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歷史文化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從整個文藝理論界來看，近年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正日趨于邊緣，已經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憂慮，然而，我感覺邊緣化對于學術研究來說卻未必是壞事情，因為做學問本來就是“坐冷板凳”的事業(yè)。歷來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學術研究成果都不是鶩趨于趕熱鬧者所能取得。就在這樣的氛圍中，為數不多的執(zhí)著于馬列文論研究的學者們并未終止前進的步伐，“新的整合、新的探索和新的開拓”也從來沒有停頓，所以我在為寫此文而搜集、梳理材料時，雖不見豐富，但腦海中也并未閃過“貧乏”二字。通過對近年馬列文論研究狀況的考察，一些新的研究維度和新的研究走向清晰地呈現在我面前，它們都生動、深刻而凝重，帶著跋涉和探索的氣息，向更遠的期待不懈地延伸著……

　　凸顯中國因素

　　近幾年來，中國因素的凸顯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比較突出的一個維度，顯示了馬列文論在中國化研究方面取得的積極進展。當前中國因素凸顯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在對馬列文論中國化進程的研究上，由側重社會實踐層面轉向了側重文化精神層面，由側重實踐必然性的探討轉向了側重文化必然性的探討。

　　王元驤在《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思想前提》（《高校理論戰(zhàn)線》２００６年第５期）一文中著力論述了馬列文論在文化精神層面上與我國實際的結合。他認為，文學是以人為對象和目的的，盡管馬克思主義是從社會歷史層面而我國傳統(tǒng)文化是從倫理道德層面來理解人的，并且各自都有特定的時代內容和階級屬性；但兩者之間仍有契合和同構的成分，這些文化精神層面上的契合與同構成分正是馬列文論中國化的一個思想前提。黃力之也撰文（《中國歷史文化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高校理論戰(zhàn)線》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指出，一種外來文化要融入非出產地，必須與本土文化進行從內容到形式的雙向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構的適應，滿足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的文化愿望。顯然，其論述的著力點也從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社會的現實滿足轉向文化滿足。支克堅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若干問題的思考》（《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一文中認為，馬列文論中國化的范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特點有兩個：一是它完全建筑在中國現實的基礎上，二是它完全建筑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他還指出：“規(guī)定文藝必須從屬于政治，是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的精神，在一種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集中表現�！边@也顯示出研究者對文化傳統(tǒng)在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進程中發(fā)揮的作用的重視和強調。

　　雖然文藝問題相對于本土問題、思想問題是比較微觀的方面，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所要面對的對象畢竟還是文藝問題。程金城就在這個相對微觀的問題上對馬列文論中國化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國化必須適應中國文學的現實需要，馬列文論中國化的當代發(fā)展必須找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文藝實踐的新結合點，找到與中國文學價值重建的新契合點，使一般的理論提倡和意識形態(tài)信念真正轉變成建構新的文學價值體系的“必需”因子和自覺追求。（《文學價值體系重建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馬列文論中國化研究中中國因素的凸顯，還表現在對我國當代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學者的學術思想所進行的系統(tǒng)研究上，這相對于對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學者（比如茅盾、胡風、周揚等）的研究是一個新的拓展。劉文斌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這樣的研究，已經涉及的學者有吳元邁、陸貴山、董學文、劉潤為、李萬武、黃力之等，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在當代的最新展示，從實證的方面為人們理解和把握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形態(tài)提供了一個模式和思路。

　　尋求現代闡釋

　　馬列文論研究在新世紀以來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在尋求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現代闡釋維度上又邁出了新的步伐，從連續(xù)數屆的全國馬列文論年會的主題（２００２年第１９屆年會主題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美學”，，２００３年第２０屆年會主題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文論建設”，２００４年第２１屆年會主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論與文學的當代性”，２００５年第２２屆年會主題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與民族文化多樣性”）也可以看到這一趨勢的不斷加強。從馬列文論實現現代闡釋的方式或路徑來看，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之徑。馬馳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當代文論的影響與啟迪》（《黑龍江社會科學》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一文中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我國當代文論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新時期我國文論在發(fā)展過程中所關注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點有某些契合，或者說中國新時期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路徑與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某些思路上有相當的一致性。馮憲光也主張：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創(chuàng)新應當有開放意識，應當理解“全球化”的文化語境，在引進、吸收西方當代文藝學成果，“洋為中用”時，主要應當吸收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成果，可以批判地借鑒西方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路。（《批判地吸收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成果》，《甘肅社會科學》２００２年第４期）通過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來尋求中國馬列文論的現代闡釋已成為不少學者的共識，他們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積極的成果。馮憲光對沃爾佩的語義學美學研究、對伊格爾頓美學思想的研究以及對２０世紀西馬文論本體論主要形態(tài)的研究，馬馳對詹姆遜的美學思想、伊格爾頓的美學觀、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技術理性批判精神的當代意義、伯明翰與法蘭克福學派不同文化研究路徑的研究，都增強了馬列文論闡釋當下的活力。在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研究方面追求現代闡釋也成為了一個重要指向。程正民、王志耕、邱運華合著的《盧那察爾斯基文藝理論批評的現代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中，把盧那察爾斯基文藝思想和文藝批評放在原有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在還其歷史的真實面貌的同時更加注重對它進行現代闡釋，揭示出它對于建設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意義�？梢�，這種頗有代表性的研究指向，已經成為時代發(fā)展對于馬列文論研究的一個必然訴求。

