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世界政治經濟學會2013年國際學術交流大會”會議綜述，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世界政治經濟學會2013年國際學術交流大會”會議綜述 投稿：馮玻玼

摘要：會議對中國作為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中大國，尤其受到更多關注，特別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權力資本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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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會議對中國作為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中大國，尤其受到更多關注，特別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權力資本化的制度環(huán)境。為了遏制權力資本化的蔓延，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體制改革，加強法制建設、經濟市場化及社會法治化等。

　　關鍵詞：世界政治經濟學會；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新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新秩序；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
　　中圖分類號：D80；F11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6-0157-05
　　2013年5月20日至30日，世界政治經濟學會2013年國際學術交流大會在巴西召開。來自全球近30個國家的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此次大會，會議收到學術論文100余篇。會議期間，大會為兩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頒發(fā)了“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衛(wèi)興華教授成為此獎項的獲得者之一。同時，大會還為全球十名對世界經濟理論及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的世界著名經濟學者頒發(fā)了“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學杰出成果獎”。此次國際學者交流大會圍繞“不平等與世界資本主義：分析、對策及行動”的主題，從多個方面對世界性的經濟理論及實踐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不少觀點很有啟發(fā)意義。
　　一、關于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fā)展問題
　　面對21世紀世界各國出現(xiàn)的經濟社會的復雜現(xiàn)象，不少與會專家表示應用發(fā)展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并在解決經濟社會各種問題的實踐中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德國學者Eike Kopf認為，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曾經一度風靡世界，如今《資本論》又重新回到了普羅大眾的視野。自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再也沒人能合理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必要生產關系的運作過程，也沒人能提出引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fā)展的社會基本理論。而中國運用21世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類型和基本要素正在形成“21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巴西學者Carlos Eduardo Martins認為，21世紀第二個10年，世界經濟進入了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成熟期，拉丁美洲的事實表明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經打開了持久性及機會之窗，這為發(fā)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了鮮活材料。阿根廷學者Jesus Munoz教授通過對比正統(tǒng)的、非正統(tǒng)的（明斯基）及馬克思在金融危機上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金融理論對當今世界形成的金融不穩(wěn)定性乃至金融危機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可以按照這個理論來“產生一個新的體系——建立在公平分配之上——來消除泡沫、投機甚至是循環(huán)經濟和社會非預期影響。”巴西學者Marcelo Milan和Mathias Seibel Luce通過近些年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保障的改革以及通過延長整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進行過度剝削的事實，認為這對工人生活方式造成了嚴重侵犯。應當按照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中詳述的勞動力過度剝削范疇的思想加以揭露，同時賦予馬克思這個理論的新的解讀。