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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精神”對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發(fā)展的啟示

發(fā)布日期： 2012-05-28 發(fā)布：  

  2011年第3期目錄       本期共收錄文章20篇

　　摘要：以“現象學精神”為引導，從理性、價值和科研等方面對當代中國武術教育進行論述。分析認為：理性的武術教育應當是能夠幫助學生在武術實踐中獲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過程，是滿足學生精神文化需要的教育過程，是實現“以人為本”武術教育的具體體現。這種教育關系是確保各種武術教育價值得以全面良好實現的基本前提。武術教育科研也是以解決武術教育中的具體問題為出發(fā)點，而非“紙上談兵”式的構筑各種玄遠高深的“文化、理論、學說”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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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民族傳統(tǒng)體育；武術教育；現象學精神；中國
　　中圖分類號：G8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11)03-0128-04
　　
　　Inspiration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AN Hua-mei
　�。―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23，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modern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rationality,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fter analysis: rational Wushu education should is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to gain self understanding, self respect and self examination in Wushu practice,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satisf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student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people orientated” Wushu education; such a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econdition to ensure that various Wushu education values are well realized comprehensively;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Wushu educations are also start points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Wushu education, but not building all sorts of virtual, profound systems of “culture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in a purely theoretical w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Wushu education；phenomenological spirits；China
　　
　　現象學是20世紀初期由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提出并以其較強的彌散性對西方哲學的發(fā)展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種哲學思潮。雖然經歷了中西方學者跨世紀的研究探討，但發(fā)展至今仍沒有形成具有嚴格意義的學科體系，因為現象學本身就是復雜多義的概念�！艾F象學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學派，而是一個由不同理論、學派組成的思想運動”[1]。這種思想運動通常被現象學家稱為“現象學精神”。所謂現象學精神，是指現象學研究者應當具有的“回到實事本身”的勇氣，是一種“面向實事本身”的態(tài)度、信念或方法論”[2]。現象學“面向事實本身”的精神要求我們以懷疑的態(tài)度來批判時下流行的各種話語�，F象學在研究事物本質與現象關系的時候十分重視對“完善理性”的追逐，在逐步削除現象表象達到一步步接觸到現象“本質”的過程中，需要樹立持久的“懸置”意識，以及現象學扎實的科研態(tài)度等。
　　最早將現象學理論引入到教育學領域的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校長克里克。他首先把現象學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對現象學的本質分析方法應用到教育科學研究當中，奠定了當代教育現象學的研究基礎，國內教育學研究者則常將其稱為“現象學教育學”，教育現象學研究對象從“存在與意識”、“本質與現象”的宏觀研究到具體教育現象問題研究，使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發(fā)展的現象學探索成為可能。對于中國武術教育而言，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歷史構造注定會產生武術教育豐富多彩的現象。一方面，我們承認“武術教育不僅僅指武術教學，它還包括通過這一教育過程使受教育者從身體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教育塑造”[3]，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科研普遍重視不夠，武術科研“競技化”現象嚴重。因此，本文基于對當代武術教育表現出來的矛盾問題的思考，試圖從現象學方法論角度對當代中國武術教育引入現象學的“小零錢”思想，以及“描述性研究”、“對話式訪談”等教育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以期為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的發(fā)展提供參考。
