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遐邇貫珍，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19世紀，在東南亞出現(xiàn)了為數(shù)不少的中文報刊和主要刊載中國新聞的西文報刊。隨后，在中國，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城市，出現(xiàn)了一大批報刊。但是，在二百幾十種報刊中，80%以上是由西方人創(chuàng)辦的。

　　西方人在中國的辦報活動是一個逐漸發(fā)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以鴉片戰(zhàn)爭為界限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主要表現(xiàn)為在中國南方沿海的滲透，后一個階段主要表現(xiàn)為向中國北方和內地發(fā)展。

　　一

　　東南亞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橋頭堡，鴉版戰(zhàn)爭前這里和中國廣東沿海是西方人的辦報基地，曾先后出現(xiàn)過六家中文報刊和十一家主要刊載中國新聞的西文報刊。

　　在這些報刊中，最早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由英國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密蘭(William Miline)二人1815年8月5日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創(chuàng)辦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它是外國人辦的第一家以華人為對象的中文報刊。該報刊以木板雕印，每期五頁，約兩千字，由巴禮遜和密蘭分別執(zhí)筆，以宣揚基督教教義為主要內容�！恫焓浪酌吭陆y(tǒng)紀傳》除在馬來西亞的華僑中免費散發(fā)外，還由專人送往廣州，分送給參加縣試、府試和鄉(xiāng)試的士子。該刊初期印500份，后來增加到1000份，共出版80余期，于1821年停刊。

　　1822年在澳門創(chuàng)刊的葡萄牙文報紙《蜜蜂華報》是在中國境內第一家西文報紙。1827年創(chuàng)刊，在廣州，香港、澳門三地出版發(fā)行的《廣州紀錄報》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報刊。1828在澳門創(chuàng)辦的《依涇雜說》可以算作第一家在中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報刊。除上述之外，在這一時期先后出現(xiàn)的報刊還有1823年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創(chuàng)辦的中文報刊《特選撮要每月統(tǒng)紀傳》、1828年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的中文報刊《天下新聞》、1832年在廣州和澳門創(chuàng)辦的英文報刊《中國叢報》、1833年起在廣州和新加坡兩地出版發(fā)行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1834年在澳門創(chuàng)辦的葡萄牙文報刊《澳門鈔報》、1838年在廣州創(chuàng)辦的中文報刊《各國消息》，等等。

　　在鴉片戰(zhàn)爭前的辦報活動中表現(xiàn)得比較活躍的人物除馬禮遜和密蘭外，還有擔任過《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和《天下新聞》等報刊編輯的麥都思(W.H.Medhurst)，擔任過《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和《中國叢報》編輯的郭士立(C.Gutzlaff)、擔任過《各國消息》編輯的奚理爾(C.B.Hilier)和理雅格(J.Lergge)、e)擔任過《中國叢報》編輯的裨治文(E.C.Bridgman)和帕克爾(P.Parker)等。這些人大多數(shù)號稱“諳習漢文”，熟悉中國情況，被西方人譽為“中國通”，但是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得并不深刻，有的人甚至鬧出笑話來。如郭士立居然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誤認為是“一個性情暴躁的女子”。因此，他們事實上很難將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狀全面、正確地反映出來。而且，他們所辦的報刊的質量也不高，只是一種定期的高級宣傳材料而已。所以，這些報刊的印數(shù)一直不大，大多僅能存在三五年。延續(xù)到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僅有《廣州紀錄報》和《中國叢報》，前者于1845年�？�，后者于1853年�？@兩家報刊影響也并不大。

