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guān)鍵詞：梁實秋與西方文學，，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從1922年發(fā)表新詩批評到1985年出版《英國文學史》,梁實秋六十幾年的學術(shù)生涯始終與西方文學關(guān)系密切。他既受其影響建立了自己的文藝理論體系,又終身以西方文學的研究和翻譯為業(yè)。站在“梁實秋與西方文學”這一視角,可以對他的文藝思想進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對他的文學成就給以更客觀、全面的評價。第一章對梁實秋的文藝思想和文學批評觀進行剖析。和二十世紀初的大多數(shù)文學家一樣,梁實秋的成長離不開西方文學的滋養(yǎng)。清華求學時期,他強調(diào)文學中的自我意識,拜倫、華茲華斯、雪萊、盧梭都是他崇拜的對象,他的文藝主張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相當合拍。然而,1926年他從美國學成歸來,卻以一套古典主義的理論作為評判文學的標準,指責中國新文學出現(xiàn)了“浪漫的混亂”。1928年以后,他批評的目標又指向了革命文學,以普遍的人性去否定文學的階級性。可以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梁實秋是一個“反主題”的批評家。雖然從“浪漫的”到“古典的”,梁實秋的轉(zhuǎn)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毋庸置疑,在哈佛大學接觸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學說,是促使他改變立場的直接原因。以新人文主義的學說和西方古典主義傳統(tǒng)去衡量中國文學,他對新文學的批評自有其獨到、深刻之處。但是,他分析的都是一些極端的傾向,并且也沒有針對具體的作家作品,顯得浮泛和苛刻。批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同時,他也否定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學以浪漫的道家文學為主,而儒家的文學觀念又不適合于文學的發(fā)展。他的錯誤顯而易見,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社會文化轉(zhuǎn)型、文學變革的時期,最困難的就是對傳統(tǒng)的揚棄,梁實秋卻通過否定傳統(tǒng)文學的價值取消了問題的存在。1928年以后,對革命文學的批評既可以看作是浪漫主義批判的繼續(xù),重申的是普遍性和理性的原則。另一方面,因為批評的對象發(fā)生了變化,梁實秋理論闡述的側(cè)重點也有所調(diào)整。他不斷強調(diào)文學的獨立性,反對普羅文學將文學當作宣傳工具;肯定天才人物的歷史價值,反對革命文學的大眾化路線。普遍性的原則與精英主義的立場在梁實秋那里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梁實秋的文藝理論體系中,“人性”、“理性”和“道德”既互相制約又互為前提,在某些具體的表述中甚至可以互相取代,這使得他闡發(fā)自己的文藝主張有時會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怪圈。他的文學批評觀體現(xiàn)的也正是古典主義的批評精神。他排斥“仲裁批評”以外的其他批評形式,不斷譴責浪漫主義印象式的批評和十九世紀后期興起的科學批評。在評價文學作品時,他忽視了道德以外的其他標準,將審美尺度排斥在外,這帶來的將是文學的非文學化傾向。在文學批評方面,梁實秋雖然具有厚實的知識儲備和嚴密的邏輯學養(yǎng),卻缺乏寬闊的文學眼光。第二章著重評析梁實秋的西方文論研究。中國現(xiàn)代的西方文論研究多側(cè)重于同時代的西方文藝新思潮,并且著力把握總體趨向、并不注重對具體批評家文藝思想的分析。梁實秋卻將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學的古典主義傳統(tǒng),并且他的西方文論史研究幾乎涉及了二十世紀以前所有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在分析西方文論的發(fā)展趨向時,他并不關(guān)注外部因素對文學思想的影響,而是在西方文論自身的傳統(tǒng)中尋找變化、發(fā)展的動因。