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試論莫言與媒介的關系　出處：《山東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　論文類型：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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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論文主要從傳播學視角較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與媒介之間的關系。作家與媒介統(tǒng)一在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種動態(tài)的,相互制約與相互協(xié)調的過程。莫言作為當代文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過對他與媒介關系的系統(tǒng)考查,可以將作家與媒介的關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當前文學與作家在媒介中更為完整、現實的生存狀態(tài)。本文嘗試系統(tǒng)地運用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問題,希望論文在拓展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廣度與深度等實踐層面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與研究價值。全文共分為六個部分。緒論部分首先從傳播學對文學產生影響的角度,對文學傳播研究的概況進行了梳理與總結。在媒介理論與文學社會理論的指導下,通過與當前諸多作家的對比,本文明確了以莫言作為中心探討作家與媒介關系的原因與價值。首先,我們認為文學媒介并不單純指向“物”的層面,還包括組織以及多種與文學傳播相關的社會要素,并且文學活動存在于社會現實之中,文學的創(chuàng)作、生產、流通、消費都具有其特殊規(guī)律。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與傳播過程中必然要與不同媒介為主體的社會現實發(fā)生關聯,而被媒介包圍的社會現實對作家與文學本身也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作家的成功與文學的突圍依賴于對兩者之間關系的有效調整與運用。與當代其他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作家如余華、賈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創(chuàng)作上的特殊性外,還由于其在傳播方面對傳統(tǒng)觀念的繼承與突破。我們從媒介角度審視時會發(fā)現：莫言在處理與媒介的關系時充滿技巧與智慧,形成了錯落有致的多媒介傳播格局；媒介對莫言而言,無論在其成長、創(chuàng)作還是形象塑造方面都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從20世紀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與媒介的關系。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大眾媒介出現后,作家與媒介就構建起了復雜的關系類型,成為文學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社會與時代發(fā)展要求作家與媒介建立密切聯系。一方面,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大量的科學知識與思想文化都是通過現代傳播媒介進入中國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大多是通過現代傳播媒介接觸到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進行文學啟蒙運動與思想啟蒙運動之時,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實現這種理想就成為了自覺行為。作家們對大眾傳媒的興起表現出極大興趣,接觸媒介成為了一種生活習慣,在大眾傳媒表達自己,也自然成為理所應當的文學行為。另一方面,以啟民智、開風氣為主要內容的啟蒙運動要求面向更廣泛意義上的平民大眾,因此與大眾接觸最為緊密的渠道——“大眾傳媒”就成為必然選擇。其次,中國職業(yè)作家是在近代出現的,這些職業(yè)文人多以稿費作為生活的主要來源。近代傳媒業(yè)的發(fā)展催生出稿費制度,近代報紙、雜志的繁榮為文學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間,也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按照需求理論,當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實現“自我”的確立。通過帶有主動傳播意識的廣告、論戰(zhàn)等形式與手段,作家可以確立自己的在文學與社會中的位置�，F代作家還具有更加崇高的社會理想與使命感,這種理想與使命不僅限于文學層面,作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時代變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為文學媒介承載內容的主導者或直接作為媒介刊物編輯的“把關人”,是實現這種理想與責任的最佳選擇。新中國成立后,文學傳播進入到一個相對整合的時期,傳播制度的改變使媒介環(huán)境變得更加純粹,政治宣傳成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與媒介的關系變成為簡單、直接的從屬關系�！拔母铩睍r期,出現了一系列更具時代特征的媒介形態(tài),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傳功能。但該時期文學傳播的“潛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誦沙龍等使作家與媒介形成了另一種關系�！拔母铩苯Y束后,短暫的“文學熱”將作家與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隨著大眾傳媒的進一步發(fā)展,這種“新型”關系開始變異,不斷朝向多元化的方向發(fā)展。從上世紀80代中期起,走上文壇的莫言便開始參與并構成了作家與媒介關系的全過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論述梳理過程中以時代與媒介類型為依據,突破了以往多從內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將作家與媒介的關系做了綜合性總結。莫言等當代作家與媒介的關系具有“五四”時期的部分特點,這表明了二十世紀文學的整體性與連續(xù)性,卻也暴露出當代文學與當代作家在適應新媒介環(huán)境方面由于過多墨守成規(guī)而出現的問題。第二章到第四章詳細探討了莫言與媒介之間的關系。第二章主要論述印刷媒介對莫言的影響。首先,當代文學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紙媒為主,文學報刊占據主陣地,圖書出版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文學批評確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過對莫言各個時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評論聲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從“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時常刺激人們感觀的“爭議”作家,再到成熟穩(wěn)重的知識分子作家。文學評論在參與莫言制造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從發(fā)現者與引導者,慢慢變成并行者與追隨者。這種媒介方式代表文學所擁有的權威與特殊“場域”,作家也在由這種媒介構成的環(huán)境中實現了自我確立。