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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一)

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

盧德平

 

[內容提要]

 

以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為代表的20年代的留日作家，在其作品中對日本社會的政治結構、風土人情、教育體制、自然景觀等均有比較詳細的描述。這類作品中頻繁出現(xiàn)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可以講，已經成為眾多中國人心目中的一種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

 

日本形象原型  留日作家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prototype of Japanese image   Chinese writers studying in Japan

 

 

 

 

本文集中考察第一類作家的作品。其余幾類作家的作品以后另行論述。

 

────────

 

 

 

一、櫻花情結

  

黃葉初的短篇小說“戀愛初期的失敗者”，形象地說出了作品中主人公那時的心境。

無獨有偶，張定璜的小說“路上”也描述了作品中主人公類似的夢想，只不過，這樣的夢想在主人公再回首的追憶里滲透了無限蒼涼的氣息：

然而，現(xiàn)實畢竟與夢幻有非常大的距離。留日之前想象中的扶桑之國，多了一層玫瑰般的色彩，風景無限美好。留日之后，親自觀察到、體驗到，并飽嘗其酸甜苦辣的日本，在這時的眾多作家的作品里，卻變成了一個輕視中國、人欲橫飛、等級森嚴、貧富懸殊的社會。風花雪月、山川草木，以櫻花為其象征的日本自然風光，這時又成了中國留學生逃避冷酷的現(xiàn)實社會，尋求一絲生命慰藉的避難所。我們的詩人、作家，經常徜徉其中，并把這種沒有國籍意識，沒有人種歧視，對誰都一視同仁的自然之母尊為生命的神龕、靈感的源泉。同時，自然與社會的這種差異，也使得留學生們被侮辱、被損害的心靈世界能尋找到一個平衡的支點。否則，很難想象這些留學生能完成他們的學業(yè)。也很難想象像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這樣極度敏感、脆弱的作家，能存活其自然和藝術的生命。

郭沫若是這樣來描述福岡的博多灣的：

他又是這樣來寫櫻花的：

我們在春季的晴天試走到郊野外來，氤氳的晴靄在空中暈著粉紅的顏色，就好像新入浴后的處女的肌膚，上天下地一切存在都好像中了酒一般，一切都在愛欲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畫。青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會以我這句話為過分罷。況且在日本的春天，櫻花正是濃開的時候，最是使人銷魂，而我又獨在這時候遇著了她。

從作者的同一部作品里不難看出，自然的描摹與社會的寫真，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筆觸，流露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緒。我們的詩人詛咒日本社會，但他深愛著這里的大自然。人間無義，自然有情。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里，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的幸福，倍增我們現(xiàn)在的不滿。

在另一首詩里，作家?guī)缀醢炎约旱闹饕膶W成就都歸功于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

 

別離了三閱月的舊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灣上，

中心怦怦地走向門前，

門外休息著兩三梓匠。

 

                             這是我許多思索的搖籃，

                             這是我許多詩歌的產床。

                             我忘不了那樓頭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灣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賀島上的夕陽，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閑，

           

注意到這種差異的作家，不只郭沫若一人。創(chuàng)造社作家滕固更是把這兩方面作了鮮明的對比。在這里，春天也好，樹葉也好，櫻花也好，都是作者悲觀的心緒籠罩下的景色：

在個人氣質上與上述感傷型作家迥然不同的魯迅，在有名的短篇小說“藤野先生”一文里，描寫日本的標志性國花櫻花時，卻少了一份爛漫，多了一份無奈：

你若把日本的地圖展開來一看，東京灣的東南，能看得見一條葫蘆形的半島，浮在浩渺無邊的太平洋里，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島！

遇著痛心之事的時候，他筆下的島國風景也濃重地涂上了蒼涼、悲觀的色調：

雪瑚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諒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動的那顆名星出現(xiàn)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這些年中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

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自然景觀，，在形諸一定的文學作品時，總是不同程度地帶著作家此時此地所懷有的感情，那么，從靜止、共時的大自然環(huán)境里讀解出動態(tài)、歷時的文化內涵的作家，就顯得鳳毛麟角了。郭沫若以其歷史學者的知識儲備，從當時的博多灣去探尋其獨有的歷史事變，反映了作家在感知櫻花之國的壯麗山河時具有的濃重的歷史滄桑感。在“今津紀o”中，作者這樣寫道：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余人，竟會于一夜之間，突然為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

