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背景:重性抑郁障礙(MDD)已成為全球疾病負擔的主要來源。抑郁障礙患者常伴隨軀體不適,致使很多患者首先就診于綜合醫(yī)院非心理科門診,然而國內(nèi)較少有大樣本報道綜合醫(yī)院非精神心理科就診患者MDD的檢出率。即使明確了MDD診斷,治療上也極為困難。盡管抗抑郁藥品種眾多,但患者個體差異明顯,約有50%患者對藥物不應答;即使抗抑郁藥有療效,長期服藥的患者亦擔心藥物的副作用。全球患者皆需面對此種窘境,故人們渴望找到一種有效的非藥物療法幫其擺脫困境。多個國家已將認知行為治療(CBT)納入抑郁障礙的防治指南,作為治療抑郁癥的單一或輔助手段。CBT有多種形式,目前較為常用的是面對面CBT,但由于其存在時間、地域、恥感等不可忽視的壁壘,被限制了其發(fā)展和廣泛使用。隨著科技發(fā)展,遠程醫(yī)療(電話CBT)進入人們視野,電話CBT的療效究竟如何,國外研究說法不一。國內(nèi)研究團體多將電話CBT用于治療失眠障礙,但尚未有人報道將電話CBT應用到中、重度抑郁障礙的療效。目的:在四家綜合醫(yī)院非心理科門診調(diào)查就診患者的MDD的檢出率,并了解其臨床特征(著重關注自殺意念);探索電話CBT臨床療效及與面對而CBT相較的非劣效分析。方法:在廣州市四家綜合性醫(yī)院的非心理科門診,采用問卷調(diào)查。共篩查了 5284人,5189人完成患者健康問卷9(PHQ-9),1392人PHQ-9≥5分(推薦接受精神科訪談),最后819人完成簡明國際神經(jīng)精神病學訪談(MINI)訪談。190人被診斷為MDD。通過橫斷面調(diào)查招募(9人入組)、臨床醫(yī)生轉(zhuǎn)介及新媒體招募中重度MDD患者(61人入組),邀請這70位參加藥物+面對面CBT或電話CBT的隨機對照單盲干預研究,均已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結果:橫斷面研究中,5189樣本中重性抑郁障礙(最近2周)檢出率為3.7%,2.3%的患者有自殺意念。隨機對照試驗中,70例中重度MDD患者中,脫落率為5.7%,71.4%受過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41.4%傾向選擇遠程式心理治療。精神障礙共病率高達84.30%,其中廣泛性焦慮障礙占74.3.%。經(jīng)干預治療后,對電話CBT和面對面CBT兩組的臨床特征進行非劣效性分析,提示在緩解抑郁、焦慮癥狀,提升大體功能,改善生活質(zhì)量方面均不遜于面對面CBT(電話CBT組PHQ-9總分(△值=2.18,p值=0.01),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總分(△值=2.76,p值=0.02),廣泛性焦慮量表-7(GAD-7)總分(△值=2.18,p值=0.01),功能大體評定量表(GAF)總分(△值=6.62,p值=0.03),醫(yī)療結果研究簡版-12軀體因子(PCS)總分(△值=3.07,p值=0.04)。在第6個月隨訪時的非劣效性分析提示:與面對面CBT組相比,電話CBT組的117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17-HAMD)、HAMA、GAD-7及功能失調(diào)性態(tài)度問卷(DAS)總分均具有顯著的統(tǒng)計學意義:17-HAMD校正分(△值=1.75,p值=0,02),HAMA校正分(△值=1.86,p值=0.00),GAD-7校正分(△值=4.52,p值=0.04),DAS校正分(△值=3.47,p值=0.02)。上述結果說明電話CBT組在6個月隨訪時抑郁、焦慮癥狀緩解及不良認知功能矯正方面不遜色于面對面CBT組。12個月隨訪時,在矯正認知偏差及提升生活質(zhì)量方面不亞于面對面CBT(DAS分:△值=4.25,p值=0.026;PCS分:△值=2.71,p值=0.015)。結論:綜合醫(yī)院非心理科就診的患者是MDD患病的易感人群,臨床內(nèi)科醫(yī)生應有篩查、識別、轉(zhuǎn)介的意識,以保證患者接受個體化且優(yōu)質(zhì)的醫(yī)療服務。電話CBT在緩解抑郁、焦慮癥狀,矯正歪曲認知,改善生活質(zhì)量,提升大體功能方面均有較好療效,并且在很多臨床特征改善方面不遜于面對面CBT。電話CBT具有便捷、易推廣、療效持久的優(yōu)勢,在醫(yī)療服務體系中尚存巨大潛力,值得臨床工作者和研究者關注及推廣。
【學位授予單位】：南方醫(yī)科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R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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