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重點考察新文學傳統(tǒng)在一九五○年代臺灣文學中的承傳。這一時期的臺灣處于戒嚴狀態(tài),白色恐怖彌漫全島；官方出于防御心理機制,將1949年前的大多數(shù)新文學作品特別是左翼文學界定為“禁忌”。一般較難從具體作品的傳播來考察新文學傳統(tǒng)在臺灣的接受情況,但文學教育的運作過程中,新文學傳統(tǒng)仍然潛在地發(fā)揮著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學教育與現(xiàn)實政治有密切聯(lián)系,圍繞反共文學創(chuàng)作、青年動員、國語運動、文藝大眾化而展開的文學教育自然需要呼應時代主題；不過,文學活動自身的彈性空間、作家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國語運動中奠定的語言觀、市民文化性格等因素摻雜在一九五○年代臺灣的文學教育中,不同程度地規(guī)避了現(xiàn)實政治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消極影響,使得這一時期的臺灣文學以間接、迂回的方式承繼了新文學傳統(tǒng)。論文的主體部分由緒論、正文、結論構成。緒論部分主要介紹選題緣起、評述研究現(xiàn)狀、闡釋論文研究思路,重點論證從文學教育的線索來考察一九五○年代臺灣文學的適用性。本論文論及的“新文學傳統(tǒng)”是一個從五四文學傳統(tǒng)中引申出的更具包容力的傳統(tǒng),1949年前的新文學實踐當中奠定的語言觀、現(xiàn)實觀、文學觀是構成新文學傳統(tǒng)的重要部件。正文部分第一章以反共文學教育為研究對象,從“文藝工作者”這一關鍵詞入手來論述官方文學教育的策略,探尋文藝理論家如何將作家動員到一個以“工作者”身份為號召的政治同盟。由于此時文學的功能性得到官方確認,國民黨文藝陣營三、四十年代倡導的“三民主義”文學理論成為引導作家創(chuàng)作反共文學的工具；作家受到動員,雖深感困惑卻不得不實行相應的創(chuàng)作轉向。“生活”與“寫實”是新文學誕生之后理論界頻繁使用的語匯,一九五○年代臺灣的反共文學教育也有所借用：前者作為創(chuàng)作過程的中介物,被視作與政治實踐同義的概念；后者則落實在有關寫實主義的理論表述中,對反共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直接影響,不過,在反共文學當中“寫實”和“生活”都是被篡改本義的概念。在論述反共文學教育對新文學傳統(tǒng)進行的篡改之后,第一章還論述了該教育活動中所蘊含的兩點積極因素：中國文藝協(xié)會小說創(chuàng)作研習組、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等機構開展的集體文學教育并不盲從于政治宣傳,教育者有意引導受教育者重視文學本體；反共文學論者最初號召作家從“人性”的角度攻訐政治敵手,卻由于司馬桑敦、聶華苓等創(chuàng)作者對法國作家紀德進行有選擇性的接受,寫出了真正探測人性深度的文學。這兩方面因素結合之后導致反共文學面臨自我消解的命運。第二章討論文學教育中的青年問題。青年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運動的主力,五四之后的出版物注重面向青年讀者宣傳各種新知,無形中結成一個以青年為支撐的“想象的共同體”；各派政黨也對青年問題高度重視,能否成功動員青年成了決定各項運動成敗的關鍵議題。放在文學教育的環(huán)節(jié)中來看,文學青年比思想已獲成熟的作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自新文學誕生起,教育者對文學青年進行的指引不單純從文學本身立論,也有意在文學教育當中混合人生教育的成分,使得文學啟蒙與思想啟蒙同步發(fā)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青年的苦悶成為教育者除之而后快的消極事物；與此有關的糾偏始自于一九二○年代初期的大陸,至一九五○年代的臺灣仍有體現(xiàn)。接受教育與動員的過程中,青年逐漸被改造,不過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包含了對抗政治動員的因素。正如新文學初期的青年文藝社團在實踐中所體現(xiàn)的,一九五○年代臺灣的文學青年參與寫作時,多注重藝術世界的營造而回避政治主題,這無形中使得官方文學教育者的教義無處落實。雖然“新文藝腔”的問題仍是文藝家們對青年創(chuàng)作進行批評的重要原因,年輕的寫作者卻在不斷的練習中獲得進步；這一時期,青年作家如端木方等人與五四時期的作家遙相呼應,由于端木方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敏感體察,其作品悲劇性的濃度可說是更為加深。第三章在臺灣的國語運動當中尋找新文學傳統(tǒng)的因子,從三個角度展開：本省籍作家在國語運動當中經歷了怎樣的努力過程；中學課堂內的國文教育與課堂外的文學教育如何互動；五四時期形成的語言觀如何在一九五○年代臺灣的作家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國語運動在光復初期的臺灣開始推行,政府官員與民間知識分子當時就對統(tǒng)一語言的必要性形成共識,推行國語的具體過程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了語言問題對于“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意義。本省籍作家進入中文創(chuàng)作之前必須要克服語言障礙,促使他們形成了對語言的敏感以及關注語言的自覺意識,這一點在他們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一直有所延續(xù)。與此同時,國語運動衍生出其他有關文學教育的問題：例如中學國文課堂上,學生無法得到較深入的文學啟蒙,這其實是1949年前新文學教育沒有解決的問題；加上在一九五○年代的臺灣,新文學尚未進入大學中文系,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承擔起為新文學傳燈的責任,國語教育與文學教育都是函校教員關注的議題,該函校對于提升本省籍青年的寫作能力做出了一定貢獻,也糾正了官方文學教育的若干弊病。從語言的角度來考量這一時期的臺灣文學,可發(fā)現(xiàn)教育者對五四時期“文學的國語”口號的呼應：批評家引入西方文學作為參照,批評中文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力不夠,這種危機感直接引導寫作者重視斟酌語言。第四章聚焦文學大眾化與通俗化的議題。“文藝大眾化”是1949年前新文學作家所熱議的話題,一九五○年代的臺灣文壇較少直接重復這一口號,但官方在文學教育、宣傳中都貫徹了與之相通的話語表述。論文從相關史料中提煉出“到民間去”與“從民間來”這兩個詞組,以之概括這一時期文學教育者的大眾文學觀。對于官方的文學教育者而言,大眾化與通俗化兩條路徑都可發(fā)揮文學的政治潛力；不過,讀者的期待視野與作家創(chuàng)作的主觀能動性一經結合,官方設計的大眾化文藝路線卻發(fā)生了偏移,以“反共加愛情”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就頗具有通俗文學面目。此外,生命力頑強的市民文化對于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生作用,當作家作品的受眾從“大眾”過渡為“市民”,文學教育者期冀的政治效力消退,而“人的文學”漸次浮現(xiàn)。
【學位授予單位】：南京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1
【分類號】：I206.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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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勇;;從文學性到文學生活——文化研究范式中的文藝學基本范疇[J];藝術廣角;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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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4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