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三版小說與一部電影

1.1“李雙雙”的誕生

黃子平在《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fā)展》—文里,將李準放置在由“短篇故事”、“短篇小說”兩種敘事傳統(tǒng)博奔而成的當代短篇小說發(fā)展脈絡之內,認為其在農村題材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堪與趙樹理比肩。在趙樹理、孫犁、沙汀所代表的三分格局中,李準位居山西、陜西兩個農村題材作者群之外,在“表現(xiàn)新人”的動力推動下,雖然同樣著眼于中國農民(尤其是女性農民)在政治經(jīng)濟關系中翻身的過程,卻在一定程度上試圖解決(或抵抗)趙樹理對“農民改造的長期性與艱巨性”的憂慮。

就“短篇小說”與“短篇故事”兩條線索來說,年在《人民文學》第三期上刊出的《李雙雙小傳》首先帶有鮮明的“短篇故事特色,不僅“有頭有尾,情節(jié)性強”,而且在要求“人物性格的鮮明突出,人物遭際的曲折動人”的同時,有著“穩(wěn)定明細的時間和空間觀念”。在這個意義上,“短篇故事”傳統(tǒng)與“人物小傳”的構思不謀而合,展示出“李雙雙”其人完整的生活內容、性格特色及其發(fā)揮作用的不同領域。而在另一方面,展示“大躍進”高潮階段“孫莊”的日常生活的《李雙雙小傳》,也在表現(xiàn)穩(wěn)定明細時空觀念的同時,展現(xiàn)出“短篇小說”脈絡的影響——小說故事同時是對“大躍進”運動橫截面的特寫展示。

小說以雙重倒敘 頭,“李雙雙”之名與“大字報”則成為兩重倒敘中的核心意象。在第一重倒敘中,“婦女解放”在符號層面的成果被前置于文本的開端。而女主角從一系列代稱中擺脫妻職母職的束縛成為“李雙雙”的關鍵,被戲劇性地歸結于“一九五八年春節(jié)后,孫莊群眾鳴放會上的一張大字報”。在此,時空倒回,故事從“大躍進”開始的時刻講起,第二重倒敘隨即展開。此處,大字報的內容、效果及其成因,成為“李雙雙”故事的真正起點,而這一起點,則是婦女擺脫家務、走出家門、參加勞動的內在需求。緊接著的“李雙雙簡介”則表述出特定婦女需求產(chǎn)生的過程。其中,二十七八歲、性子火辣、齒伶俐的李雙雙漂亮賢惠、心明眼亮,即使家務纏身、兒女滿地,也斷不了在街上管閑事”。對這一點又恨又愛的孫喜旺本以為在民校上學、在家里聽廣播就能“把她心給占住了”,不想李雙雙“倒是越發(fā)要鬧起`事兒'來”�！棒[事”的內容,一是“在屋子里貼滿小字報”,二則是大字報的直接成因——“前天還和他干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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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定位與越界:``李雙雙”與五六十年代文學中的“農村新女性”

在當代文學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中,相關研究勾勒出李準農村新女性故事中的三類主導意義結構(即五六十年代的農村變革故事、新時期之初的民族進化史故事以及90年代前半段的民間隱形結構),各自形成對文本內異質元素的新壓抑。在這個意義上,跳出已有框架關注李雙雙故事 多義性,其前提在于重新審視李雙雙故事在五六十年代農村新女性書寫框架中的獨特位置。而這一位置的辨明則亟需厘清“李雙雙”形象在何種程度上與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農村新女性”形象存在差異,又在何種程度上突破了邊緣敘事的局限性。

1.2.1躍出“主流”:“李雙雙”與“女性英雄”

在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中,“女人寫女人”的邊緣傳統(tǒng),在其上浮過程中隨著延安時代的經(jīng)典藝術形象“白毛女”的出現(xiàn)復制再度沉入歷史內面,而陳順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則首先以某種時序層面上的接續(xù)性,著手展 對“延安時代”之后的女性書寫脈絡的梳理。其中,與本文密切相關的第一部分(十七年篇),借助敘事學框架重排50-70年代文學中的農村女性形象地圖,并試圖在其中加入一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性別研究維度。在此,旨在描述婦女解放之個體意義的“女性敘述立場”與描述其社會結構革新意義的“男性敘述立場”,成為陳書祀梳兩種敘述策略的原點,前者體現(xiàn)在苑志鴉、孫犁等人的女性故事中,后者則以趙樹理、王汶石、柳青、李準等人作為代表。而這一類邊緣與主流、反抗與保守的二分框架,構成了陳書解讀五六十年代女性書寫全局的內在邏輯。

在陳書中,“敘述權威”的形成與運作,被視為整個性別敘述范式賴以運轉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而男性的、以“不在場”或“缺席的在場”的形式存在的敘述主體所進行的第一層敘述,構成了對其他敘述(包括農村新女性故事)可靠性真實性的保障。此處,陳順馨對主流敘述權威與性別暴力之間相關性的敏感,與西方女性主義陣營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依據(jù)的質疑相契合。正是在以上質疑立場中,陳順馨將主流敘述規(guī)范中“女性英雄形象”的登場方式歸納為兩種:

