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未來——宗教學研究四人談，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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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何光滬、趙敦華、卓新平：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未來——宗教學研究四人談

時間：2015-06-09 11:18:57

方立天：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趙敦華：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編者按]：“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未來”是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學報編輯部之邀、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發(fā)起的一次小規(guī)模的學術討論。雖然參與討論的學者不多，但所涉及的問題卻相當廣泛和深入。參加討論的四位學者均為我國宗教學界的領軍人物，他們各自所在的單位更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鎮(zhèn)，這就使這次討論具有相當?shù)闹匾院痛硇浴?br />
宗教學研究在我國尚屬于一個新興學科，公眾對此還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種種誤會，如以為研究宗教就是為宗教信仰辯護，甚至就是宗教信仰的實踐形式之一，或以為它只是少數(shù)人在書齋中研究的一種死學問，與現(xiàn)實人生無關。對此，這次討論首先著眼于讓公眾更加了解宗教學研究的性質、功能與特點，彰顯其嚴肅的學術品格和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

在這次討論中，四位學者對宗教學研究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以及與此相關的在研究課題、研究人員構成乃至研究方法選擇等方面有別于西方宗教學研究的特殊性都一致地予以很大關注�；谶@樣一種學術本土化的反省意識，四位學者中最年長的方立天教授再一次提出建構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這一重大議題，并得到其他學者的積極回應，雖然對于究竟何時、怎樣才能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乃至如何命名這種可能出現(xiàn)的學派，大家的意見不盡一致，但達成的共識是：中國的宗教學研究應當朝著形成學派的目標勉力為之，在此過程中應當充分借鑒和學習西方宗教學研究的成果，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在我國，宗教學研究迄今為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該領域少數(shù)專家學者關心的問題，至多也只是在相關專業(yè)引起一些反響。如何讓宗教學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專門研究的范圍而進入一般思想史的視野，從而使它由少數(shù)專家學者的專門知識變?yōu)樗枷虢绲墓仓R，進而能夠為一般思想的建構發(fā)揮作用，也是這次討論的一個重要的初衷。這次討論所秉持的嚴肅的反省精神(澄清宗教學研究自身的立場)和誠懇的開放態(tài)度(面向一般思想界)，其宗旨都在于此。就此而論，這次討論只是一個開始，它標志著中國的宗教學者第一次以群體的形象向一般思想界和公眾表達共同建構思想家園的誠意。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由此出發(fā)，更加關心宗教學內部以及它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對話。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的宣方副教授協(xié)助我們策劃并主持了這次學術討論，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一、宗教學研究及其中國語境

方立天：宗教學是以客觀的理性的態(tài)度和方法研究各種宗教現(xiàn)象及其本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是人文科學中極為重要的一門科學。宗教是人類最古老的現(xiàn)象，也是迄今最普遍的人文現(xiàn)象。人類的文化、各個民族的文化其最初的形式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宗教現(xiàn)象，并以宗教的方式存在著。當今世界84%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是他們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因此，對宗教進行科學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趙敦華：正如方老師所講的，宗教學是用科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去研究各種宗教現(xiàn)象及其本質和規(guī)律，是一門科學。在這方面，它與其他科學包括自然科學沒有什么兩樣。宗教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人們一般把1870年麥克斯·繆勒作的《宗教學導論》的講演視為宗教學誕生的標志，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卓新平：宗教學從其發(fā)展的進路來說，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體系，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入手的，有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宗教現(xiàn)象學、宗教心理學等。馬克思對宗教的研究采用的就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較多地關注宗教的社會功能、作用。在西方宗教學史上，馬克思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關于宗教哲學，到現(xiàn)在還是有爭議的，因為西方宗教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宗教學被認為是只做一種客觀的描述，不做價值判斷，據此，它們把宗教哲學排斥在狹義宗教學之外。但是，要認識宗教的本質，就不能不做價值判斷，否則，就無法建立起完備的宗教學體系，所以，近些年來，宗教哲學也開始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趙敦華：宗教學研究起步并不早，我國的宗教學研究起步就更晚了。20世紀早期，我國學者開始關注宗教問題，以理性的、客觀的態(tài)度和方法進行宗教研究，他們同許多宗教內部的學者一道為宗教學在我國的形成做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國的宗教學研究更多的是強調無神論，在學科分類目錄中是沒有宗教學的，只有無神論。改革開放以后，學科分類目錄中才有了宗教學，這也可看做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一個象征，一個進步。