　　
　　1從現象學精神對“完善理性”的反思看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理性
　　“l(fā)9世紀后半葉，科技理性主義成為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思潮，這種思潮也對體育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讓人們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學技術可以解決所有體育問題的觀念”[4]。而以科技理性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發(fā)展同樣面臨著以人文理性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質疑，這便是現象學研究提出的理性追問：“自然科學能從自身中獲得自我理解嗎？自然科學是一種能夠自我反思的科學嗎？”[5]。鑒于此，當代中國武術教育也不禁反思，當前的中國武術教育“關系”理性嗎？教育內容理性嗎？教育過程能夠幫助學生實現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嗎？
　　武術教育本是一種培養(yǎng)健全人格的實踐活動，本應關注人自身價值的弘揚，關注人性精神層面的構建，促進人的自由、全面、和諧發(fā)展。然而，武術教育自身日漸科學化、技術化、專門化使武術教育關注的“意義本質”變成了“工具本質”。在學校武術教育中，學生作為受教育對象成為武術教師捍衛(wèi)自身教育地位的籌碼，在復雜多樣的技術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關于武術人文價值的探討日漸稀少。在教育內容上，國家武術主管部門于20世紀60年代統(tǒng)一創(chuàng)編的“長拳、太極拳”等內容，已經在學校體育教育中推行近半個世紀，時代的發(fā)展以及學生價值需求的轉變已經讓“計劃、統(tǒng)一”為特色的教學內容感到羞澀，各體育專業(yè)院校以及開設體育教育專業(yè)的普通高校正在努力創(chuàng)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武術教育體系，如陜西的“翻子拳、劈掛拳、通臂拳”，四川的“峨眉武術、青城武術”，山東的“螳螂拳”，河北的“八極拳”等。指出當代中國武術后備人才的主要特征是“說得多、寫得多、練得少”，但是這些武術人才“說得多”并非針對學生群體說得多，“寫得多”也不是關于武術教育凸顯的實際問題而論，好多文章是對過去武術文化知識的現代化翻譯，所謂的武術科技也是以優(yōu)質武術內容對現代科學解剖手段的驗證。諸如太極拳等武術內容用科技理性來“裁決”其合法地位對于武術人文價值的弘揚毫無作用。如有學者對太極拳中老年人群身體健康狀況的機能監(jiān)測研究綜述中發(fā)現：“研究結論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太極拳練習者的心肺功能、免疫機能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各項指標都優(yōu)于不經常鍛煉者。”[6]諸如此類的研究對于武術教育人才的培養(yǎng)來說是否需要從教育理性的角度去審視。

　　現象學是一種以反思見長的哲學思維方式，除了對上述武術教育內容的反思外，武術教育模式也是其反思的問題。武術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于傳承武術技擊實戰(zhàn)方式、傳遞武術人文理念、延續(xù)武術愛國精神，幫助人們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維方式、價值標準、生命旨趣等。如中國武術“止戈為武、點到為止、內圣外王、寧靜致遠、溫良恭儉”等精華思想，恰恰是現代武術教育應當格外強調和珍惜的。但這些人文精華觀念在學校體育教育平臺上被“封了口”，武術只能因“體育”而教育，而不是因“文化”、因“歷史”、因“審美”、因“生活”而教育。在普遍強調體育教育的結構性特征的情況下，武術教育對于學生而言喪失了傳統(tǒng)的生活中意義，對于教師而言武術教育成了流于課堂形式的工具性意義。
　　因此，完善武術教育理性不僅表現在適當引入現代科技教育理念與方法，還應當兼顧武術本身蘊含的人文特質，使中國武術教育在科學解釋與人文描述中得到全面促進和發(fā)展。
　　
　　2從現象學精神對“教育關系”的確立看當代中國武術教育價值的實現
　　現象學認為：“師生關系不是二元對立的主客體關系，而是師生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主體間關系�！盵5]但這種師生主客對立的局面卻在當代中國武術教育中長期存在著，進而導致武術教師對“教”的價值產生懷疑和厭倦，學生對自己“學”的動機發(fā)生動搖。這不僅讓我們更加懷念中國武術傳統(tǒng)教育范式中才能看到的“師者樂教、生者樂學”的融洽現象。
　　傳統(tǒng)武術教育范式中，武術拳師與弟子對自身所參與的武術教育實踐活動普遍持有積極、肯定的態(tài)度。他們之所以堅信武術教育的實踐價值，原因有：1)武術這一文化現象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是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2)彼此的價值需要在武術教育過程中得到雙方的肯定和褒揚；3)穩(wěn)固的師生情感使彼此對武術教育的價值認定更加牢靠。拳師對自己精湛的技藝信心滿滿，需要獲得徒弟的認同和贊美；徒弟通過學習武術可使自己的技藝、道德、品行、情操得到錘煉和提高，需要獲得師傅的鼓勵和表揚。如許禹生先生言：“習拳術者，一為誘導智識之官能，一為修養(yǎng)道德之忍性�！边@足以看出作為教育者的武術大師，他們對武術教育的“育智、育德、育體、育心”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因為這種教育價值對于個體或群體、古代人或是現代人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
