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探究
發(fā)布時間：2021-03-18 23:23
佛教自兩漢之際由印度經(jīng)西域傳入中國,敦煌成為傳播路上的必經(jīng)之地,事實證明佛教在敦煌扎根發(fā)芽,使敦煌成為一佛教都市。隋唐至北宋的敦煌,更是將當?shù)胤鸾贪l(fā)展推至極盛。佛界最重視的離俗原則亦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隨著與世俗力量的交流碰撞而發(fā)生了極大變化——世俗化�！疤浦泻笃谖宕纬酢钡亩鼗蜌v經(jīng)吐蕃占領時期及歸義軍政權(quán)統(tǒng)治時期,是敦煌政治歷史上較長且完整存續(xù)的重要時段,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于佛教世俗化的推進產(chǎn)生重要影響。佛教文化興盛的敦煌留下了豐富的石窟及文書資料,通過這些資料得知,該時期的佛教世俗化在佛寺、僧尼、佛法等佛教界重大內(nèi)容中皆有體現(xiàn)。文章以“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為研究對象,采用歷史文獻學研究方法,主要利用敦煌寫本文獻資料及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從佛寺、僧尼及佛法三方面對吐蕃及歸義軍時期的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進行探究。文章除緒論外,共分四個章節(jié)。第一章對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發(fā)展概況進行敘述,在唐王朝歷代帝王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結(jié)合敦煌文書資料探討吐蕃及歸義軍時期敦煌地方政權(quán)與佛界勢力的相互依存關系。吐蕃占領時期保留了敦煌佛教勢力,且采取崇佛政策;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繼續(xù)發(fā)展,官寺數(shù)量達...
【文章來源】：蘭州大學甘肅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屬院校
【文章頁數(shù)】：162 頁
【學位級別】：碩士
【部分圖文】：
吐蕃占領時期敦煌僧官系統(tǒng)
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探究75“高都頭貸面四秤”。現(xiàn)將文書所反映的歸義軍時期的寺院職官作簡圖如下：圖2-2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職官簡圖唐耕耦認為寺院有“法律”1，根據(jù)文書來看屬實，且《隴右金石錄補》記，公元1019年社官永安寺法律興受、社老龍興寺法律定慧、錄事金光明寺法律福榮等二十六人，共造佛塔一所2，可知法律于彼時仍存。接下來對各僧職任免作一討論。第一，上級僧官的任命。吐蕃占領時期，敦煌佛教僧首由吐蕃贊普任命，如洪辯“又承詔命，遷知釋門都校（教）授”3。張氏歸義軍初期，高級僧官由世俗政權(quán)任命。張議潮剛收復敦煌時，派高僧洪辯、悟真等入朝，由唐朝任命敦煌高級僧官，如悟真第二件告身顯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身為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的悟真受唐廷敕牒，充任沙州都僧錄。同樣在第四件告身中，咸通三年唐廷將身為釋門義學都法師兼僧錄的悟真敕授為河西副僧統(tǒng)。但在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的敕牒中顯示，河西都僧統(tǒng)的任命實際掌握在了歸義軍手中，悟真第五件告身載：“右河西道沙州諸軍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張淮深奏：臣當?shù)老扔校肥诤游鞴軆?nèi)都統(tǒng)賜紫僧法榮”，八月法榮染疾身死后，請求悟真替亡僧法榮便充河西都僧統(tǒng)。這也就是學界普遍認為“敦煌僧官由歸義軍政權(quán)直接任命，僅上報中央承認既定事實”4的緣由所在。同時這也道出了悟真被任命為都僧統(tǒng)1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638頁。2轉(zhuǎn)引自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頁。3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第17-18頁。4如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jīng)濟》，第135-136頁）以為，敦煌教團僧官的任命權(quán)在
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探究92十二所寺院記錄完成后，總結(jié)僧尼總數(shù)，并將記錄人信息附后。即都計見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內(nèi)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牒件狀如前，謹牒。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米凈辯牒。最后將去世僧尼信息一一登記，并將吐蕃贊息或舍人核實情況注明。綜上可知，吐蕃時期敦煌僧尼籍文書書寫內(nèi)容及格式與唐王朝規(guī)定的有很大相似之處，僧尼身死，經(jīng)官府人員核查后，應是上報至管理僧尼處，進行“注銷”，以便官府實時掌握僧尼動態(tài)。