[4]古代韓國漢字特殊用法綜述[J]. 李得春.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7(02)



本文編號：3470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