　　鴉版戰(zhàn)爭撞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人的辦報活動也由廣東沿海逐漸擴展而深入到兩湖、江浙和京津等地。在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的將近半個世紀里，西方人先后辦了近170種報刊，其中既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這些報刊中，中文報刊主要有香港的《遐邇貫珍》月刊、《香港新聞》，廣州的《中外新聞七日錄》周刊、上海的《六合叢談》月刊、《萬國公報》月刊、《圣心報》、《學塾月報》、《上海新報》、《申報》、《字林滬報》、北京的《中西聞見錄》月刊、《新學月報》、《燕都報》，天津的《直報》，武漢的《字林漢報》，等等；外文報刊主要有香港的《孖剌報》(“Daily Press“)、《德臣報》(“China Mail”)，上海的《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航運日報》(“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List”)，等等。這些報刊不僅有教會和傳教士們辦的，而且有洋行、洋商和在各帝國主義國家使館支持和資助下的所謂文化團體辦的，它們分屬于英、美、法、俄、德等國。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比較有名的辦報人物，除了前面提到過的麥都思、奚理爾、理雅格外，還有西方人林樂知，李提摩太、奚安門、梅杰、福開森、艾約瑟、丁韙良、慕維廉、傅蘭雅、李佳白、瑪高溫等，以及中國人趙逸如、席子眉、席子佩、汪漢溪、董明甫、吳子讓、蔣芷湘、袁祖志、鐵昕伯、黃式權、蔡爾康等。由于長期在中國境內活動，上述我國辦報人物的漢學修養(yǎng)已超越前人，加上后面所列的那些中國人的參與活動，使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人辦的報刊的質量比鴉片戰(zhàn)爭之前有了較大的提高。

　　二

　　西方人辦的外文報刊和中文報刊在內容的基調上是大不相同的。

　　外文報刊的主要對象是西方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和軍人，它們是西方列強侵華的文化尖兵，因而從創(chuàng)辦之日起他們就赤裸裸地宜揚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政策。一方面，這些報刊廣泛地搜集有關中國國情的資料，大量地刊載介紹中國文化、歷史、地理、物產的文章；另一方面不斷地發(fā)布有關中國沿海要塞的火力配置和軍隊駐防的情報，并狂妄地嘲笑中國的國力薄弱，惡毒地侮辱中國人民，宣稱中國的軍事力量是“普天之下為至軟弱極不中用之武備”，“其炮臺卻似花園之圍墻”，為帝國主義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搖旗吶喊。為了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這些報刊曾將開脫西方鴉片販子罪責和攻擊林則徐等人的禁煙主張作為重要內容。它們連篇累牘地譯載中國官方公布的有關禁煙政策的文件，提供給西方侵略者參考。它們也曾詳細地記載西方鴉片販子行賄和滿清官吏受賄的情景，毫不隱晦地刊登英使義律和鴉片販子頭目顛地商討反華對策的言論。

　　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人辦的外文報刊更是毫不掩飾地維護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它們肆無忌憚制造輿論，廣泛地搜集各類情報，不斷地窺測各種社會動態(tài)。每當中國社會發(fā)生危機時，它們就瘋狂地叫囂，煽動侵略中國的惡風。在這些報刊中，最讓中國人民反感的是《字林西報》。

　　《字林西報》創(chuàng)于1850年8月3日。1859年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將該報指定為頒布英國領事館及商務公署各項公告的刊物，從而被上海的外國人視為“英國官報”�！蹲至治鲌蟆烦霭鏁r間長達101年，直到1951年才�？窃谥袊霭娴臅r間最久、發(fā)行最廣的外文報紙。在早期，擔任該報編輯工作的大多數(shù)人是帝國主義豢養(yǎng)的反動文人，他們中有不少人參與過掠奪性的商業(yè)活動，如創(chuàng)辦人奚安門(H.Shearman)就曾在波佛梅公司當過掮客。這些人主持下的《字林西報》窮兇極惡地鼓動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1896年，當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之時，《字林西報》在當年11月30日版上發(fā)文，狂吠般地宣稱“今俄、英、法、德不論何國，果爾出師，不入中國之境則已，既入其境，則長驅直進、隨意要求，無有不如愿以償者”。

　　《字林西報》等外文報刊的叫囂活動引起廣大中國人民的憤慨，激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抨擊。王韜在《上方照軒軍門書》中指責它們“往往抑中而揚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梁啟超則在《時務報》第18期的編者按中斥責它們是“不論理之是非，事之曲直，以謾罵為得計”。

　　與外文報刊的內容不同，西方人辦的中文報刊具有很大的欺騙性。雖然它們的主編大多數(shù)是西方人，但是讀者卻主要是華人，因而，它們的內容側重于宗教宣傳。尤其是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它們還不敢肆無忌憚地鼓吹侵華主張�！恫焓浪酌吭陆y(tǒng)紀傳》聲稱“以闡發(fā)基督教義為唯一急務”，《特選撮要每月統(tǒng)紀傳》也宣言要大書特書“創(chuàng)造天地主宰萬人養(yǎng)活萬有者之理”。為了解除華人對西方人的警戒心理，這些報刊都極力宣揚所謂的“友好”，它們有的自稱是“博愛者”，有的自稱是“愛漢者”，有的則假惺惺地強調要“視萬國為一家”，‘視外人與華人為兄弟”。由于不敢過分剌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這些報刊的言論不像外文報刊那樣露骨，雖然它們的主編中不乏野心勃勃的文化侵略者。