　　其二，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反思之徑。首先是對于文論文本局限的反思，比如在分析俄國文論文本向中國遷徙過程中發(fā)生了很大變異的情況時，林精華經過細致的考證后指出，周揚譯車爾尼雪夫斯基《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系》（１９４８年初版）的重要的唯物主義美學命題“美是生活”，其實應譯為“美是生命”。（《文學理論的遷徙：俄國文論與中國建構的俄蘇文論》，《文藝理論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這種反思和修改顯然適應了現代闡釋的需要，對人們理解車氏的文藝觀念提供了更廣泛的新的意蘊空間。其次是對文論研究思維方式的反思，李思孝認為在現階段對馬列文論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基于已然性的“合法性辯護”階段是不夠的，不能僅僅停留于“在既成事實的基礎上解決‘是什么’的問題”；而是要轉向基于必然性的“合理性辯護”，“在更深層理論上解決‘為什么’的問題”（《世紀之交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通過這樣的研究思維轉向來實現馬列文論的現代闡釋。再次是對馬列文論疏離時代的反思，２００４年，從《文藝報》對“人民文學”要不要“重新出發(fā)”開始，一些學者對馬列文論中的一個重要術語——“人民性”展開了討論，２００５年《文藝理論與批評》和《文藝爭鳴》雜志都刊發(fā)了數篇爭論文章。雖然爭論并沒有得出一個具有共識性的結論，并且既有“詮釋不足”，也有“詮釋過度”的缺憾；但這場爭論本身就顯示出一些學者對于以往“人民性”內涵的不滿足，研究者感覺到以往對于“人民性”范疇的闡釋，已經不能夠滿足今天人們以之理解現實的需要，他們的反思不是要探討“人民性”的原生意義是什么，而是要面對當下，從這一概念中挖掘出具有現代闡釋力的新的意義維度。

　　其三，是西方現代文論思潮評析之徑。陸貴山通過對西方社會文化（文論）思潮的研究和評析，確立了一條通往馬列文論現代闡釋的蹊徑。他在《新歷史主義文藝思潮解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一文中指出：要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架構和精神實質，同時承接現當代各種歷史理論的合理內核，吸引人們去關注那些曾經被忽略、被輕視和被遺忘的歷史因素，以利于進一步豐富、深化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認為，新歷史主義這樣的社會文化思潮和學術話語，盡管帶有非歷史化的傾向，但對擴展人們的歷史理論思維，打開人們的歷史視野是有益的，為全面、完整地理解歷史真實、歷史結構、歷史過程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統(tǒng)。主張運用辯證思維的方式，對這些思想資料加以整合創(chuàng)新，以有利于建構一種開放而又科學的歷史觀念。陸貴山對西方文化（文論）思潮的系列評論文章，不僅以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方法對異質文論進行了深入的評析，而且注意吸納異質文論中合理的、積極的因子以豐富馬列文論，激活馬列文論中那些沉睡著的可能性，使之顯示出旺盛的現代闡釋力。

　　回到理論去

　　常識是理論之敵。當馬克思主義文論術語或命題在文學理論和批評中成為習語，當人們常常不假思索地在日常語境中使用這些概念或命題時，當人們認為這些概念或命題已經具有了常識性或自明性而不再需要解釋和思考時，這些概念或命題的理論意義就被終結了。在２０世紀的最后１０年，馬列文論中的兩個核心范疇——“反映”和“意識形態(tài)”的遭際就是如此。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常識化、儀式化了，它們的理論活力也因而被窒息了。在近幾年的馬列文論研究中，這種常識化和儀式化趨勢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質疑，他們從打破常識入手，力圖實現對這些范疇的新的和深的理論解讀，這一方面要求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另一方面也要求理論范疇回到理論去。