方立天：各種宗教，有的已經消亡了，有的則是愈來愈壯大。可以預見的是，本世紀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在我國，比如在臺灣地區(qū)，宗教、宗教界的作用就很大，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社會生活層面都發(fā)揮了相當大的社會作用，它興辦教育事業(yè)(比如辦大學)，承擔了一些政府無力管轄的社會福利事業(yè)。中國大陸地區(qū)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有宗教界出面辦的醫(yī)院、資助的希望小學等。我到過普陀山，還因感冒在那里的普濟醫(yī)院(佛教界開辦的)看過病，住了一天醫(yī)院，他們的服務態(tài)度非常好，我的病也好得快。

卓新平：依我之見，宗教學研究包括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兩個層面。所謂入乎其內的研究，就是研究宗教會怎樣發(fā)展，它在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定位和社會作用，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宗教自身如何不斷地改革完善，等等。這些研究首先是宗教界、宗教本身所關注的問題。當然，作為宗教學研究者，我們也要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同宗教界的學者、宗教領袖以及信教群眾就此進行交流、對話。

對于宗教學學科自身來說，更多地恐怕應是出乎其外層面的研究。所謂出乎其外，就是跳出單純某一宗教的立場和視角，從普遍的角度來研究各種宗教。出乎其外層面的研究，可以從三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主要關注的是：什么是宗教學，宗教學自身的歷史、問題與發(fā)展，中國的宗教學同西方宗教學是什么關系，宗教學作為一個學科體系主要包括些什么內容，它對于社會、尤其是對于學術的發(fā)展產生了什么作用，在整個學科體系中的地位如何，等等。這是純學術性層面的研究。第二個層面是對宗教性的關注和研究。比如，宗教之為宗教的特性，宗教現(xiàn)象有什么特點和規(guī)律，信仰與宗教是什么關系，等等。這是從精神氣質層面對宗教的探討，不管是不是研究宗教學的，大家都普遍關心這類問題。近年來學界關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問題聚訟紛紜，其實就涉及如何理解和界定宗教。第三個層面的研究是對宗教社會性的研究。比如，宗教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宗教與國際局勢發(fā)展的關系，等等，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對一些具有社會性、群體性以及戰(zhàn)略性問題的研究，涉及的面也比較廣。這方面的研究注重現(xiàn)實，從問題意識來說，它不像宗教性那么深，但的確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焦點問題和敏感問題。宗教學研究對這類問題不能回避，而必須直面它，對其進行嚴肅的、科學的探討，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更多地是從社會性這個層面和角度來關心、關注宗教問題的。

因此，在中國，宗教學研究主要涉及以上三個層面的研究。應該說，它比西方的宗教學研究涵蓋的面要廣，是以宗教學為主的、跨學科的研究，不僅涉及不同的學科，而且受到不同機構、人群的關注。我想，我們今天的談話可能以后面這三個層面為主展開更合適些。

方立天：新平講宗教學的內涵包括學術性、宗教性和社會性三個方面，我很贊成這種觀點，但是否可以把學術性進一步擴展為文化性?合適不合適?這個問題我一直在考慮。事實上，許多宗教現(xiàn)象是具有很強的藝術性的，在觀賞者的眼里它是藝術品，如宗教繪畫、雕塑、建筑等。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文化性包含了學術性，學術性里邊又以哲學最為重要。這可以說是宗教學研究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思想文化的方面。除此之外，研究宗教的歷史性也很重要，只有通過歷史的研究，我們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宗教的本質、規(guī)律。

趙敦華：還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跨學科的研究。方老師認為學術性應以哲學性為主，對此我有一點不同意見。以哲學性為主可能比較符合我們國內的研究情況，但從國際的范圍來看就未必如此了。

