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筆者在調研案例時發(fā)現,我國《合同法》第148條中的拒絕接受權無一例外被法院援用為買受人拒絕受領瑕疵物的請求權基礎,一旦買受人正當行使該項權利,則可向出賣人主張履行遲延金。但賦予拒絕接受權以此種法效果,尤其考慮到《合同法》第148條“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要求,顯然會造成履行遲延金認定的不合理。司法實踐之所以會陷入此種誤區(qū),根本在于立法規(guī)定的模糊性以及理論研究的不足。拒絕接受權應歸入違約救濟權的范疇,其表現為對標的物質量的不認可。它與《合同法》第71條和第72條旨在阻卻受領遲延的“拒絕受領”不同,也與《合同法》第162條旨在解決貨物多交問題而與違約救濟無關的“拒絕接收”不同。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的釋義,我國的拒絕接受權源于英美法的拒絕權制度,因而國內諸多學者主張借鑒英美法的規(guī)定對該權利進行解釋完善。通過對英美法拒絕權制度的考察,可以發(fā)現,英美法的拒絕權并未要求“合同目的不能實現”這一標準,其制度功能在于促使雙方磋商以達成修理、更換等合意,從而避免合同的解除。盡管我國在規(guī)定拒絕接受權時,對此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但仍可在我國違約救濟的體系下保留英美法拒絕權的制度功能,亦即為合同解除提供緩沖。在解釋拒絕接受權時,首先要明確《合同法》第148條和第111條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特別規(guī)定,換言之,拒絕接受權理應屬于修理、更換、減價、退貨、損害賠償之一種。由于《合同法》第148條將合同解除與拒絕接受并列,且退貨實則為合同解除的商業(yè)化表達,故拒絕接受權不可能等同于解除與退貨。再者,我國法并未賦予修理、更換以“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要件,因而拒絕接受權難以與此二者等同。此外,與給付并存的損害賠償(如遲延損害賠償)也無違約程度的要求,故從瑕疵救濟權的體系出發(fā),拒絕接受權只能是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這也與比較法中替代給付損害賠償較為嚴苛的標準相一致。關于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的計算,存在交換說和差額說兩種學說。差額說是一般性合同解除制度缺位、合同解除與履行利益賠償不可并用的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現行法下并無延續(xù)的必要。差額說不僅會在理論層面上模糊合同解除與履行利益賠償的界限,也會架空約定解除權制度。采用交換說,不僅可維護買受人原有的期限利益(尤其是期票付款交易),也能夠不改變原合同業(yè)已形成的風險利益分配,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避免惡意的投機交易。綜合以上幾點,采取交換說計算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更為合理。這也證成了替代給付損害賠償的獨立性。由于交換說最大程度維系了原合同的對價關系,故其對合同的破壞遠低于解除,就此而言,拒絕接受權發(fā)揮了為解除提供緩沖的制度功能,這與英美法拒絕權的制度功能相契合。當買受人尋求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失敗后,仍可解除合同獲得救濟。拒絕接受權僅能在買受人收下貨物后方有援用的空間。我國并未詳細規(guī)定拒絕接受權的條件,因而須借鑒CISG“根本違約”的主客觀標準,并結合商業(yè)實踐,合理細化行使的條件。我國對拒絕接受權的行使方式和行使時間均未加以規(guī)定,因而須加以完善。筆者認為應以拒絕通知的方式行使該權利,其性質屬于意思通知,可類推適用意思表示的規(guī)定。此外,拒絕通知須受一系列期間的限制,在確定相應期間時,可類推適用《合同法》第158條有關瑕疵通知的規(guī)定。尤其是在確定合理期間時,應采用“實質不利益”標準并結合“慷慨的一個月”的規(guī)定,具體考量因素參照《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17條。采取交換說計算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時,存在買受人和出賣人利益保護的問題。當買受人尚未支付價款時,盡管依據交換說買受人仍應支付價款,但在出賣人尚未支付替代賠償時,應認為買受人可援用同時履行抗辯權拒付價款;當買受人已支付價款時,應認為買受人可類推適用解除的規(guī)定要求價款的返還。同樣地,對于瑕疵貨物,由于買受人行使拒絕權后風險由出賣人負擔,而此時貨物一般由買受人占有,故有保護出賣人利益的必要。出賣人可類推適用解除的規(guī)定要求返還瑕疵貨物,當貨物尚未運回時,依據減損規(guī)則,買受人有暫為保管的義務,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買受人有緊急變賣的義務。
【學位授予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D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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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36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