其次,大眾傳媒參與到作家形象的構建之中,大眾傳媒根據自身與市場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點的作家類型。莫言在大眾傳媒中的形象漸漸清晰,并被不斷重塑著,形成了不同意義的文化符碼：從作為文學大師與文化符碼的莫言,到作為公共話題的莫言；從作為娛樂焦點的莫言,再到獲獎后作為有權威的明星與品牌的莫言。這些形象與文學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處,也有更多不同之處。文學事件、不同獎項、個人故事、書展活動等,都是進入大眾媒介視野的話題。大眾傳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時因勢之需而不斷改變,對作家的關注大于對作品的關注,對作品外圍的關注大于對作品本身的關注。以互聯網為首的新媒體,是個狂歡的領地,通過監(jiān)測我們發(fā)現,集合了不同聲音的網絡像萬花筒一樣呈現出五顏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從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動傳播方式,以及在多媒體時代莫言進行積極互動的傳播姿態(tài)。莫言最主要的傳播方式之一是演講。通過個性化的語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動,莫言塑造了自己獨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傳播了自己的文學主張與作品。莫言還接受多種訪談,采訪中所呈現的主體姿態(tài)是謙虛謹慎、寬厚溫和,沿襲了他演講的風格。但訪談的內容重心與塑造形象的方向卻發(fā)生變化,更多側重于表現他的真實生活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過程�？梢钥闯�,莫言在大眾傳播中有意識通過多種方式確立與堅持自己的形象。文學寫作的鄉(xiāng)土姿態(tài)、謙虛睿智的長者風范、勇于反思歷史與批判現實的名士氣節(jié),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顯出來。在各種媒體面前,莫言從不沉默,積極參與各種媒體互動。對專業(yè)的文學批評既不背離又不茍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獨行。他對新媒介保持興趣,通過開設微博、參與網絡訪談與互動等方式,表現出自己的開放心態(tài),但傳統(tǒng)作家對新媒體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歸紙質是大多數人的選擇。第四章我們主要從文本角度出發(fā),對莫言的文學作品以及作家傳記進行了深入考查,嘗試發(fā)現當前媒介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輻射與衍生影響。莫言在文學上的成功離不開編輯與出版人的影響與幫助,他與這些文學“把關人”的關系,承襲了“五四”以來的文人傳統(tǒng),又頗具個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觸體驗與記者從業(yè)經歷對莫言的創(chuàng)作有較大影響。在作品中莫言對媒介的態(tài)度不盡相同,對大眾傳媒帶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對于傳統(tǒng)的口頭傳播等傳播方式卻保有相當濃厚的依戀之情。不僅如此,讓莫言成為世界矚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張藝謀改編的電影作品《紅高粱》莫言靠近與遠離影視媒介,是當前文學與影視既對抗又依賴關系的生動寫照。對莫言與媒介關系的細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當前文學傳播范疇內的共性與特殊性,也透視出當代作家在面對媒介時的復雜心態(tài),而文學媒介與大眾媒介對作家產生影響的指向是不同的,兩者又都具有自身難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對莫言與媒介的關系做了進一步的總結與反思。媒介環(huán)境的變化是莫言自身成長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影響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觸行為與滿足狀態(tài),甚至決定了作家的發(fā)展路徑與創(chuàng)作風格指向。我們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總結了作家與媒介的關系。一方面,媒介作為構成環(huán)境的重要元素,對作家具有外在層面上的影響；另一方面作家作為人文知識分子階層,不同于普通民眾,他們更具有知識精英與意見領袖的作用,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對民眾的觀念進行引導與教育,從而影響媒介傳播的內容與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較為宏大的“文學場域”,與媒介所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階層或者經濟形態(tài)階層都具有平等對話的能力與權力,甚至可以對媒介產生直接或間接性的干預,從而實現雙方的動態(tài)平衡。作家的傳播意識具有本能性,但在傳播中卻由于媒介的局限與自身非理性的原因,會受到多重阻礙與束縛。成功的作家都具備優(yōu)秀的傳播意識,莫言以其素樸及略帶狡黠的傳播意識建立起自己的傳播原則和體系。當代作家需要提升對媒介的理解,形成開放的多媒介傳播意識。文學傳播的過程,需要多種特殊媒介與手段的參與,教育是其中經常被忽略、也是存在問題最多的一個,文學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約,于是作家的集體性突圍顯得很有必要。在多媒體的世界里,影視雖然是極好的傳播方式,卻也在當前受到多種現實瓶頸的困擾,作家與影視像兩只刺猬,在經濟環(huán)境的影響下顯得焦急而痛苦。不僅如此,時政生活類雜志以其獨特的文學審美指向在當前受到諸多人的關注,而純文學作家與文學在其中的缺失不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雜志主編等“把關人”的復雜心態(tài)影響。莫言成功的的啟示還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實現了跨文化傳播,但如何在當前語境成功實現中國文學的跨文化傳播,應該是全社會與整個文學體系的責任,而不單單只是局限在作家的個體行為里。本文通過對作家與媒介關系的總結,進一步明確了兩者之間的規(guī)律與模式。由于作家作為特殊的行為主體,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而媒介的發(fā)展又是千變萬化,則需要在具體的語境中把握兩者之間的確切關系。透過對兩者關系的理性審視,我們可以發(fā)現文學傳播的系統(tǒng)性要求。作家與文學整體在當前的突圍與繁榮不能僅依靠某一種傳播方式與媒介,更不能僅通過某一方面的文學活動而實現,而應是全部與文學相關的媒介共同發(fā)生作用的結果。莫言將作家與媒介關系把握得恰到好處,這種關系合乎現實的媒介環(huán)境與時代特點,又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這對我們深入研究中國文學與當代作家如何進行有效傳播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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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山東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6
【分類號】：I207.42;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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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348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