中國學者韓喜平教授對剩余價值的歸屬與性質進行了再探索，認為進入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現(xiàn)實的資本家也參與管理、監(jiān)督勞動，有的勞動也創(chuàng)造價值，使其收入多元化。但在對抗性生產關系中，非生產勞動階級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權，對勞動階級的剩余勞動無償占有的剝削現(xiàn)象沒有改變。這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應充實的內容。墨西哥學者Richard Corell和Ernst Herzog將2008年美國發(fā)生的次貸危機與馬克思地租理論結合起來研究，認為地租對次貸危機的發(fā)生會起到引發(fā)及加深作用。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如越南學者Hyungkee Kim認為，隨著21世紀全球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形勢相對馬克思時代有很多不同，使馬克思經濟學出現(xiàn)了局限性，應該通過“創(chuàng)新議程”來進行發(fā)展。他提出了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議程及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方法論的研究計劃。他認為馬克思是永恒的，但也需要有超越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這樣的愿景。為了達到豐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內容的目的，需要使用與自身方法論不同的其他方法論，還應通過突破性創(chuàng)新實現(xiàn)其研究范式的顯著轉變。
　　一些學者從新的角度闡述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fā)展內容。中國學者舒展，從發(fā)展著的新政治經濟學視角闡述了幸福觀及發(fā)展觀，認為要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各流派的觀點可以給我們重要的啟示。無論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思想如何，離開人類幸福的分析及考量有多遠，但比較起來側重數(shù)理分析工具，單純以財富的增長衡量社會進步的傳統(tǒng)經濟學觀念，更接近人類追求關于幸福的夢想。這對于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在科學發(fā)展觀指導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均有重要影響。而中國學者吳茜則通過回顧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史，剖析了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及其歷史地位，認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有四個最為顯著的本質特征。其一，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巨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寡頭壟斷市場；其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及虛擬經濟主導世界經濟，實現(xiàn)了攫取全球壟斷利潤的剝削方式創(chuàng)新；其三，出現(xiàn)了歐共體、八國首腦會議等超級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其四，形成了美國“一超獨霸”的“新帝國主義”，表明當代資本主義進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中國學者邰麗華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斷發(fā)展的趨勢，認真思考了“去經濟學化”的現(xiàn)象，認為這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和現(xiàn)實根源。這種“去經濟學化”背離了馬克思的思想軌跡，破壞了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性，影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而重拾政治經濟學，恢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經濟學傳統(tǒng)，才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fā)展方向。而巴西學者Rubens R. Sawaya認為，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價值、價格、通貨膨脹等在當代經濟社會中的新表現(xiàn)，通貨膨脹是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沖突物化的結果，價格的決定過程是剩余價值發(fā)揮作用的一部分。葡萄牙學者Mario A. Solano則從主體性社會意識的產生角度重新審視了勞動價值論。他認為2012年歐洲及美國都發(fā)生了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社會運動，這些都是當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揭示的社會矛盾的重現(xiàn)。這些運動盡管不能撼動剝削和壓迫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開始形成了一種新的人類的“主體意識”，這是一種社會主義意識，這將充實馬克思主義的新內容。 　　二、關于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經濟發(fā)展問題