卓新平：是這樣的，方老師的說法與國內的情形比較一致。從宗教學在我國的實際發(fā)展來看，在我國從事宗教學研究的學者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研究歷史出身的，因為宗教學研究需要了解各具體宗教發(fā)展的歷史；一類是研究哲學出身的，因為對宗教的本質、社會功能、定位等做出分析判斷，對于宗教學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上述情況也形成了我國宗教學研究的特色或側重，尤其是哲學的特色或側重更明顯、更典型些。我認為，學術性也好，宗教性也好，社會性也好，都是從問題意識出發(fā)，都具有文化性的意義，之所以突出學術性，是想特別強調它對于宗教學學科發(fā)展的意義。

方立天：兩位說得很有道理，但這里還有個學科分際的關系。因為在大學里，宗教學一直是放在哲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二者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國內搞宗教學研究的學者多是從哲學系、哲學專業(yè)轉過來的。這有好的一面，就是研究者有比較深厚的哲學底蘊，思辨性較強，學術成果的理論水平也比較高。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敦華強調的跨學科的特性體現(xiàn)得不夠，面不夠寬，其結果就是從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等角度或層面的研究還十分薄弱。

現(xiàn)在國家計量局確定的學科標準中，宗教學是獨立于哲學以外的一級學科，但在教育部的教學培養(yǎng)標準中，它還是二級學科。這種分類客觀上制約了宗教學按照自己的學科特點去做跨學科的發(fā)展。

卓新平：其實如果了解宗教學的發(fā)展歷史，就不會把宗教學歸到哲學之下作為一個二級學科了。

方立天：的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我們研究宗教常常要遭人誤解，甚至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1962年，為了研究佛學，我到中國佛學院進修，回來以后就有風言風語，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有人貼大字報，問我為什么到那種“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我們今天從事宗教學研究，輿論環(huán)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需要改進。即使在今天，在中國人民大學，有的人見到我仍會說：“瞧，神學家來了!”(笑，搖頭)

卓新平：記得當年我在準備報考宗教學專業(yè)研究生時，我所在的那所大學的校長就問我：“你怎么想去研究宗教呢?想當和尚啊?”一直到1981年我們研究生畢業(yè)，宗教所要開聯(lián)歡會，司機帶著我和另一個研究生去商店買點糖果什么的，開發(fā)票的售貨員問開哪個單位，司機脫口而出：“開宗教所。”售貨員馬上就問：“你們是和尚啊?”司機趕緊指著我和那位同學說：“他們倆是，我不是。”(笑)

趙敦華：有的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一聽說研究宗教學，就認為是要擴大宗教的陣地和社會影響�？磥碓谶@個問題上還需要做大量的宣傳解釋工作。

方立天：我想，這里面有兩個相關聯(lián)的誤會：一是把宗教研究者與宗教信徒混為一談，二是把客觀的宗教研究與基于信仰的研究混為一談�，F(xiàn)實生活中，經常有人一聽說我研究佛教，就問我：“你信嗎?”還有人認為我從事佛教研究一定懂得修持、修煉，有的博士生打電話給我：“方老師，聽說您對佛教有研究，我想跟您學修持。”真令人哭笑不得。宗教研究學者并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他們不是為了宗教信仰而研究宗教，而是以科學的態(tài)度對宗教進行理性、客觀的審視、研究。學術研究工作者是學者，不是信徒。

趙敦華：這其實涉及對宗教學學科本身的理解和定位。在我看來，宗教學研究需要做兩個區(qū)分。首先要做的就是關于宗教和宗教學的區(qū)分。宗教學是對宗教的科學研究，是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來研究宗教，不是勸人信教。在這方面很多人仍存在著一些模糊認識，甚至是誤解，需要我們學界來澄清。第二個區(qū)分是要區(qū)分宗教學與神學的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剛才新平談的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的關系。宗教學系和神學院不能混為一談，國外大學里神學院和宗教學系的分野是很明顯的。歐洲的大學一開始是教會辦的，神學院是最初的四個學院之一。由于歷史的原因，歐洲的老大學都還保留了神學院的建制。美國的大學歷史短一些，有的大學保留了神學院，但后來又建立了宗教學系。如耶魯、普林斯頓的宗教學系和哈佛的世界宗教委員會和神學院并存，有些新大學，如斯坦福就只有宗教學系，而沒有神學院了。神學院在大學里地位比較特殊，經費、編制往往是獨立的，與大學往往只有圖書共享、課程互選等松散的聯(lián)系。我手頭有一本美國宗教科學院發(fā)布的《美國高等教育的宗教學和神學》的報告，是該報告主持人哈特教授1997年送給我的。這份報告很能說明問題。宗教學系和神學院的教師的研究和活動的領域明顯不同。比如，宗教學系的教員中66.5%(公立)和77%(私立)認為自己從事的是宗教學，而神學院教員中這個數(shù)目只有3.5%(新教)和17 %(天主教)；反之，宗教學系中認為自己從事神學的比例是0%，而神學院中高達66 %(新教)和59.5 %(天主教)。再如，宗教學系中只有9%(公立)和20%(私立)的人為宗教信徒和團體寫文章，而神學院則高達58%和78%。

