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tǒng)訓詁學對漢語詞匯的研究大多是用來釋義的,對詞匯系統(tǒng)的研究也是零散而孤立的,缺乏歷史發(fā)展觀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漢語詞匯史的縱深發(fā)展。文章著眼于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時期,運用概念場理論,并結合義素分析、定量與定性、共時與歷時、歸納與分析等研究方法,對這一時期的“指責”義概念場進行梳理和描寫。在此基礎上,探索歸納“指責”義概念場成員在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時期的發(fā)展演變軌跡。對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指責”義概念場的研究,文章將分別對這兩個時期進行考察。首先,選取各個時期口語性較強的優(yōu)質語料,對這些文獻中表達“指責”這一概念的詞語進行調查統(tǒng)計,分析這些詞語在語料中的具體使用情況。然后,把兩個時期“指責”義概念場成員進行歷時比較,從語義特征、用法功能、組合情況、使用頻率、分布地位等方面,考察各個成員從南北朝隋到唐五代的動態(tài)變化情況。最后,探求“指責”義概念場在南北朝隋至唐五代的歷史演變的特點和原因。具體而言,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首先,從理論方法層面,文章闡述了概念場的理論背景以及我國學界運用概念場理論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介紹了“指責”義概念場和這類動詞的研究現狀。運用義素分析法,確定“指責”義概念場成員的選定標準和考察的對象,說明了本文所選取的文獻語料。確定“指責”義概念場的成員為以下19個:“譏”“刺”“誚”“呵(訶)”“叱”“斥”“讓”“譴”“責”“誹”“謗”“訕”“數”“怪”“嗔”“咎”“怨”“謫”“指”。接著,闡明文章的研究方法、研究意義等問題。其次,在橫向的共時層面上,本文對概念場各個成員的具體表現進行描寫。文章從南北朝隋和唐五代兩個時期分別入手,對“指責”義概念場成員進行逐條梳理分析。本文對各成員的語義特征、用法功能、組合形式、構詞能力、使用頻率等具體情況進行詳細描寫,制作與之對應的使用頻率表格和地位分布圖。在此基礎上發(fā)掘出,兩個時期的核心成員都是“責”,南北朝隋時期的高頻成員是“譏”“誚”“謗”,而唐五代時期的高頻成員是“怪”“呵”“叱”。針對南北朝時期的南方與北方概念場,專門進行比較分析,嘗試展現其差異情況。通過比較分析發(fā)現,北方和南方“指責”義概念場的進場成員有所不同,共有的成員有15個,即“譏”“刺”“誚”“呵(訶)”“叱”“斥”“讓”“譴”“責”“誹”“謗”“訕”“數”“怪”“怨”。北方概念場獨有的成員為“嗔”,南方概念場獨有的成員是“咎”“謫”“指”。南北方共有的15個成員在兩個概念場中的使用頻率、分布地位也有差異。不僅如此,南北方概念場成員的組合關系、構詞能力也有所不同,表現為南方概念場成員的組合形式更豐富、構詞能力更強。最終呈現出了南方“指責”義概念場相比北方更活躍更多樣的現象。再次,在縱向的歷時層面上,文章對“指責”義概念場成員的發(fā)展演變進行梳理考察。通過對南北朝隋和唐五代兩個時期“指責”義概念場成員的對比分析,從概念場成員及其組合形式的角度,發(fā)掘到了唐五代“指責”義概念場的繼承、發(fā)展和衰落情況。繼承的情況表現為,唐五代“指責”義概念場有15個成員是兩個時期共有的,即“譏”“刺”“誚”“呵(訶)”“叱”“讓”“譴”“責”“誹”“謗”“數”“怪”“怨”“咎”“謫”,這些成員多有繼承的組合形式;豐富的情況表現為“嗔”的使用頻率、組合形式和構詞能力的發(fā)展,以及概念場部分成員組合形式的豐富;退化的情況表現為“斥”“訕”“指”的衰微,以及概念場部分成員組合形式的衰落。最后,本文嘗試歸納分析“指責”義概念場歷時演變的特點和原因。文章通過梳理南北朝隋至唐五代時期“指責”義概念場的演變過程,將其演變特點歸納為:高頻成員的更替、雙音節(jié)化的趨勢、組合關系的變化。最后,從社會外部原因和語言內部原因兩方面著手,嘗試分析出社會環(huán)境、佛教傳入、言文分離趨勢等外因,以及語言內部的表意明晰化要求、漢語內部音韻規(guī)律要求、語言系統(tǒng)內部調節(jié)等內因。
【學位授予單位】:鄭州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H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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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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