　　不少國家的專家學者對當前全球化進程中各國的經濟發(fā)展問題投入了許多關注。秘魯學者Alfredo Sumi Arapa 對全球化進程中秘魯?shù)膰抑髁x經濟的活力進行了分析，認為現(xiàn)在應重新定義反壟斷斗爭的議程，從而激發(fā)秘魯國家經濟的活力。墨西哥學者Caio Graco Valle Coberio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對墨西哥及巴西農村狀況進行了對比分析，通過兩個國家發(fā)生的若干歷史事件，研究了其中的社會及權利階層之間的關系，認為只有馬克思的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才可以將暴力、頻繁沖突、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主導、保守政策和法律等研究因素包含在內。不同的農業(yè)改革歷程及墨西哥當?shù)厝撕蜎]有土地的巴西工人的運動都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產物，也是21世紀人類人道主義和進步議程中的關鍵點所在。巴西學者Cleidianne Novais Sousa和Paul Cooney則以巴西與阿根廷為例，分析了拉丁美洲地區(qū)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現(xiàn)狀。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三個關鍵要素：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特別是第四個要素勞動力彈性化，對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使這個地區(qū)的勞動力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墨西哥學者Juan Cervantes認為，國際社會建立的管理國際貨幣的機構，之所以提倡世界各國從事綠色發(fā)展方式，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取得自身發(fā)展，而“可持續(xù)發(fā)展”僅僅是為了實現(xiàn)新自由主義擴張政策所使用的工具。
　　在分析各國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因素方面，不少專家學者也發(fā)表了很好的看法。中國學者杜書云、劉曉英認為，諸多因素將造成勞動力市場低水平均衡，從而造成經濟失衡。而巴西學者Andrea Dantas則分析了在資本主義危機背景下巴西改革及其衛(wèi)生政策的影響因素，認為巴西應保持自身相對與周邊國家的特殊性及改善工業(yè)化之后的經濟穩(wěn)定，才能使改革成果保持住及使衛(wèi)生政策很好落實。澳大利亞學者Alan Freeman認為文化、勞動力及資源將對可供選擇的增長路徑產生重大影響。他認為迄今為止被看做是任意奢侈享受的人類文化發(fā)展投資如今已成為逃離目前經濟危機的必需品了。技術的進步已達到一定的時點，以至于經濟增長的主導驅動因素——那些能夠產生持續(xù)的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因素——在物質生產中找不到了，但在服務生產中可以找到。
　　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中如何發(fā)展經濟，也是眾多學者關心的問題。巴西學者Niemeyer Almeida Filho認為，在馬克思的依附理論中，拉丁美洲的依附經濟里最根本和最具決定性的特征是對勞動力嚴重剝削占了支配地位。在拉丁美洲的經濟中，資本家支出的這部分巨大需求將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由國家資源和國家行動提供。另一個巴西學者Vanessa Petrelli Correa則認為，在2004—2010年間的巴西經濟中結構轉變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強度可以根據增長動態(tài)的分析來鑒別。土耳其學者Zafer Baris Giil及Mehmet Zanbak對20世紀后基于分類的社會核算矩陣框架下的土耳其財政調整分配經驗進行了分析，認為資本及勞動間的收入分配是從李嘉圖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居嗾呖梢苑�(wěn)定公共部門，獲得財務穩(wěn)定及國家理性，但卻使家庭陷入債務之中。根據這一分析，城市工人階級和養(yǎng)老金領取者是在財政調整過程中受損最嚴重的階層。日本學者大田廣教授認為，日本民間經濟社會的成熟是伴隨著奇怪的日本政權之下的政治意識發(fā)展進行的，這種奇怪的經濟與政治現(xiàn)象，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選舉制度與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造成的。委內瑞拉學者Juan Kornblihtt認為，過去幾年油價大幅上升意味著經濟轉換擴張的可能性，這種轉換與委內瑞拉本國及國外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相關。在此背景下，過去十年中由國家分配的租金實現(xiàn)了不斷增加的廢棄資本的再生產以及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活躍部分的爭奪，表明作為擴大社會政策的結果對生活標準的提高，但并不改變其特性。巴西學者Alessandro Andre leme等人還具體地聯(lián)系到巴西本國的著名的貝羅蒙特水壩工程的案例，認為該工程在目前的情況下有利于巴西的民族經濟，同時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狂野的資本主義”的“巴西模式”的復制。