其一,女性英雄“伴隨(男性)英雄出場”(如《創(chuàng)業(yè)史》中徐改霞伴隨梁生寶出場);

其二,女性英雄被男干部“翻出來”,或者在運動中“躍”出來(如趙樹理的孟祥英、金桂、李準的李雙雙、王漢石的吳淑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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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0—1960《磨麥女》與《李雙雙小傳》

2.1“文件計劃”中的農村婦女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三四十年代數(shù)量頗豐的文學政治社團綱領以及政黨政權文件提供了沃爾拜意義上的“民族計劃”對農村婦女的安置與要求。具有特定政治背景訴求的文學社團以及區(qū)域性政權所頒發(fā)的文件政策之所以可以被上升為“民族計劃”的具體體現(xiàn),顯然是源于一類后設現(xiàn)實,即特定文件與計劃背后的政黨政權最終完成了建立民族國家的任務。如果說文件與計劃中的婦女政策變遷提現(xiàn)了民族計劃與婦女經(jīng)驗之間的博弈關系,文學書寫則為這一場持續(xù)進行的博棄生產(chǎn)意義。以此為前提,尤其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或者是1930年11月的“左聯(lián)”新決議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間的內在延續(xù)性,以及若干“邊區(qū)”文件中所呈現(xiàn)出的“婦女運動理想格局”。

2.1.1“11月新任務”與“延座講話”

與曹清華《左翼文學史稿》觀點不同,本文對三十年代初期“文藝大眾討論”與左翼文學“實際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之間的有機關聯(lián)持肯定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文本一方面認可左翼文學時期“大眾文藝”的難產(chǎn)與其對大眾”(無產(chǎn)階級)概念的多層理解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則認為左翼文學的大眾化困境正是在“共產(chǎn)黨”介入之后迎來轉機。隨著革命左翼文學的余脈在延安時代走上以工農兵為其主要對象的另類“大眾化”道路,50-70年代文學正是延安道路的最終成果之一。由1930年“文藝大眾化討論”出發(fā),“寫大眾”與“大眾寫”構成“大眾文學”的兩個方向。在“大眾寫”一方面,1932年《文學月報》創(chuàng)刊號上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的全國普通話”這一概念,并認為“新語言”的誕生,將成為新大眾文藝的語言基礎。這篇文章對無產(chǎn)階級新興語言的假想遭到茅盾的否定,卻指出了發(fā)展大眾文藝在實踐層面上的可能性一使用無產(chǎn)階級底層大眾自己的語言,使小資產(chǎn)階級作家在文藝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擺脫知識分子符號系統(tǒng)的束縛,促生無產(chǎn)階級式的主體意識。而在1930年11月通過的“左聯(lián)”執(zhí)委會決議《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以下簡稱11月新任務”)中,“創(chuàng)作問題——題材、方法及形式”一節(jié),顯示出當前階段黨的文學理想結合左翼文學實踐所得出的一系列具體設想。設想涉及題材、方法與形式三個方面,“規(guī)定”作家“必須注意中國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務的題材”,“從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來描寫”,而“文字組織……必須用工人農民所聽的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在必要時容許使用方言”。而在書寫農村的層面上,“作家還必須描寫農村經(jīng)濟的動搖和變化,描寫地主對于農民的剝削及地主階級的崩潰”以及“工農群眾英勇的戰(zhàn)斗的偉大的題材”。相應地,“月新任務”要求將“小資產(chǎn)智識分子式的`革命的興奮和幻滅`,`戀愛和革命的沖突'之類等等定性的觀念的虛偽的題材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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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家人、翻身婦女、女勞模

總體而言,左翼文學與延安文學中的農村新女性故事講述了農村女性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性別計劃從“相遇”到“參與”的過程,在容納政黨政權國家主導的婦女解放敘述范式的同時,再現(xiàn)特定時代背景下農村女性個體與革命邏輯發(fā)生共鳴與協(xié)商的歷史現(xiàn)場。其中,農村女性往往“溢出”新式婦女敘述的預設范式,展現(xiàn)出其對革命邏輯內民族性別計劃的影響、干涉與修正(“反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左翼文學書寫農村女性與現(xiàn)代革命與其性別計劃的相遇(農村新女性的誕生),正是站在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都市新女性故事)以及民國“賢妻良母”式性別計劃的邊緣,以其異端性充分發(fā)揮新時代新文學樣式的激進作用。而其后的“延安文藝”,則在延安時代性別計劃的流變脈絡中,試圖將時代巨變對以農村女性為主體的邊緣人群所產(chǎn)生的日常影響為己所用。

在婦女革命的相遇故事、婦女個體的動員故事之中,以蔣光慈的晚期作品《啦哮了的土地》中的荷姐作為前哨,傳統(tǒng)婦女向“公家人”轉化的新一輪故事逐步展 。其中傳統(tǒng)婦女的覺醒不再簡單地構筑于“革命戀愛”的刻板模式之內,其理想未來也不局限于與男性革命伴伯志同道合的家庭生活(譬如葉紫的《星》中“梅春姐”的成長史。

2.2.1解毒“公家人”