　　董學文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在回到理論方面做出了努力，在談到“反映”概念時，該著認為，“反映”是認識、是把握、是過程、是中介、是抽象、是反思，“反映”的哲學含義應至少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反映”既是“映”，也是“思”，并且主要是“思”；其二，“反映”是一個不斷地超越與揚棄的思維運動過程；其三，“反映”還是作為主體的人的生命活動、生命過程。一個概念依據其抽象度的不同，可以建立起不同的意義層次，意義層次不同含義也就不同�！胺从场备拍�，人們可以從哲學的層面去理解，也可以在實證的或具體學科的層面上去理解，還可以從日常話語層面去理解。顯然，對于馬列文論中的“反映”概念來說，從哲學的層面去理解才能真切把握其理論本性�！恶R克思主義文論教程》還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細讀，對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進行了新的架構：它對把文藝直接認知為意識形態(tài)提出了質疑，認為文藝不直接是意識形態(tài)，而是作為上層建筑的要素與意識形態(tài)相適應，并因而間接地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一種社會意識形式。這為人們重新認識文藝的意識形態(tài)本性提供了更多的選項。

　�。玻埃埃的�，文藝理論界關于文藝的“意識形態(tài)”定位和“文藝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的反思和討論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熱點。這個熱點在２００６年以４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文藝意識形態(tài)學說學術研討會”和７月由李志宏主編的《文藝意識形態(tài)學說論爭集》（吉林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的出版而達到一個高潮。這場討論，在我看來，對于馬列文論研究的推動意義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于經典文本的解讀更深入、更細致、更確切了，一是這次討論使一些學者對意識形態(tài)概念的理解走出了常識、重新回到或接近了理論思維層面。這一理論取向和姿態(tài)，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說，是比在知識論意義上的語義辨析與考訂更有價值的收獲。任何“固定的、‘永恒的’形式只能葬送歷史生成的不斷地變動的性質”（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中文版），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８頁），在馬列文論研究中回到經典文本，顯然不應只是為了獲得合法化的形式，而是為了在當前語境中理論如何更合理地重新出發(fā)。

　　人的思維是有惰性的。習慣了日常思維，去進行理論思維是難的，惰性往往傾向于把理論思維拉回到日常層面。反對日常思維，是理論的需要，是馬列文論回到理論的需要，而當前的跡象表明現在這種努力已經是在路上了。

　　新綜合形態(tài)

　　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基本觀念、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應用于文藝研究，廣泛吸收當代文藝理論的重要成果，多種方法綜合、多重資源整合，呈現出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新綜合形態(tài)，這也是近幾年來馬列文論研究的新氣象。

　　何國瑞主編《社會主義文藝學》（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種綜合性推進，它鮮明地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惟一指導思想，廣泛吸收、借鑒一切具有一定科學性的文藝理論和方法，探討社會主義文藝的特性、本質、功能和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社會主義文藝學體系。該著把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概括為蘊含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堅持無產階級立場、體現集體主義的道德情感、具有人民大眾的美感形式（見該著第３章）四個維度，表現出對馬列文論特質的綜合把握。王元驤著《文學原理》修訂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的一大特色就是引入了“實踐觀點之反思”，突破了初版本單一認識論視角的拘囿，把文學作為認識和實踐的統(tǒng)一，并由此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來論述文學的認識和實踐統(tǒng)一的特性。突出地實現了其建基于新的理論認識上的新的綜合。

　　具有代表性的馬列文論的新綜合形態(tài)還有陸貴山的論文《試論文學的系統(tǒng)本質》（《文學評論》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和董學文、張永剛的著作《文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陸貴山認為：文學的本質是系統(tǒng)本質，把握文學本質有四個向度，即展現文學“本質面”的廣度、開掘文學“本質層”的深度、追尋文學“本質蹤”的矢度和把握文學“本質鏈”的圓度；探討文學本質有六大學理系統(tǒng)，即自然主義、歷史主義、人本主義、審美主義、文化主義和文本主義的文論學理系統(tǒng)。從而使對文學本質的研究呈現出合力態(tài)勢，表現為綜合形態(tài)。董學文、張永剛的《文學原理》自覺地把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把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把文學“公轉律”和“自轉律”有機辯證地綜合起來展開論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觀點在該文本中也被作者采取有機融入的方式加以綜合，具體作法是不通過直接引語的方式來立論，而是盡量用自己的理論語言來表達，把經典作家的話巧妙自然地轉化或嵌入到文學基本原理的論證里邊，使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成為一種內在于文本的力量。綜合不是拼貼，不是堆砌，不是多個觀點的簡單相加，而是一種能夠體現出理論個性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整體有機物，在這方面，董學文、張永剛對《文學原理》的建構具有示范意義。

　　結語：開放性及其限度

  本文關鍵詞：中國歷史文化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