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試圖對延安時期各種魯迅現(xiàn)象進行梳理,探究這些現(xiàn)象發(fā)生的歷史原因,并對其作出解釋,從而站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角度對延安闡釋魯迅的得與失做出客觀的認識。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22日中共發(fā)出三封電報就魯迅去世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展示了一個以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為己任的政黨所具有的胸懷和眼光,中共也就在此刻開始將魯迅視為同路人進行闡釋、解讀。魯迅的政治化之路也從此——去世之后——開始起程,而主導這個過程的不是當時執(zhí)政的國民黨,而是根據(jù)地遠在西北的共產(chǎn)黨。以延安為根據(jù)地的中共逐漸的把魯迅豎為一面意識形態(tài)化的文藝界的旗幟,并且在這面旗幟下匯聚了一大批富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推動中國革命進程加速前進。文人的政治價值被發(fā)揮到了空前高的位置,“魯迅”的政治價值也在同時被固定,而“魯迅”復雜的精神內(nèi)涵自然從多極簡化為單極。雖然這種演變的脈絡十分清晰,但當我們走進歷史的現(xiàn)場,其中繁復的文事和人事遠比后人簡明的總結(jié)更能給我們啟迪。呈現(xiàn)在史冊中的敘述是經(jīng)歷了一段曲折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才到達的結(jié)局,歷史篩選折射的世態(tài)人心和政治謀略更令人難以釋懷。 魯迅紀念活動在延安時期經(jīng)歷了高低起伏的變化,但政治取向是貫穿始終的。在一系列紀念活動中,魯迅經(jīng)過多方論證已經(jīng)是中共的一分子,而且后期的文學活動是在呼應中共的主張,在思想上甚至已經(jīng)接受了中共的領導,這樣的發(fā)現(xiàn)和提法實際上是向來到延安的文化人指出了自己的命運——跟黨(中共)走。那么,以魯迅為中介,號召更多魯迅追隨者向中共靠攏,千方百計“黨化”魯迅的努力是為了將背后千千萬萬的“魯迅”悄然聚集在中共旗下,爭取民心,壯大實力。這種權宜之計取得了顯著成效,既宣傳了魯迅,匯集了人氣,擴大了中共的影響力,不過這在普及魯迅的同時也對“魯迅”形象造成了損害。 毛澤東的魯迅評價在魯迅研究史上以其高度的整合性超越了此前所有有關魯迅的評價,他本人在中共的權威地位以及高遠的政治眼光更加強化了魯迅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以領導人的政治眼光審視魯迅的存在意義,魯迅是作為一股巨大的富有潛力的政治資源進入他的戰(zhàn)略布局。毛澤東以偉大政治家眼光對各種關于魯迅的評議進行了抽象概括,從政治斗爭的實際需要出發(fā),消除了各種分歧,因為他完全理解了魯迅才會以懂裝不懂的方式巧妙地把魯迅身上最和革命契合的部分放大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誤讀”了魯迅,正解了革命。 延安時期魯迅作品的傳播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呈現(xiàn)這樣的特點:出版作品集,研究集,作品的注解,重要作品的單行本,作品的改編、演出,這樣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格局。在面上覆蓋廣,從高級知識分子到普通群眾,不同形式的“產(chǎn)品”滿足了不同文化層次人們的需要;從線上來看,對魯迅作品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全部出版,但是基本上涵蓋了魯迅創(chuàng)作的主要方面。雖然有選擇,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確為魯迅傳播做出了非常寶貴的貢獻。 延安的魯迅研究實際上一直在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徘徊,設想很多,計劃也不少,但最終因為各種現(xiàn)實原因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延安的魯迅研究可以說在整體上是緊緊圍繞政治斗爭的主線展開,雖然其中也有學理性的探討,可是在為緊迫的政治斗爭造勢的形勢下,這些聲音顯得更加微弱。蕭軍主持的“魯迅研究會”發(fā)揮了主要角色,其他文人關于魯迅的相關論述也成為那個時代難能可貴的聲音。 魯迅對延安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從各種對魯迅的高調(diào)評價和令人熱血高漲的口號去推斷,我們一定會認為和魯迅精神比較接近的文學作品是比較多的,然而實際情況則恰恰相反,用“雷聲大,雨點小”來形容并不為過,但這并不是說就沒有任何亮點,只是這短暫出現(xiàn)的光芒真如劃過天際的流星,來得突然,去得悲涼。這短暫的光芒就是所謂的“魯迅風”雜文和一系列的“暴露黑暗面”的文學作品�！罢L運動”前知識分子試圖重新喚醒自己理解的“魯迅精神”的“瘋狂”行動引來了一場疾風暴雨式的整頓,此后知識分子進入黨的序列,延安文風為之一變,關于魯迅也不再有爭議。
【學位授予單位】：延安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0
【分類號】：I206.6

【共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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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55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