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京導演的電影《戰(zhàn)狼2》取得了市場和口碑雙豐收,成為當年國產電影中的"現象級"作品,創(chuàng)造了中國主旋律電影的新高度。通過用格雷馬斯的六動素模型/行動范疇和意義方陣模型/符號矩陣來分析《戰(zhàn)狼2》的敘事結構,以此揭示出影片的人物關系和結構邏輯,探究影片深層意義的思想。 

【文章來源】：新聞愛好者. 2020,(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3 頁

【部分圖文】：

格雷馬斯六動素模型

格雷馬斯不僅將普羅普的七種故事角色演化為六動素模型，還同時在列維施特勞斯關于古希臘神話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意義矩形”理論�？藙诘�·列維施特勞斯被稱為“結構主義之父”，在他的結構主義奠基之作《結構人類》中，列維施特勞斯指出所有的古希臘神話當中都至少包含著兩組兩兩對立的模式。格雷馬斯繼承了這一說法，并深入探討敘事文本中意義的深層結構。他還進一步指出所有敘事文本的意義深層結構是建立在一組核心的兩項對立的基礎上。假定這一核心的兩項對立設置為A和B，并推演出另一組與此組相關且相對的對立式非A和非B，這四項組成了四方形的四個端點，予以排列便形成了一個意義矩形（如圖2所示）。在圖2這個六對三組關系中，A與B、非A與非B之間是對抗性關系，A與非B、B與非A之間是互補關系，A與非A、B與非B之間是矛盾性關系。本文的意義結構便呈現在這三組關系的變化組合之中[3]。故事起源于A與B之間，但故事發(fā)展進程中又添加進新的因素非A和非B。當這些因素得以展開，故事也就完成了。正如杰姆遜所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故事開始時是為了解決一對一的矛盾，但卻由此派生引發(fā)出大量新的邏輯可能性，而當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現以后，便有了封閉的感覺，故事也就完成了�！盵4]

我們從這一意義矩陣中，可以直觀地看出這是以冷鋒、中國海軍及大使館、華資工廠的工人、Richae醫(yī)生———簡言之，便是和平的代表與以“老爹”為首的歐洲雇傭兵———暴力的代表之間的對抗。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說過：“電影敘事一如有史以來人類敘事藝術的各種形態(tài)，它必然同時聯(lián)系著某種社會的權利機構，成為對類似社會結構的呈現或反抗�！庇捌谐尸F出來的和平與暴力正是當前國際權利機構的真實寫照。影片中故事發(fā)生的背景是非洲發(fā)生內亂，反政府武裝組織“紅巾軍”為奪取政權出高價請來了歐洲雇傭兵。影片一開始，歐洲雇傭兵就為雇主尋找陳博士大開殺戒。非洲反政府武裝組織“紅巾軍”在影片的意義結構中并沒有占據暴力為代表的敵手一方，而是處于和平與暴力之間。對于非洲政府組織而言，他們是暴力的奪權者，但對中國他們卻是持和平的態(tài)度。影片中紅巾軍多次說道“不要殺中國人”，影片最后冷鋒在中國海軍的幫助下打敗歐洲雇傭軍，帶領著整個華資工廠的工人穿越交戰(zhàn)區(qū)的時候，非洲的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正在激烈地火拼。冷鋒用胳膊做旗桿，高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平安地穿越了交戰(zhàn)區(qū)。Pasha作為非洲“拉曼拉”病毒的自愈活體，誰得到她誰就能輕易掌控非洲這個國家。如果Pasha落入歐洲雇傭兵這群殘暴之徒的手中，后果不堪設想———非洲將成為由暴力統(tǒng)治的國家。和平的維護者冷鋒以及幫手，極力爭奪這一客體，這一意義矩陣也簡潔鮮明地突出了影片的結構：這是和平與暴力的決戰(zhàn)。格雷馬斯的敘事理論在文本的分析中被廣泛地運用，通過建構敘事文本的六動素模型以及意義矩陣，可以從盤根錯節(jié)的人物圖譜和敘事中揭示出影片的人物關系和結構邏輯，以此探究出影片深層意義結構下的主題思想。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試用格雷馬斯的“符號指示的基本結構”分析作品一例[J]. 胡泓.  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0(05)



本文編號：311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