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研究綜述，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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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研究綜述（上）

2012-06-07 | 訪問次數: | 編輯：rky | 【】

2012-06-06

    摘要：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影響大學生就業(yè)的兩個重要因素。本文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衡量指標、對大學畢業(yè)生求職結果和起薪的影響、二者之間的替代（互補）關系這三個方面對我國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關系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歸納和評述。在評述基礎上，本文還對我國大學生就業(yè)問題研究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求職結果，起薪

　　自1999年新一輪高等教育大規(guī)模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勞動力市場日益趨緊，大學生在畢業(yè)時點無法順利就業(yè)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然而，大學生就業(yè)難現象并非中國所獨有。整個歐美發(fā)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和印度在20世紀80年代都經歷過較為嚴重的大學生就業(yè)問題，這導致國外智力資源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就對這一領域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持續(xù)關注，并出現了大量文獻。

　　本文將基于現有的實證文獻，綜述國內關于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的研究，重點關注兩個主題：現有文獻使用哪些指標來衡量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哪些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指標對大學畢業(yè)生的求職結果、起薪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大學生就業(yè)而言，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

　　一、人力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

　�。ㄒ唬┤肆Y本的衡量指標

　　總體來看，國內學者在實證研究中選取的衡量人力資本的指標顯得十分寬泛，隨意性很大，只有少數文獻按照人力資本的本義進行了指標選�。ㄔ啦�，2004；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喬志宏等，2011）。例如，在岳昌君等人（2004）的文章中，衡量人力資本的指標包括學習成績、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是否獲得過英語四六級證書和其他證書、是否黨員和學生干部、是否有輔修或雙學位、是否有兼職經歷。用這些指標來衡量人力資本，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如讀書期間從事兼職工作，尤其是就業(yè)取向的兼職，是為從學校到工作（from school to job）順利過渡的一個積極準備。在國外研究中，兼職對于大學生能力拓展和素質提高的作用被廣泛論證（Canabal，1998；Orzag et al.，2001；Berker and Carroll，2003）。

　　更多的研究不但用上述學業(yè)成績等指標來反映人力資本，而且還認為學校類型（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胡永遠和邱丹，2011；李澤彧和譚諍，2011）、學歷層次（胡永遠等，2007；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胡永遠和邱丹，2011）、專業(yè)類別（胡永遠等，2007；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李澤彧和譚諍，2011）也能衡量大學畢業(yè)生個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狀況，甚至還有研究將性別指標也納人人力資本范疇（李澤彧和譚諍，2011）。我們認為這樣的研究設計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學校類型是一個雙重因素，既是人力資本因素，也是社會資本因素。再來看學歷層次和專業(yè)類別。我們認為在回歸方程中，將學歷層次與其他人力資本因素放在一起是不合適的，這會導致低估學歷層次變量所起到的作用。將其作為控制變量來處理比較合適。同樣的道理，也不能將專業(yè)類別視為人力資本指標，只能作為控制變量放人回歸方程。

　　當然，也有文獻試圖用多種能力指標來直接測量大學畢業(yè)生的人力資本存量水平（例如陳成文和汪希，2009），這與國外學術界的努力方向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存在指標定義不明確和指標過多等問題，客觀地說，可借鑒價值并不大。

　�。ǘ┤肆Y本與大學畢業(yè)生的求職結果

　　哪些人力資本指標對求職結果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現有實證文獻來看，結論并不一致。多數文獻發(fā)現，學習成績好、獲得過獎學金、是黨員、有過兼職經歷的大學畢業(yè)生，其能順利就業(yè)的概率較大。也有研究發(fā)現學習成績的作用不顯著，并推測其原因可能在于用人單位來招聘學生時，較少考慮學生成績的排名，主要關注學校聲譽（喬志宏等，2011），甚至還有研究發(fā)現學習成績對于就業(yè)機會的獲得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陳成文和汪希，2009）。