總而言之，櫻花也好，富士山也好，博多灣也好，所有這些天籟的成分，已經不是一處處純粹客觀的自然存在，而是這些作家主觀移情之后，洋溢著他們自己人格精神的大自然形態(tài)。在這里，自然界的一山一水，都成了作家心境的寫照和象征。換句話說，是一種符號意義上的自然環(huán)境。上述作家在描述同一自然風景時傳達出的不同情緒，給讀者留下的不同感受，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民族與國家

 

從這一時期的諸多作品看來，在受盡歧視和侮辱之后引起的那種詛咒日本社會的強烈情緒，幾乎滲透在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間。民族與國家的意識，是通過中日對比、切膚經驗之后自然產生的。

郁達夫在他的代表作“沉淪”里，通過主人公的吶喊，傳達了這樣的觀點：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么？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

故鄉(xiāng)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xiāng)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里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賊賤”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少女前頭，他不的步子人說我是一個支那人了。

民族感與國家意識的確立，成為郁達夫以及其他許多留日作家的作品中的一個共同基調。也正是曠野中的這聲聲呼號，鼓舞了許多有抱負的中國青年投身于救亡圖存的民族運動。文學的社會功能從來沒有像這一時期表現(xiàn)得如此強烈。

在氣質、經歷上與郁達夫頗多相同之處的郭沫若，在他的作品里這樣寫道：

他這個兒子已經滿了三歲，在十月閱前早已做了哥哥，所以不得不和愛牟同寢。因為在母胎內已經飽受了種種的不安，產后營養(yǎng)又不十分良好，長大了來，一出門去便要受鄰近的兒童們的欺侮，罵他是“中國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塊來打他：可憐才滿三歲的一個小兒，他柔弱的神經系統(tǒng)，已經深受了一種不可療治的瘡痍。

主人公愛牟與日本女性之間所生的子女，也早已背上父輩們一出身就肩負的原罪重荷。正如作者所說：中國人的父親，日本人的母親，生來便是沒有故鄉(xiāng)的流氓。

日本社會，或者換句話說，日本的帝國意識，像一堵無法逾越的鐵壁，阻隔開了這樣兩個一衣帶水的鄰邦。它們之間綿亙一個世紀之久的鴻溝，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無法填平。

日本社會對待華人的極度歧視，使得我們的作家時時要發(fā)出這樣那樣的詛咒。

    我們曾經指出過，不同的作家，由于個人經歷的差異，對待同一件事或同一個人，認識的角度和深度大相徑庭，因而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效果是很不一樣的。詩人徐志摩作客日本，而非留學，因此從他的詩里，我們更多地感到作者對這個扶桑之國的頂禮膜拜之情，以及在高度的現(xiàn)代物質文明擠壓下所萌生出的對于中華文明的挽歌式的悲嘆。詩人在一首詩里寫道：

 

                       我慚愧我來自古文明的鄉(xiāng)國，

                       我慚愧我脈管中有古先民的遺血，

                       我慚愧揚子江的流放如今混濁，

                       我慚愧……我面對著富士山的清越！

 

                       -------------

 

為此我羨慕這島民依舊保持著往古的風尚，

在樸素的鄉(xiāng)間想見古社會的雅馴，清潔，壯曠；

我不敢不祈禱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時我愿望…

愿東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優(yōu)美，優(yōu)美的扶桑！

             

與上述兩類作家明顯不同，作家張資平，雖然也留學日本，卻少了份怨天尤人、痛罵一切的情緒。在他的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面對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歧視中國人的狀況，作者更多采取一種中立、客觀的態(tài)度。他認識到，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我們留學生自己低劣的素質。這樣的自我批判精神，又與郭沫若、郁達夫的作品里所流露出來的情緒化的自責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說在郭沫若、郁達夫的作品里，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并用自己柔弱的身軀去抗爭東洋帝國的留學生形象，那么，在張資平的作品里，我們更多地看到那種令人失望的“一班冗員的生活”。日本帝國的經濟成就和由此滋生出的自大、排外風潮，已經將許多中國留學生從骨髓里同化了。甚至有一些不惜脫胎換骨、邯鄲學步的留學生，自愿歸附到日本帝國的腳下。張資平的小說“一班冗員的生活”，勾畫了這樣一種假洋鬼子形象，與魯迅作品里的某些人物類型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電車里兩個人閉著眼睛坐著，并不說話。C知道章君又一個怪僻，他不喜歡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國人講中國話。C還有一位同學謝君更厲害，他上邊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樣的日本和服，下邊穿條日本裙和一對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雙肩聳起，左肩上掛一個書袋，右脅下挾一把紙傘，腳未曾舉步，頭先向前伸，看見他走路的人都很擔心，怕他要向前方伏著倒下去，也有人稱贊他和日本學生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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