　　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人辦的中文報刊的內容雖然仍帶有宗教色彩，但已經不象前一時期那樣，以宣傳基督教教義為主要內容了“各國近事”、“商業(yè)消息”、“新聞評論”等逐漸地充斥這些報刊，甚至連《教會新報》等典型的教會刊物也發(fā)展成為刊載時事性政治材料為主的報刊。一方面，它們在繼續(xù)宣揚要與“中國敦和好之誼”的幌子下，推行掠奪性的通商，為此有些刊物也多少介紹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識。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它們也偶露崢嶸、撕下偽裝的面具，把參與“反洋教”斗爭的中國人民誣蔑為“亂民”、“愚民”。在太平天國革命洪流席卷中國南方各省之際，西方人辦的中文報刊也公然地與滿清王朝積極配合，攻擊太平天國革命隊伍為“紅頭賊”、“發(fā)逆”等。由此可見，西方人辦的中文報刊與外文報刊在本質上并無二致。

　　在這些中文報刊中，最有名的是《萬國公報》月刊，它不僅發(fā)行量最大，而且存在的時間也最久。《萬國公報》創(chuàng)刊于1868年，原名《中國教會新報》，1874年改名為《萬國公報》，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直到1907年《萬國公報》才�？�，累計期數(shù)將近千期。

　　廣學會是一個國際性的社團，1887年在上海成立。廣學會的英文名稱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Among the Chinese，意思是在華人中傳播基督教教義及一般知識的社團。廣學會的董事中，除了英、美等國的傳教士外，還有不少西方國家的駐華職業(yè)外交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員及西方籍的知名人士。他們向中國輸入“最新知識”和宣揚“基督恩綸”的名義下，先后編譯出了頁碼總計達三四億的中文圖書和報刊。一方面廣學會企圖用西方的思想藍圖來改造中國，因而竭力地宣揚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廣學會也向中國介紹了不少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由于《萬國公報》的辦刊人是廣學會，因此先后有不少西方傳教士和文化界名人為之撰稿和擔任編輯，其中知名的有林樂知、慕維廉、韋廉臣、李提摩太、丁韙良、狄考文、艾約瑟、花之安等。

　　《萬國公報》是一家綜合性的時事月刊，主要對象為中國的各級權貴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它雖然屬于宗教性的報刊，但闡明教義的文章卻不多見，而是熱衷于評論中國時局，宣揚西方社會文明。由于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不利于西方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發(fā)展，《萬國公報》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向主張改良，特別是在維新變法運動興起之際，它曾大談特談“變法”，先后刊載過李提摩太的《醒華博議》、林樂知的《求新貴有達識說》等討論中國變法的文章。這些文章引起過維新派的重視，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就曾購閱過全套《萬國公報》。不過，這些文章的觀點從表現(xiàn)上看來似乎與維新派的主張相一致，實質上卻大相徑誕。他們認為，中國人應將就變法大權拱手交給西方人，在西方人的指揮下來推行變法，并且主張讓外國人來擔任中國的各個重要部門的大員。按照他們的方案，中國事實上不可能成為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被引上殖民地的道路，而成為西方各國的附庸國。

　　除《萬國公報》外，《申報》也是值得注意的中文報刊。它由英國商人梅杰(E.Major)等人創(chuàng)辦�！渡陥蟆凡粌H竭力標榜其商業(yè)性質，而且盡量使其自身中國化，該報的編輯和經理都聘用中國人吳子讓、袁祖志等人擔任過編輯，趙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人擔任過業(yè)務經理。它的版面設計和內容安排也盡可能地迎合中國人的口味�！渡陥蟆吩幸庾R地刊載一些科場老手撰寫的試貼詩和八股文，刊載一些談嫖經和評花魁、捧戲之類的庸俗的新聞和雜文。但是，實際上它仍然是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政治講壇，維護西方在華經濟利益的吹鼓手。例如，在1876年淞滬鐵路事件和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戰(zhàn)爭期間，《申報》都曾冒充所謂“市民”的意見，為帝國主義分子開脫罪責和謀求經濟利益。