　　一些學者對近些年新自由主義及全球金融危機對本國的影響也十分關注。例如日本學者Hiroshi Onishi及Atushi Tazoe除了運用置鹽定理對當前日本經濟進行了實證外，還認為新自由主義后的日本局勢與歐洲、中國的情況類似，人們的根本斗爭是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而英國學者Ozgur Orhangazi利用美國經濟危機的資料，認為新自由主義對結構性危機有重要意義。同時，他認為結構性危機并不能通過市場機制的運行來解決，而需要體系的制度結構作出顯著改變。而葡萄牙學者Maria de Fatima Silva do Carmo Previdelli通過對葡萄牙加入歐盟20年后的經濟狀況的分析，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加入歐盟被證明是葡萄牙當前面臨不斷上升的公共債務及生產領域糟糕表現(xiàn)的危機原因。印度學者V.K.Ramachandran等人，則從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角度分析了印度的農業(yè)收入問題，認為新自由主義對印度的經濟、特別是農業(yè)經濟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美國學者Vitor Schincariol及Paul Zarembka分別分析了21世紀美國將實行的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行為以及美國經濟中的物化資本及其穩(wěn)定性，而中國學者邰麗華也類似地利用新自由主義下美國當前的“財政懸崖”，反證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穩(wěn)中求進”的正確性。加拿大學者Salimah Valiani分析了加拿大對外貿易的歷史以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拉丁美洲的投資狀況，認為盡管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加拿大的話語權不大，但因為加拿大地理位置相當優(yōu)越，因此加拿大的資本主義在金融危機這個關鍵節(jié)點上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關于各國的社會主義模式及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作為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中大國，使其受到更多關注，特別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法國學者Jean Claude Delaunay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模式只有一般要求。后資本主義的政體將建立并且在本世紀席卷全世界；伴隨著全球化和解除金融監(jiān)管的特征的資本主義不會很快滅亡，但會嚴重地衰退。美國控制及領導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使其金融資本主義和其依賴的軍事力量將進入生命尾聲，這使得被稱作社會主義或者自己命名為社會主義的后資本主義政權將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下，一大批試驗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將出現(xiàn)。越南學者PHAM VAN DUC分析了越南社會主義模式的一些問題，他認為在越南改革前時期，越南人民和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提及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概念。在那個時期，蘇聯(lián)及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成為了發(fā)展中國家敬仰及追求的理想模式。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越南的馬克思主義者分析了蘇聯(lián)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主、客觀原因，并得出了結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具體模式的解體，并非是社會主義科學理論的失敗。當前越南的改革成功，使越南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建立越南的社會主義模式。巴西學者Hermann Dworcza從一個外國學者的角度解讀了中國社會主義模式，認為中國需要對其模式進行重大變革。他談到，盡管前些年中國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成就，但由于生態(tài)及經濟社會原因，中國不應退回到老路上去。中國現(xiàn)有的出口及利用勞動力紅利的發(fā)展模式，已經造成了許多社會沖突及社會災難，收入差距嚴重。這些消極的發(fā)展完全來自于對市場機制的擴展使用和無限制地與國內外資本的合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社會由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可以用到市場機制，否則建造一個基于國際團結和民主計劃的社會機會就會消失。中國學者白永秀、吳航針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分析了經濟增長的演化規(guī)律、類型劃分及中國當前的應對之策。中國學者方福前認為，當前應當抓好三個轉變，分配改革的重點由收入再分配轉變到收入初次分配和財富再分配，當前的改革要特別關注和解決財富占有不公的問題。而中國學者高紅貴則提出，鑒于目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為了使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進一步發(fā)展，應當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的制度建設�？等鹑A、宋萌榮等中國學者則從理論分析上進一步闡述了中國經濟模式轉變的重要性，他們通過福斯特對資本主義財富觀及進步觀的批判，提出了對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若干啟示。