在對西方文藝批評進行評判的過程中,以摹仿自然還是表現(xiàn)自我、肯定理性還是推崇情感、強調(diào)倫理價值還是重視審美感受作為評判批評家優(yōu)劣的標準,以仲裁式的批評方法作為文學批評的正統(tǒng)。在梁實秋研究的西方批評家中,有幾位是他的“知音”。他在闡述自己的文藝主張時,從他們那里獲得了有力的理論支持。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shù)是描寫“可能發(fā)生的事”,這一論斷經(jīng)常被梁實秋引作“普遍性”的注解。約翰遜打破了新古典主義的清規(guī)戒律,又抵擋住即將興起的浪漫主義潮流,體現(xiàn)了梁實秋對古典主義精神的理解。梁實秋將文學定義為“生活的批評”,采用的是阿諾德的觀點。如果我們將梁實秋的文藝思想與白璧德的文藝觀進行比照,不僅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而且可以看到明顯的模仿痕跡。但是脫離了西方思想史的背景,加上梁實秋又急于要建立標準,他就免不了將白璧德的觀點簡單化和絕對化了。第三章主要分析梁實秋在文學翻譯方面的成就。與魯迅、鄭振鐸等人不同,他選擇翻譯對象,并不考慮作品的政治價值和當下的社會效應(yīng)。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人認為翻譯莎士比亞不合時宜,梁實秋卻認為莎劇體現(xiàn)了普遍的人性,具有永恒的價值。他既反對“選譯”、“轉(zhuǎn)譯”,又不同意佶屈聱牙、令人頭昏腦漲的“硬譯”。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他秉持忠信原則,同時也顯得文采不足,瑕瑜互見。通過與朱生豪、孫大雨、方平、屠岸、英若誠等譯者進行對比,可以更立體地看到梁譯本的優(yōu)勢和缺陷。梁實秋采用直譯加注的翻譯方法,注釋既有對典故、西方文化風俗的補充說明,也有對英文原文的�？焙桶姹究甲C,還包括對譯文選詞用句的討論。再加上他在每一部譯作的序言中,考證故事的來源、研究莎士比亞時代的舞臺和演出的情況,還引經(jīng)據(jù)典地介紹了西方莎學的成果。這些內(nèi)容使他的譯本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學者的譯本”。第四章聚焦梁實秋的外國文學研究。三十年代,梁實秋是發(fā)表莎評最多的批評家,在中國莎士比亞研究的發(fā)軔、探索時期顯示了較高的水準。在莎士比亞的豐富性面前,梁實秋終于沒有概念化地將作家作品當作自己文藝觀的注腳,他能夠突破已有的定見,對莎作的內(nèi)容與形式、道德意味與藝術(shù)魅力都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當以茅盾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莎評成為中國莎士比亞研究的主流時,梁實秋卻在學術(shù)學理的層面探索作品自身的價值。1985年,八十二歲的梁實秋出版了三卷本的《英國文學史》。在梳理英國文學發(fā)展的脈絡(luò)時,他能夠綜合考慮影響文學的多種因素。他在“事實”上下功夫,并且善于發(fā)現(xiàn)新材料,顯示了深厚的學養(yǎng)和扎實的作風。更可貴的是,他寫史并不是為了詮釋他的文藝觀,盡管難免受個人眼光的影響,但是他做到了論從史出而不是以史帶論,具備了整體的觀念和歷史的眼光。那些曾被他嚴厲批評過的浪漫主義作家在《英國文學史》中卻能得到公正的對待。雖然他盡量不做出批評家的價值判斷,卻用批評史專家的視野、比較文學家的方法,為我們理解這些“事實”打開了思路�？偟膩碚f,梁實秋在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影響下建立的一套古典主義文藝體系存在著明顯的理論缺陷,但是這也使得他發(fā)表了不少超越時代的真知灼見。他能夠跳脫出時代的主潮,始終強調(diào)文學的獨立性,并堅持用學術(shù)的標準研究文學,在這一方面不僅體現(xiàn)出了他的歷史價值,也向人們展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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