　　有很多文獻考察了英語四六級證書、其他證書這兩個指標的作用（例如岳昌君等，2004；胡永遠等，2007；李澤彧和譚諍，2011），普遍認為與其他證書相比，擁有英語四六級證書對求職結果并沒有十分明顯的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在實踐中大多數高校都已將英語四六級證書作為授予學位的一個必備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有其他證書就成了用人單位考察畢業(yè)生人力資本的重要信號。另外，幾乎所有將學校類型、專業(yè)類別作為人力資本衡量指標的研究，都發(fā)現學校聲譽、所學專業(yè)類別顯著，正向地影響大學畢業(yè)生的求職結果；而在討論學歷層次指標的文獻中，并沒有一致發(fā)現學歷層次越高，大學生能順利實現就業(yè)的概率就越大。

　�。ㄈ┤肆Y本與大學畢業(yè)生的起薪

　　大學畢業(yè)生的起薪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就業(yè)質量的好壞。文獻綜述結果表明，影響求職結果與影響起薪水平的人力資本變量，存在明顯的不一致。對求職結果而言，學習成績、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政治面貌、兼職情況是重要的，但對于起薪水平而言，這四個指標中只有兼職情況指標起決定作用。與之相反，那些并不顯著影響求職結果的指標，卻很有可能影響就業(yè)時的起薪水平。例如，我們剛剛討論過，與其他證書相比，擁有英語四六級證書對求職結果并沒有十分明顯的作用，但是，絕大多數的研究都發(fā)現獲得了英語四六級證書，能顯著地提高起薪水平，而其他證書在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卻不甚明顯。也有研究發(fā)現學校類別、學歷層次和專業(yè)類別對起薪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胡永遠等，2007；李澤彧和譚諍，2011；胡永遠和邱丹，2011）。

　　這種強烈反差表明，在轉軌中，高等教育勞動力市場，就業(yè)實現機制與工資決定機制可能是不一致的。由于就業(yè)于城市、國有部門等主要勞動力市場能獲取明顯的分割性收益，而主要勞動力市場的職位又是有限的，這導致主要勞動力市場的職位競爭相當激烈（賴德勝等，2008），主要勞動力市場基本上表現為一種買方壟斷狀態(tài)，即由用人單位來主導設定招聘條件，大學生的談判能力是很弱的。而用人單位在篩選過程中，除了關注學校聲譽、學歷層次、專業(yè)類別這些基本要素之外，一般傾向于挑選綜合素質強和職業(yè)發(fā)展?jié)摿Υ蟮膶W生，于是學習成績好、獲得過獎學金、是黨員、有過兼職經歷的大學畢業(yè)生就會更受用人單位的青睞。而這些顯著影響求職結果的變量，卻不一定能影響大學畢業(yè)生的起薪水平。

　　當然，由于工資水平仍會受其邊際生產率影響，如果大學畢業(yè)生的確能展現出更高的能力，那么就有可能獲得更高的起薪。例如，絕大多數國內研究結果都表明，有過兼職經歷既對求職結果也對起薪水平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學生在讀書期間的工作經歷，通過技術、知識、工作習慣以及經驗的積累，提高了畢業(yè)后在工作崗位的勞動生產率。這一結論與國外文獻也是一致的（Stephenson，1981；Meyer and Wise，1982；Ruhm，1997）。

　　二、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yè)

　　現實世界中仍然有大量的與大學生就業(yè)相關的問題，利用人力資本不能做出完美解釋。例如，如何解釋“學好數理化，不如有一個好爸爸”現象。在這方面，社會學家比經濟學家先行一步，并憑借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敏銳的觀察，提出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見解。關于西方國家和東亞社會的比較研究發(fā)現，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在不同背景條件下有很大差異。在西方國家，求職者更多地通過弱關系實現工作匹配（Granvovetter，1973，1974），社會資本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勞動力市場信息；而在東亞社會，強關系則更為重要，且直接影響了職位的獲得（邊燕杰，1998；邊燕杰、洪洵，1999）。