　　與《申報》相類似的還有《新聞報》，其內容較《萬國公報》和《申報》更具有迷惑性�！缎侣剤蟆肥怯捎倘藙�(chuàng)辦的，1899年轉讓給美國人福開森(J.C.Fergnson)。福開森經營了30年后，才于1929年轉售給由吳蘊齋、錢新之、史量才等人經營的華商股份公司，成為中國人經辦的報刊�！缎侣剤蟆凡粌H在文字和版面安排上盡量迎合中國讀者的習慣，而且還吸收張之洞、盛宣懷、朱葆三等人入股。福開森本人則先后接受清帝賞賜的二品頂戴和北洋政府聘任的總統(tǒng)顧問等職銜。不過，這些作法雖然能夠收買一部分封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蒙蔽一部分地主階級分子，卻難以削弱中國人民的革命斗志，也難以阻擋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的蓬勃發(fā)展。

　　鴉片戰(zhàn)爭后的數(shù)十年里，西方人在中國辦了一大批報刊，這些報刊雖然一度壟斷了中國的報刊業(yè)，個別者還為時頗久，如《字林西報》仰仗其財力、物力占領十里洋場達101年，但是卻始終不能深入廣大的中國人民之心。因此，20世紀之初，當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興起之后便很快地領得了新聞界的風騷。

　　三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早已有了報刊，如始于唐代的邸報，始于宋代稱作“新聞”的小報，以及始于明代的《京報》等，均被視為中國早期的報刊。但是，，這類所謂的報刊，除了報頭外，既沒有標題，也沒有自己采集的新聞和發(fā)表的評論，實在不能與近代以來出現(xiàn)的各類報刊同列，它們充其量只能算作中國報刊的萌芽。不過，這類所謂的報刊已經有了一定的發(fā)行范圍，有的還可以公開叫賣和接受訂戶，如《京報》。明代中葉以后，報房甚至成為公開的行業(yè)。因此，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東漸，中國遲早也會出現(xiàn)近代化的報刊，只是時間相當緩慢而已。

　　鴉版戰(zhàn)爭前后，一批西方人辦的報刊在中國出現(xiàn)，它們是作為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而出現(xiàn)在中國的歷史舞臺的，它們服務于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但是帝國主義分子始料未及的是，作為反面教員，這些西方人辦的報刊教會了中國人民創(chuàng)辦和使用報刊這個有力的文化武器，用以反對滿清政府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侵略。

　　鴉版戰(zhàn)爭之后不久，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便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涌現(xiàn)出來了，它們的發(fā)展無疑是與在中國近代史上先后發(fā)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相輔相成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中國報刊事業(yè)的發(fā)展過程中，引進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一些先進技術，借鑒了西方人辦理報刊的經驗。

　　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國的圖書大多是用木板雕印或木刻活字印刷的。1834年，從美國運來了一批按照漢文木刻活字復制的漢文鉛活字。1859年，美國長老會設于寧波的英華會館又試制成功電鍍的漢文字模和元寶式字架，經過復制和推廣，逐漸為當時的中文報刊所采用。1861年起，西方人在中國辦的報紙開始使用機制白報紙。后來，石印技術也被介紹到了中國，于是，石印和鉛印的報刊相互并存地在中國發(fā)展起來。此時正是中國人自己辦的各類報刊的創(chuàng)刊時期，它們一起步便利用這些在當時是先進的技術，例如，原《孖剌報》譯員伍廷芳1858年在創(chuàng)辦《中外新報》就借用了《孖剌報》的一套舊鉛字。到19世紀末，正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事業(yè)達到鼎盛的時期，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不少改良派報刊像西方人辦的報刊那樣將以往用油光紙單面印刷改為用機制白報紙雙面印刷，從而加快了印刷速度，提高了印刷質量。紙張與印刷技術的改進促進了報刊編輯和排版質量的提高。例如，編者按語、報刊評論以及大小標題的運用，新聞畫和廣告的插入，新聞采訪報道和電訊欄的開辟，等等，都是令時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這些新穎的編輯，排版形式大多是參照西方人辦的報刊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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