他們認為，要對資本主義狹隘的財富觀保持批判性思維，樹立寬廣的生態(tài)財富觀；清醒認識物質財富增長的代價，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生態(tài)財富；重新思考人類進步的內涵，擯棄從數(shù)量方面判斷社會進步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適度而不是更多才是正確的態(tài)度；樹立代表人類文明發(fā)展新方向的進步觀，對推進生態(tài)文明的建設具有積極意義。聶志紅這位中國學者通過對近代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史的剖析，結合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的思想，努力探索中國模式建立的原因。中國學者毛暉、龐鳳喜更是針對轉型期中國的權力資本化的問題，認為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權力資本化的制度環(huán)境。為了遏制權力資本化的蔓延，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體制改革，加強法制建設及打造公民文化，實施政治民主、經濟市場化及社會法治化。 　　一些國外學者在認識社會主義模式及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時另有視角。日本學者Makoto Itoh闡述了21世紀社會主義的幾種模型并根據哈維的建議提出了四種更為具體的模型實現(xiàn)形式。其一，凱恩斯主義。認為許多美國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包括哈維支持凱恩斯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其二，綠色復蘇。認為鑒于低碳經濟的提出，更應重新注重提高本地生產以滿足本地消費；其三，基本收入。認為應設計一種經常性收入，以平等地提供給所有的社會成員；其四，當?shù)刎泿�。通過當?shù)刎泿诺倪\用，保持經濟的穩(wěn)定。他同時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需要重新思考21世紀激進社會主義戰(zhàn)略模型新發(fā)展的理論意義。另一位阿根廷學者Mariano Feliz認為阿根廷出現(xiàn)了一種新發(fā)展主義的社會模式，強調出口的增長、產業(yè)適當競爭及勞動力市場的特殊作用是新發(fā)展主義社會模式的關節(jié)點，新發(fā)展主義的計劃將著力消除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fā)的全球經濟危機給阿根廷帶來的消極影響。墨西哥學者Aurora Furlong則結合中國及拉丁美洲的情況，分析了世界糧食危機，認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導致的政府食物政策所做的工作都沒有以協(xié)調一致的方式面對這些挑戰(zhàn)，在此過程中，這些因素影響決定了人類的未來。美國學者Marlene Grade根據社會主義模式發(fā)展的歷史經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人們物質生產的歷史進程形成的社會模式，是以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的重要性為前提的。希臘學者Mylene Gaulard對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十分脆弱，面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其房地產泡沫膨脹，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爆發(fā)，突發(fā)投機泡沫在過去幾年形成的困難和問題，會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英國學者Nicholas Jepson認為應更多關注中國模式的崛起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全球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這個過程尚處于萌芽階段，它可能代表了一個新的系統(tǒng)的資本主義擴張階段的開始，這有可能發(fā)展成后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制度的花蕾。
　　一些學者對社會主義內涵及本質進行了分析。例如美國學者David S·Pena論述了可持續(xù)的社會主義的內涵。他認為，可持續(xù)的社會主義社會應有六個組成部分：第一，經濟體制。它用來發(fā)展生產力，建立生產關系，穩(wěn)定持續(xù)地促進共同繁榮；第二，政治體制。它用來支持旨在實現(xiàn)有利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機構；第三，強大的、團結的、完全的主權社會主義祖國；第四，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第五，資源管理政策，以滿足人們需要并同時促進繁榮和諧的自然環(huán)境；第六，成功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越南學者Tran Tuan Phong分析了人類發(fā)展和社會主義的關系，認為社會主義是更高的社會形態(tài)，在每個人都充分、自由的發(fā)展中形成了社會治理原則。而中國學者周瑛、羅洪鐵則以中國為例，闡述了全球化境遇下社會主義國家軟實力的建設問題。
　　四、關于各國不平等關系及正義問題
