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小說作為一種新型的文學樣式，近十年來已經(jīng)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和喜愛。它的出現(xiàn)，使中國文學與電視電影的改編互動成了藝術界的一個潮流。它的題材涉及民生、青春、諜戰(zhàn)、玄幻、穿越、官場、職場等多方面的內(nèi)容，其中不乏質(zhì)量與口碑俱佳的優(yōu)秀之作。如果從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角度審視，以現(xiàn)實為題材的影視小說，當屬這個領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空鏡子》、《金婚》、《雙面膠》、《王貴與安娜》、《蝸居》、《媳婦的美好時代》、《瞧這一家子》、《雙城生活》、《甲方乙本文由收集整理方》、《非誠勿擾》等。這些作品，不僅貼近現(xiàn)實、關注民生，而且有著非常罕見和可貴的原創(chuàng)價值。本文試圖管中窺豹，選取社會文化心理這一視角，結合相關作品的人物語言，探析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與體現(xiàn)。
　　影視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傳承
　　著名文學大師汪曾祺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像樹、枝干、樹葉、汁液流轉，一枝搖，百枝搖，它是活的”。如果小說的語言豐富而有張力，整個作品就會靈動跳脫。尤其是人物語言，能做到精彩紛呈，那其中所蘊含的文化韻味也必然會豐厚篤實。因為，社會文化心理是在長期的文化積淀和熏陶中形成的一種心理習慣，它具有牢固、隱秘的特點。每個歷史時期、每一代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表現(xiàn)出一種大致相同的人生態(tài)度、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這種一致性還可以形成集體合力，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和思維狀態(tài)。所謂“言為心聲”，人們的內(nèi)心狀態(tài)、思想精神等隱秘的內(nèi)容還是會透過個體外在的語言動作顯現(xiàn)出來的。影視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們的一言一行，顧轉流盼，都可以體察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留在國人思想、精神上的印記。
　　故而，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優(yōu)秀的影視小說，即便它的人物個性鮮明，也依然會帶上中國社會文化心理的深刻烙印。“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經(jīng)驗”。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兼有道家、法家、墨家等學派的思想特征。儒家的重“禮”、道家的“無為主義”和“崇尚自然”、佛家的“治心”、墨家的“兼愛”與“尊天”等思想核心，都在全方位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民族心理、思維方式、人際言語、生活習俗。不管在社會發(fā)展的哪個時期、個體人生的哪個階段，都可以觀照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道、法、墨等學派思想在個體身上的表征。
　　人物語言折射的文化心理特征
　　現(xiàn)實題材的影視小說，因為取材于平民生活并以平民視角來關注現(xiàn)實、體驗人生，所以它帶給了觀眾長久的感動和回味。這類小說除了敘述視角平實外，還在精神層面上與當下普通中國民眾的視野相契合。比如，作品全方位地展現(xiàn)了人們都樂意追求和諧、美好、幸福的生活；追求能體現(xiàn)出個人價值最大化的工作成效；追求個體的自我實現(xiàn)等。作品中的人物在日常工作和交際活動中所折射出來的家庭觀、金錢觀、人情觀、自我觀等思想意識觀念，都真實地勾勒呈現(xiàn)了當代老百姓的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視野。
　　蘇聯(lián)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人用以說話的語言就是一把了解他的性格的鑰匙。”現(xiàn)實題材優(yōu)秀影視小說中的人物語言，因為生活氣息濃厚、表現(xiàn)準確，從而成為了了解作品、了解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一把鑰匙”。利用這把鑰匙，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鮮活的動態(tài)的立體化的世界。這個世界雖然復雜多樣，但每個人都有精神氣質(zhì)同構的表現(xiàn)內(nèi)容與形式。
　　1.崇尚和諧追求完整
　　儒家思想講究禮教，守規(guī)矩；崇尚“和為貴”；有明確的孝道觀；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大團圓的生活愿景。和諧家庭、和諧社會是我們所倡導的，甚至成為了一種民族精神追求。中國人的家庭形式有多種，其中交織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婆媳關系，是在多種關系中處于很重要位置但又很難處理好的一種關系。婆媳關系處理好了，家庭內(nèi)部關系和諧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才有了實現(xiàn)的保證條件。前述的作品《媳婦的美好時代》，就是一部重在展現(xiàn)婆媳關系的力作。在小說中，