在革命的性別計劃層面,《唯哮》中“婦女運動”的多重目標,即農村女性在成為獨立個體的同時,也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農民的一部分,受剝削大眾的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革命受益人的一部分)一而這也被設定為“妻子革命”的最終前景。在從“女人”與“妻子”晉升為“—份子”的道路上,被鄉(xiāng)土倫理所壓制的農村婦女則得以浮出水面,其應對苦痛經(jīng)驗的方式則由“忍耐”轉為``革命”。在男性農民眼中只與自己(男性農民)的利益根本相連的“農會”與“革命”,以令他們驚宅與憤怒的方式,推動著“農村女性”的顯影進程。就《啦哮了的土地》而言,由返鄉(xiāng)新女性何月素所主導的婦女解放進程,以婦女干部毛姑以及覺醒女性荷姐作為其最高成果一兩者在青年中年,未婚已婚的社群結構中,最大幅度地將不同身份的農村女性群體包含在內,展現(xiàn)出她們在革命新世界中獲得新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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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李雙雙”形象中的主體想象............80

3.1現(xiàn)實癥結:“準新女性”.........80

3.2話語背景:“李雙雙”在1958—1960.............90

3.3主體想象:“我”是“農村新女性”...........102

第三章“李雙雙”形象中的主體想象

3.1現(xiàn)實癥結:“準新女性”

與“李雙雙”系列文本中婦女新人化的成功案例相對,半途而廢的“準新女性”故事在現(xiàn)實生活中則比比皆是。在這一類凸顯出“新人想象”自身困難的“案例”中,李準妻子的回憶錄《老家舊事》成為可供參照的非虛構性文木。

由李準之妻董冰寫作的回憶錄《老家舊事》在李準的鼓勵與子女的“敦促”之下由逐漸成形又因李準突發(fā)腦血檢而在1985年草草結束。自述涵蓋作者1928年至1984年間逾半個世紀的生活經(jīng)歷,在出版前以“家庭內部傳閱”為形式,實現(xiàn)了計劃中的私人價值——“讓他們哈時候想知道老家的事情,就能知道”。

在家務工作之余“偷偷寫出來的”《老家舊事》似乎具備“女性寫作”的種種標志,并被舒乙評論寫出了“沒有一點政治框架”的、純粹的、“驚心動魄”的窮并且內含著“中國婦女命運的大典型”,填補了文學再現(xiàn)領域的空白不過,對本文來說,《老家舊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鉤沉索隱的潛力,而在于該文本呈現(xiàn)出了五六十年代“準新女性”的故事。作為“準新女性”的一員,李準夫人董冰在新化的過程中從未真正走出家門,也無從展開對“農村新女性”位置的“崇高體驗”。與此同時,“董冰自述”相對于“李雙雙”系列文本的潛文本性,進一步突顯了準新女性”尤其是“準農村新女性”的內在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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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李雙雙”式農村新女性形象的消失

早在五十年代初,女勞�！钡脑偕a(chǎn)問題就已經(jīng)被提出。1953年第7期《中國婦女》刊登了名為《給勞動模范以勞動時間》的討論性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則是1949年《人民日報》開國大典版面的編輯何燕凌。文章立足于1951-1952年勞模大會所突出的女勞�！按髶Q班”現(xiàn)象,認為“大換班”現(xiàn)象的原因是“對勞動模范干涉過多或放任自流”�！案缮孢^多”造成勞模的生產(chǎn)時間被公務所占據(jù),“放任自流”則使得部分勞模的進取心退步。由此,文章在結尾處為“開會模范、跑腿模范、談話模范”們發(fā)出呼吁——“給勞動模范以勞動的時間吧!”

六年之后,1959年第15期的《中國婦女》刊登了名為《“屋里人”這個名詞的消失》的“論文”一則(作者王文刀)。此文從陜西關中地區(qū)日常用語中的變化入手,在大躍進高潮之后,討論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在社會生活中位置的變化。具體來說,文中所關注的語言現(xiàn)象,是“屋里人”與已婚農村婦女之間的固定鏈接被扯松或者打碎,退出日常生活而成為一類歷史詞匯。文章同時指出,隨著社會分工的變革與“屋里人”一詞的消失,被固定在農村婦女身上的自我認知隨即被打破。

不過,《“屋里人”這個名詞的消失》一文的癥候性更多地體現(xiàn)在結尾處。一方面,作者認為,隨著食堂、托兒所、縫紉廠等機構的設立,“在社會地位上是得到了解放”的婦女也能從“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自然”地轉而承擔外頭人的勞動;另一方面家,作者指出,存在一類適合婦女承擔的農業(yè)勞動,而被婦女解放出來的男性則被期待完成“農業(yè)上的重活”。在這一刻,《“屋里人”這個名詞的消失》成為對新時期農村婦女研究而言“最典型”的文本——文章可以被解讀為:婦女被自然地組織在新一輪性別分工的刻板框架之內,再度成為次要主體。換句話說,新時期以來的部分農村婦女研究著力于剖析王文刀這類文本的結尾內容,并依賴對結尾的反轉闡釋,消遣正文其他部分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