　　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不平等及正義問題，因此各國學者對此也有許多論述。印度學者Pradip Baksi通過分析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從全球角度來看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建議建立一種新的研究機制，即利用性別不平等研究中的關于雇傭勞動的數(shù)據來拓展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雇傭勞動的相關內容。中國學者方世南認為，要解決不平等問題，樹立正確的社會正義觀是十分重要的，而社會正義觀是生態(tài)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馮顏利、孟獻麗兩位中國學者，認真研究了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們不同意詹姆斯·奧康納的觀點，認為“生產性正義”不是“正義之唯一可行的形式”。正義是關乎人類社會和諧與穩(wěn)定、發(fā)展與進步的根本性問題。從人類正義訴求的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看，實現(xiàn)正義是一個由相對到絕對逐漸發(fā)展的過程，真正的正義要超越正義本身。巴西學者Marco Bulhoes Cecilio分析了世界財富生產與分配的不平等及原因，他利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數(shù)據，，論證及比較了當代世界財富積累的模式及在世界體系形成中所采用的戰(zhàn)略。認為有意控制市場力量的組織——布羅代爾的反市場形態(tài)——仍然處于財富積累過程的中心，并在國家之間的權力斗爭中起關鍵作用。美國學者Erwin Marquit分析了2011年美國紐約發(fā)生的占領運動，認為華爾街是美國資源不平等的標志。該次運動的標語“我們是99%”主要針對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不平等。盡管這次運動有許多不足，但對反抗經濟不平等作了很大貢獻，也是對奧巴馬對美國1%高收入者提高征稅的支持。日本學者Satoshi Niimura則回顧了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不公平的四大觀點，認為亞當·斯密的四大觀點是：其一，勤勉工人和懶惰工人的工資不平等是有益的；其二，一個不平等但富裕的文明社會比一個平等但貧窮的原始社會更令人滿意；其三，通過資本積累，工資率會上升，利潤率和利率均會下降；其四，通過稅收對收入進行重新分配是重要手段。這四大觀點中，有兩個是贊同經濟平等，有兩個是反對經濟平等。日本學者Setooka，Hiroshi從不平等的角度，對貧窮的本身進行了新的詮釋。認為貧窮不僅僅是與收入相關，而貧窮分為個體層面的貧窮；社會層面的貧窮；全球層面的貧窮，必須分階段來消除貧窮。美國學者Roger Seifert則建議設立新的政治經濟學協(xié)會，認為成立此協(xié)會的目的是為了挑戰(zhàn)現(xiàn)有的對不平等解釋的主流觀點，因為協(xié)會是公共服務領域中的文化機構，文化比其他人類活動更有作用，如果想要人們對真實的社會經濟關系特別是平等關系有一個準確的了解，推進文化方面的建設是不二選擇。中國學者張志軍提出了一個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一個全面拓展框架，認為這是一個馬克思經濟學的框架，根據這個框架，可以發(fā)現(xiàn)及勾畫出持久性不平等的現(xiàn)實路徑，持久性不平等的事實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種普通事實存在的真實映射。而另一個中國學者張忠任論述了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強調平等是一種權利，公平是其外化。而所謂社會平等則是其在市場經濟中的實現(xiàn)途徑或手段。平等的前提是生產條件的分配。 　　不少學者還特別討論了各個具體區(qū)域或國家的不平等及正義問題。中國學者周小亮、盧雨婷對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中利益失衡成因進行了解讀，并用空間計量方法進行分析。英國學者Jenny Clegg比較了中國及非洲的現(xiàn)實情況，認為中非合作論壇（FOCAC）已成為南南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新形式，這種形式是雙贏新動態(tài)機制的創(chuàng)立者而不是多極化發(fā)展趨勢中不平等關系的締造者。巴西學者Atenagoras Oliveira Duarte則以巴西東北部1960—1990年間的政治經濟狀況，認為不正常的政府行為及不同的階級利益是造成不平等及非正義的重要原因。他還對2000—2012年巴西東北部的經濟變革過程，特別是透過收入分配指標，看到了更具活力的巴西區(qū)域政策的有效性。巴西學者Ana Maria Rita Milani分析了拉丁美洲2000—2010年的數(shù)據，認為拉丁美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zhí)行地區(qū)結構調整模型，使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共同進步，這說明生產結構的轉變對發(fā)展經濟，消除不平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學者賀欽則分析了拉丁美洲的不平等與替代一體化運動的情況，認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是地球上自然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域之一，但這些財富的受益權不屬于人民。歷史和現(xiàn)實使拉丁美洲的進步力量認識到，只有通過地區(qū)一體化與團結，才能真正實現(xiàn)地區(qū)獨立與公正。巴西學者Amanda Aparecida Marcatti 及Dumont Henrique分析了巴西牛肉行業(yè)中的經濟與勞動關系，認為不同行業(yè)中的勞動者處于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之中。而阿根廷學者Juan E. Santarcangelo以阿根廷為例，認為阿根廷在2001年底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差的經濟狀況以及社會和政治危機，大部分人處于貧困線以下，短短15天經歷了5位總統(tǒng)的變換，并經歷了比索貶值、匯率劇變、外債違約等，加速了阿根廷的收入不平等。而經濟不平等的發(fā)展過程及畸形的工業(yè)化過程，加劇了剝削的產生。烏克蘭學者Andrei Gritsenko和Elena Gritsenko分析了烏克蘭倒置經濟中的不平等問題，認為與發(fā)達國家相反，烏克蘭經濟在以倒置的形式發(fā)展，財富不平等的分配發(fā)生在私有化過程中，導致了大多數(shù)人口沒有得到資源的所有權。這在勞動力市場上尤為顯著。烏克蘭已掉入了全球化倒置的陷阱，經濟增長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惡化，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以及生產的下降。