　�。ㄒ唬┥鐣Y本的衡量指標

　　與衡量人力資本的指標相比，國內學者采用的衡量社會資本的指標更趨一致。家庭所在地、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等指標被廣泛采用（例如鄭潔，2004；文東茅，2005；李澤彧和譚諍，2011），這些均可歸為衡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研究者傾向于采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指標來衡量大學畢業(yè)生的社會資本狀況，是基于這樣一種邏輯：對于大學生而言，在走出校園之際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主要還是來自于家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大學畢業(yè)生所能夠利用的社會資本水平（鄭潔，2004）。然而，這種研究設計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從理論上說，家庭背景越好，的確越容易形成越多和質量更高的社會網絡關系。但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同樣也影響著下一代的人力資本形成，個人能憑借良好的家庭背景獲得享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機會（Moerbeek et al.，1995；丁小浩，2006）；其二，如果可以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視為社會資本的衡量指標，那么充其量也只能間接測量大學畢業(yè)生擁有的社會資本水平，而不可能直接衡量在就業(yè)過程中使用了多少社會資本。

　　為避免上述問題，一些文獻在研究設計中還采用了對社會資本擁有狀況進行直接測量的辦法，主要使用了家庭或個人社會關系指標作為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陳成文和譚日輝，2004；閻鳳橋和毛丹，2008；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這種研究路徑顯然要比單純使用家庭社會地位衡量指標的方法更合理，然而也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它只能測量社會資本的擁有狀況，并不能確切知道在求職過程中是否使用了這些社會資本，如果使用了，又使用了什么樣的社會資本。而在大學生就業(yè)過程中哪些社會資本在起作用，恰恰是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也有文獻采用了“是否找了熟人幫忙”等指標考察大學生求職過程中社會資本的使用情況（胡永遠等，2007；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胡永遠和邱丹，2011），這顯然又能使人們更直接地了解社會資本之于大學生就業(yè)的作用。當然，這種研究設計也有局限性：只能考察“熟人”這種強關系的作用，無法告訴我們到底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更為重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陳海平（2005）、喬志宏等（2011）在研究中將大學生的社會資本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并考察了這些社會資本在大學生求職時的使用情況及其對就業(yè)的影響。我們認為這樣的研究設計是十分可取的，不但與國內外主流的測量社會資本的文獻一致，而且也更符合中國的現實情境。

　�。ǘ┥鐣Y本與大學畢業(yè)生的求職結果

　　絕大多數文獻都發(fā)現社會資本有助于大學生順利就業(yè)，但是在哪些變量對求職結果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方面，并未取得廣泛的一致：母親職業(yè)等級（鄭潔，2004），父親職業(yè)為行政管理人員、各類經理人員、專業(yè)技術人員以及父親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文東茅，2005），父親是科級以上干部、父母學歷為中專和家在東部省份（胡永遠等，2007），老師的推薦（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家庭社會關系（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個人社會關系（李澤彧和譚諍，2011）等變量的作用分別被發(fā)現�？梢钥闯�，除了有文獻共同發(fā)現“父親職業(yè)”和“父親受教育程度”指標起作用外，其他文獻在關于哪些指標顯著影響大學生就業(yè)方面結論差異很大。

　　同時，還有一個研究結論很有意思——“是否找了熟人幫忙”這一指標對于求職結果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胡永遠等（2007）甚至發(fā)現找的熟人越多，就越無助于就業(yè)的獲得：在“托熟人幫忙”這一項上，相對于基準變量“沒有”，“找了1-3人”的效果不顯著，而“找了4人以上”的卻有顯著的負影響，就業(yè)概率低3.62%。這一結果與理論預期不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那些傾向于找熟人幫忙聯系工作的個體，本身的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就較低，因而就業(yè)競爭力較差。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可能說明在我國現階段大學生能順利就業(yè)的關鍵因素還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因素僅起輔助作用，單憑社會資本因素無法實現順利就業(yè)。