　　拂古思今，當代中國武術教育價值認同弱化甚至異化的根源也在于當代武術教育過程中師生關系的對立、冷漠、機械的操作方式上。武術所蘊含的個人和社會價值歷來都是十分豐富龐雜的，安身立命、強身健體、鋤強扶弱、修身養(yǎng)性、保家衛(wèi)國、弘揚文化、繼承民族精神等，這些也都是武術教育參與主體之所以躬身實踐的價值導向。而這些武術教育價值卻在當代社會的大背景下黯然失色。如形式多樣的武術教育被壓縮到體育教育的小版塊兒當中，致使武術教育所承載的個體、社會性價值因“課時少、重技術、輕理論”等問題而無從實施；如武術教師把武術教育當做是一份“混飯的差事”，武術課堂成了保持教育關系的唯一場所，師生關系由過去的理解和對話變成了技術動作的機械鏈接；再如武術教育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創(chuàng)收、家庭瑣事、人際關系、個人成長需求等占據了教師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武術教師對培養(yǎng)優(yōu)秀武術人才獲得的成就感、滿足感、欣慰感較為模糊。與此同時，學生對武術的價值認同開始分化，并消極應對武術教學實踐。
　　
　　3從現象學精神的“小零錢思想”看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科研
　　現象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哲學，對其它人文社會學科做出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小零錢”思想的提出。所謂“小零錢思想”，主要是一種工作精神，對武術教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從武術教育過程中的小事情、小問題抓起，對各種教育現象資料進行歸納和反思，解決實際的小問題。胡塞爾曾屢次告誡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們的基礎工作已經完成了，我們需要的不是大鈔票，而是小零錢，現象學家要做考古工作者，而不是建筑設計師，進行理論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明察和反思，不是憑空構陷，而是腳踏實地的分析和描述。”[7]
　　周偉良[8]曾在《傳統(tǒng)武術俗文化特征散論》中對近代武術科研發(fā)展的趨勢做出過判斷，即“不少研究者似乎只對武術與一些思辯、理智、高雅的文化現象諸如古典哲學文化等發(fā)生興趣，鮮有對它的俗文化屬性進行研究。”這種武術科研趨勢一直延續(xù)到現在，且這種來自于武術科研宏觀層面的走向也正在嚴重影響著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的科研狀況。大有用宏觀的武術科研代替微觀的武術教育研究的趨勢。廣大武術教育研究者也一味追求“立言玄妙、行事雅遠”的研究風氣，致使不少武術教育研究成果理論構造泛濫、新詞頻出、歧義迭現，很大程度上成了“造詞”工作。武術教育實踐過程中凸現出來的一些具體問題在“假、大、空”風氣的沖擊下似乎變成了“飯炒蛋、蛋炒飯”的事情。
　　“教育研究既有相同于科學研究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性，基本屬于行動研究”[9]。自“教師即研究者”觀念提出以來，教育研究受到“制度化教育”的驅動，并被賦予“科學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研究逐漸成為某些專業(yè)人士的“專業(yè)”，成了置身于直接的教育教學過程以外的“研究者”的專職。一些高校武術教師在科研思想上表現出如下特征：1)通常把承擔各級各類課題看成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2)把武術教育研究簡單地看成是寫文章；3)對交叉學科的運用上，理論審視多而有效策略少；4)盡力拔高，企圖建構出某種高深理論，導致結果僵化無用。這樣的武術教育研究成果對武術教育實踐的推動效果是軟弱無力的。
　　針對當前我國武術教育面臨的諸多問題，國家教育部及部分學者早就提出了具有改革意義的措施。2001年頒布實施《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至今已達9年；中宣部與教育部聯(lián)合制定的《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頒布至今已達6年；邱丕相針對當前學校武術教學內容形式單一、動作枯燥，難以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的問題，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強調應用”的策略；王崗[10]提出重構學校武術教育體系必須強調“國學意識”；楊建營[11]提出了武術教育是“國家內驅力”的基本保障等。還有一些關于武術教材、課程內容、教學模式、教學評價等方面的改革性建議，但也只是停留在文字閱讀層面。我們認為，武術教育科研的重點應當是如何喚醒、激發(fā)有關管理部門的重視，通過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制度來推動武術教育的改革進程，在實踐中發(fā)現新問題、尋找新出路。
　　雖然胡塞爾提出的“現象學”是以構建新的哲學認知體系為初衷，但我們感受更為真切、直接的則是胡塞爾敢于直面現實問題并進行深刻反思的勇氣和精神，即“現象學精神”。當代中國武術教育的開展是異常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蘊藏著十分豐富的教育現象。長久以來，人們對各種武術教育現象中的錯誤觀念視之為“自然、必然、想當然”的做法無疑缺少現象學對事物“原態(tài)、原點”進行“懸置”反思和批判的意識和魄力。在現象學精神的啟示下，理性的武術教育應當是能夠幫助學生在武術實踐中獲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過程，是以學生精神文化需要為內容指針的教育過程，是實現“以人為本”武術教育的具體體現；是以人之情感為聯(lián)系紐帶的武術教育關系，這種教育關系是確保各種武術教育價值得以全面良好實現的基本前提，而非以“物質回報、課堂規(guī)范、考核標準”等非人性因素為基礎的；武術教育科研也是以解決武術教育中的具體問題為出發(fā)點，而非“紙上談兵”式的構筑各種玄遠高深的“文化、理論、學說”等虛無體系。這便是現象學之所以為“學”的重要價值所在，也是現象學之所以產生如此深遠教育影響的根源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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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王崗，邱丕相，包磊. 重構學校武術教育體系必須強化“國學意識”[J]. 體育學刊，2009，16(9)：1-6.
　　[11] 楊建營，邱丕相. “國家需要”對武術發(fā)展的驅動力探索[J]. 體育學刊，2010，17(2)：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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