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僧尼籍留存完整的較多，如公元865-870年的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公元九世紀末期至十世紀初期的S.2614V《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以及公元925年的P.2250V《敦煌應管諸寺僧尼名錄》，等等�，F(xiàn)舉兩例加以說明：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號文書，詳細記載了張氏歸義軍初期三所尼寺的尼僧信息，該卷前后皆殘，僅留存三尼寺名并以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的順序記錄，除大乘寺記錄完整外，其余兩寺皆殘缺。原卷部分內(nèi)容如下：圖3-1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第19-42行
本文編號：3089092
【文章來源】：蘭州大學甘肅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屬院校
【文章頁數(shù)】：162 頁
【學位級別】：碩士
【部分圖文】：
吐蕃占領時期敦煌僧官系統(tǒng)
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探究75“高都頭貸面四秤”。現(xiàn)將文書所反映的歸義軍時期的寺院職官作簡圖如下：圖2-2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職官簡圖唐耕耦認為寺院有“法律”1，根據(jù)文書來看屬實，且《隴右金石錄補》記，公元1019年社官永安寺法律興受、社老龍興寺法律定慧、錄事金光明寺法律福榮等二十六人，共造佛塔一所2，可知法律于彼時仍存。接下來對各僧職任免作一討論。第一，上級僧官的任命。吐蕃占領時期，敦煌佛教僧首由吐蕃贊普任命，如洪辯“又承詔命，遷知釋門都校（教）授”3。張氏歸義軍初期，高級僧官由世俗政權(quán)任命。張議潮剛收復敦煌時，派高僧洪辯、悟真等入朝，由唐朝任命敦煌高級僧官，如悟真第二件告身顯示，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身為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的悟真受唐廷敕牒，充任沙州都僧錄。同樣在第四件告身中，咸通三年唐廷將身為釋門義學都法師兼僧錄的悟真敕授為河西副僧統(tǒng)。但在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的敕牒中顯示，河西都僧統(tǒng)的任命實際掌握在了歸義軍手中，悟真第五件告身載：“右河西道沙州諸軍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張淮深奏：臣當?shù)老扔校肥诤游鞴軆?nèi)都統(tǒng)賜紫僧法榮”，八月法榮染疾身死后，請求悟真替亡僧法榮便充河西都僧統(tǒng)。這也就是學界普遍認為“敦煌僧官由歸義軍政權(quán)直接任命，僅上報中央承認既定事實”4的緣由所在。同時這也道出了悟真被任命為都僧統(tǒng)1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638頁。2轉(zhuǎn)引自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頁。3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第17-18頁。4如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jīng)濟》，第135-136頁）以為，敦煌教團僧官的任命權(quán)在
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唐中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問題探究92十二所寺院記錄完成后，總結(jié)僧尼總數(shù)，并將記錄人信息附后。即都計見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內(nèi)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牒件狀如前，謹牒。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米凈辯牒。最后將去世僧尼信息一一登記，并將吐蕃贊息或舍人核實情況注明。綜上可知，吐蕃時期敦煌僧尼籍文書書寫內(nèi)容及格式與唐王朝規(guī)定的有很大相似之處，僧尼身死，經(jīng)官府人員核查后，應是上報至管理僧尼處，進行“注銷”，以便官府實時掌握僧尼動態(tài)。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僧尼籍留存完整的較多，如公元865-870年的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公元九世紀末期至十世紀初期的S.2614V《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以及公元925年的P.2250V《敦煌應管諸寺僧尼名錄》，等等�，F(xiàn)舉兩例加以說明：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號文書，詳細記載了張氏歸義軍初期三所尼寺的尼僧信息，該卷前后皆殘，僅留存三尼寺名并以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的順序記錄，除大乘寺記錄完整外，其余兩寺皆殘缺。原卷部分內(nèi)容如下：圖3-1S.2669《管內(nèi)尼寺（安國寺·大乘寺·圣光寺）籍》第19-4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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