　�。ㄈ┥鐣Y本與大學畢業(yè)生的起薪

　　再來看一下社會資本與起薪水平的關系。我們重點考察了討論過起薪問題的十篇代表性文獻的研究結果，發(fā)現結論并不一致：有三篇文獻共同發(fā)現父親的受教育年限（程度）越高，大學畢業(yè)生的起薪水平就越高（岳昌君等，2004；文東茅，2005；胡永遠和邱丹，2011），另外有四篇文獻分別發(fā)現使用了強關系（陳海平，2005）、家庭所在地（胡永遠等，，2007）、家庭社會關系（閻鳳橋和毛丹，2008）、家庭收入（李澤彧和譚諍，2011）指標在起作用。也有文獻發(fā)現所考察的社會資本指標對起薪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陳成文和譚日輝，2004；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喬志宏等，2011）。

　　將上述影響起薪的社會資本指標與影響求職結果的社會資本指標進行比對，可以發(fā)現基本上沒有重合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與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對于求職結果和起薪水平的作用機理是有差異的。例如，“父親是科級以上干部”有助于獲得工作，這是因為大學生可以憑借父親所擁有的優(yōu)質社會關系獲得廣泛的就業(yè)信息，甚至直接決定職位的獲得。但這一指標卻無法影響起薪水平。家庭收入指標對求職結果不具影響力，卻能影響起薪。這是因為，大學生的家庭收入越高，其保留工資水平就越高，否則他就寧愿不就業(yè)。

　　三、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替代還是互補

　　按照一般的邏輯，如果說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是以一種可替代關系對大學生就業(yè)發(fā)生作用的話，那么大學生僅利用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就能順利實現就業(yè)；如果二者之間是一種互補性關系，那么單獨使用任何一種資本都不能使大學畢業(yè)生獲得一份理想工作。

　　在中國，對于大學生就業(yè)而言，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何者更重要？一些研究者進行了討論，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在提高就業(yè)概率方面，一些文獻認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同等重要（胡永遠和邱丹，2011）；而另一些學者基于其研究結果，提出了人力資本更為重要的觀點（胡永遠等，2007；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例如，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的研究表明，學習成績好、獲得過獎學金、有輔修專業(yè)或雙學位、是黨員、擔任過學生干部對就業(yè)機會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且這些人力資本因素的回歸系數，相對于社會資本等指標對就業(yè)機會影響的回歸系數值更大，說明影響強度也更大，并認為在高等教育階段所積累的人力資本，包括學習成績，學習的廣度以及綜合素質對就業(yè)機會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在影響起薪水平方面，胡永遠等（2007）、胡永遠和邱丹（2011）發(fā)現影響最大的是大學生的人力資本因素，而杜桂英和岳昌君（2010）的實證研究卻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發(fā)現雖然學生的學業(yè)成績對高校畢業(yè)生的起薪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影響的程度比家庭背景等變量的影響程度要小，即認為社會資本更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基于2003-2009年數據進行的分析表明，雖然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始終認為人力資本相對更為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認為人力資本更加重要的畢業(yè)生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說，社會資本的相對重要性程度在日益凸顯。

　　也有文獻檢驗了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否在以一種互補關系對大學生就業(yè)發(fā)生作用。馬莉萍和丁小浩（2010）測量了大學畢業(yè)生在工作搜尋過程中感知到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作用，經驗研究結果表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具有互補性。也就是說，當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時，大學生認為社會資本對求職的作用較重要；當社會資本存量較低時，認為人力資本對求職的作用較重要。這一結果，與國外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Boxman，1990）。

    作者： 孟大虎 蘇麗鋒 施璐璐  來源： 《經濟學動態(tài)》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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