　　五、關于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已嚴重破壞了原有的全球經濟秩序，因此，如何建立全球新的經濟秩序成為與會學者的熱門話題。中國學者蔣南平及蔣海曦以中國與美國的例子，從理論及實證上說明了經濟大國的角逐及合作是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核心環(huán)節(jié)。建立與維護全球經濟秩序，歷來是在“競爭——合作”框架下完成的。經濟大國是全球經濟新秩序的主導力量。特別在當今世界，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合作”關系對形成全球經濟新秩序至關重要。經濟大國只有消除彼此的經濟安全威脅，促使彼此“競爭——合作”關系出現(xiàn)良好結果，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全球經濟新秩序。蔣海曦更是從市場產權的角度，認為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下，獲取市場產權是中國跨國公司擴張的重要途徑。另一位中國學者蔣瑛從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實踐角度，認為發(fā)達國家施以制造業(yè)為主的產業(yè)轉移，獲取綠色GDP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國際貿易在理論及實踐上都存在綠色GDP與產業(yè)轉移的悖論，發(fā)達國家如果單方面轉移制造業(yè)而獲取最大利益及綠色GDP，都不會有益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美國學者David Matters認為，過去的全球經濟秩序存在許多問題，必須“斬斷過去死亡之手”，因為全球化已成為今天的帝國主義，資本在普遍侵犯勞動人民的權利，這幾年發(fā)展中國家中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zhàn)，社會主義越來越成為惟一的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延長的全球化秩序擴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流通危機。英國學者Simon Mouatt則建議使金融政府弱化來鞏固原有經濟秩序，因為新自由主義金融部門在二戰(zhàn)后的增長十分明顯，許多跨國公司將剩余資本轉向金融部門，就將引起銀行業(y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到來以及隨后的金融國家主權的喪失。中國學者李欣廣認為國際價值鏈的“環(huán)節(jié)價值”是當代價值形態(tài)，這對新的國際經濟發(fā)展十分重要。而墨西哥的學者Luis J. Alvarez Lozano則認為應向可持續(xù)性的消費經濟努力，但可持續(xù)性消費只可能存在于執(zhí)政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外，即只有改變原有經濟體系及經濟秩序，才有可能可持續(xù)消費。英國學者Josef Baum分析了所謂良好的舊式“壟斷競爭”、廣告宣傳和社會生態(tài)變革，認為廣告是非可持續(xù)消費方式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廣告是作為壟斷競爭及寡頭壟斷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新自由主義之后的時代，反壟斷斗爭在意義上被解讀為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取消或降低了對廣告的稅收，而廣告稅的設計應當超越國界，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全球水平。英國學者Leonardo Fernando Cruz Basso則主張創(chuàng)建區(qū)域性貨幣，即在歐洲推行所謂的社會貨幣，并配之以對最低收入計劃和小額信貸項目的資金支持來拯救現(xiàn)存秩序的歐元。與其相似的觀點是加拿大學者Radhika Desai的觀點，他認為從凱恩斯以來，經歷了多次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但都有其利弊。從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來看，回到未來，建立另一種更新的貨幣制度也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責任編輯、校對：焦世玲

摘要：會議對中國作為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中大國，尤其受到更多關注，特別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權力資本化的制度…

摘要：會議對中國作為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中大國，尤其受到更多關注，特別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實施了政府主導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這成為權力資本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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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世界政治經濟學會2013年國際學術交流大會”會議綜述，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