　　（長輩）對兒媳婦的角色有過精準的概括：
　　“找兒媳婦一定可得看準了。這兒媳婦找好了，你這一家就太平了。只要有了孩子，在婆家就有地位了。”
　　兒媳婦對家庭的重要影響是眾所周知的，這不僅涉及婆媳關系、母子關系，還涉及家庭內(nèi)部（和外部）的各種各樣關系。以中國人的家庭形式看，不管是核心家庭（家庭成員是父母與子女），還是主干家庭（家庭成員是父母與子女及其配偶）、聯(lián)合家庭（家庭成員是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只有彼此守規(guī)矩、講禮數(shù)，才能做到和睦相處、其樂融融。正如北大教授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具體到家庭，因為各個成員在價值標準、處事心態(tài)、待人接物等方面各有己見，但如果彼此都能秉持契約精神，做到遵守共同的規(guī)矩，嚴于律己、寬以待人，還是可以達到家庭“大同”的境界的。只有家庭穩(wěn)定了，社會基石也就穩(wěn)固了，整個社會就可以達到“大同”了。
　　2.重人情愛面子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中庸”之道的行為準則，做事不偏不倚，這是儒家“和為貴”思想的體現(xiàn)，也是這種思想對中國人人際關系方面的深遠影響。中國人重視人情，甚至有“情大于法”的觀點；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追求和諧，面對問題時往往采取折中的解決方法。例如，在社會交往活動中，人們即使不愿意做某件事但也會根據(jù)對方的情況考慮是不是要給點面子硬著頭皮做，個人在待人接物時一方面會表現(xiàn)得彬彬有禮、溫文爾雅，另一

　　這是家庭內(nèi)部人員中晚輩對長輩人情關系的一個體現(xiàn)。李亞平既不敢得罪丈母娘，也不敢得罪老婆，雖然做得心里有些怨氣，但還是希望能保持家庭的和諧與穩(wěn)定。作為晚輩要尊敬長輩，這是符合傳統(tǒng)孝道的。而長輩和晚輩相處時，也還是要顧及彼此的臉面和頂住人情壓力的。如《金婚》中，佟志對女婿劉強的不思進取、不務正業(yè)心里是有看法的，但礙于情面又不好意思指責他，說了怕得罪女婿，不說又對不住女兒，自己心里也過不去那道坎兒。因而作為岳父，佟志常常夾在女兒與女婿之間，處于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與人情、面子糾結在一起的許多人和事，會長久地體現(xiàn)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事朋友等各種圈子的人群當中。當今，在商業(yè)化越加濃厚的社會背景下，追求物欲、貪圖奢華的人越來越多，厚黑色彩的人情債、面子觀又重出江湖。紅極一時的描摹當代民眾生存狀態(tài)的民生小說《蝸居》，里面有個主要人物是市長秘書宋思明，他對“人情與面子”有著非常世俗非常精準的概括：
　　“關系這個東西啊，你就得常動。越動呢越牽扯不清，越牽扯不清你就爛在鍋里。要總是能分得清你我他，生分了。每一次，你都得花時間去擺平，要的就是經(jīng)常欠。欠多了也就不愁了，他替你辦一件事是辦，辦十件還是辦啊。等辦到最后，他一見到你頭就疼，那你就贏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重人情、愛面子，這種心理和方式也令許許多多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非常糾結，徒添了不少的煩惱和憂慮。
　　3.從眾忍耐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人的認知發(fā)展有三個基本階段：同化、順化、平衡。何謂同化？通俗地理解就是當個體受到的刺激與他們原來頭腦中的圖式一樣時，他們會自然接受刺激的內(nèi)容。何謂順化？當個體接受的刺激與自己原來頭腦中的圖式不一致時，他們會對刺激內(nèi)容加以修改或者重建以適應周圍的環(huán)境。故而同化與順化均有側重：同化側重于個體對環(huán)境的作用而言，順化則側重于環(huán)境對個體的影響來說。依此體察中國人的從眾心理發(fā)現(xiàn)，這種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順化的結果。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農(nóng)業(yè)文明，文化產(chǎn)生于農(nóng)業(yè)社會。這個社會強調(diào)群體、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行事有集體主義的特點。這和西方人強調(diào)自我、追求個人自由的文化背景不同。因為中國人生活中的社會關系錯綜復雜，所以他們會察已知人，時刻關注自己周圍的人群狀態(tài)，注意看別人臉色，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自我克制、隱忍屈從，避免招致別人的非議。在行為模式上，常常體現(xiàn)出做事一窩蜂、隨大流的特點。用皮亞杰的理論分析，就是順化求平衡。
　　上述作品《金婚》，男主人公叫佟志，因為是重慶人，被妻子文麗諷刺說話舌頭伸不直。他不僅自尊心受到打擊，還因為語言問題不容易融入周圍的圈子影響交際。所以他放出狠話：“老子一定要把普通話練得比你們北京人還普通。”《空鏡子》這部作品，講到孫燕和翟志剛夫婦倆說起小羅辭職的事，孫燕說：“要是你呢？你敢這么干嗎？”翟志剛：“我瘋了？你想說什么呀！”孫燕：“你這個人哪……”寫到這里，筆鋒一轉，孫燕“突然停住不說了。翟志剛默默地看孫燕，兩個人恨恨地互相注視，很快又覺得不對，有些不好意思，連忙和解了”。另外一部被譽為“從十八歲到八十歲都愛看的小說”《王貴與安娜》，寫到主人公安娜因為不愿意與王貴和睦相處，引起了家人的反對，安娜覺得委屈，媽媽這樣批評她：“我們不向著你，是因為我們都向著真理。如果大家都說好，就你說不好，那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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