何光滬：實際上，國外的很多大學都有宗教學系，宗教學課程已開設了百余年。至于神學院，在美國是獨立的。在美國，一方面，哈佛等一些著名的綜合大學是從神學院發(fā)展而來的，現(xiàn)在神學院在財政、人事等方面獨立，在課程、教師、圖書、研究等方面又與大學及其宗教系交叉；另一方面，任何宗教團體都可以開辦自己的神學院或宗教學校。在歐洲，不少大學也有神學院或神學系，有的國家在一所大學里還有天主教神學系和新教神學系并存，但它們是與宗教學系不同的。

宗教學研究與神學研究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是從理性出發(fā)，以認識宗教(多種宗教或整體宗教)為目的；后者是從信仰出發(fā)，以闡釋教義(只是一種宗教的教義)為目的。當然，二者也有聯(lián)系。宗教學尤其是宗教哲學研究的對象，包含神學的一些內容，而神學也是要應用理性的。二者的方法或態(tài)度不同，但是內容材料和思想結論卻會有交叉。宗教學對于神學或宗教，是站在廬山外面看廬山，因為宗教學家要記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又必須走進去看，因為宗教學家也知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永遠不進去，如何能看得真切?永遠只橫看，如何能得見高峰?

趙敦華：把光滬的這兩句話綜合起來，實際上就是要強調“內學”和“外道”的對話。“內學”是宗教信徒的研究心得，它的長處是有宗教體驗。宗教學不完全是純客觀的學問，它的很多道理是主客觀交融的，沒有宗教體驗很難把它講清楚。但是，“內學”也不要因此而看不起“外道”。有些宗教信徒對那些研究一門宗教而又不信這門宗教的學者說，你們就好像是沒有結婚、不愿意結婚的人在那里大談性愛，能談出什么真諦!我認為不能這樣做比喻。不信教的學者在研究宗教時，抱著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tài)度，也可以與所研究的對象心心相印，彌補沒有宗教體驗的缺陷。另一方面，“內學”也有缺陷，感情太投入，與所研究的對象沒有了距離，也會產生研究的盲點和誤區(qū)，而用“外道”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外道”不只是講“同情的理解”，而且也講“客觀的敘述”和“批判的超越”，這三條結合起來就比較全面了，能夠把宗教學當做一門科學來研究。

何光滬：不過應當承認，宗教學特別是作為科學的宗教學，在它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它的研究主體有相當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其實，一門學科能否成為科學，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研究主體，而取決于研究方法。從事宗教學研究的不一定是宗教信徒，但也可以是信徒，正如有些大科學家也是信徒一樣，他們的信仰并不影響他們的科學研究、科學立場，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

趙敦華：對，關鍵是要堅持科學的立場和方法，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學”了。在這個問題上，正像方老師所說的，的確有必要把宗教學和神學做些區(qū)分，我這里所講的神學是廣義的，也包括諸如道教、佛教等。當然，基督教神學從托馬斯·阿奎那開始就一直強調自己是一門科學，但它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含義是不一樣的。

卓新平：這個不一樣還在于研究的前提不同。神學以信仰為前提，而宗教學研究并不以信仰為前提，相反它懸置研究者的信仰，首先采取客觀描述的方法，二者有交叉，但還是有一個基本的定位。

趙敦華：前提和方法的區(qū)分確實很重要，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是它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上也有所不同。神學基本上只研究它自己的宗教，闡明自己的教理、教義，在與其他宗教對話、交流的時候，總是想反駁對方，試圖消融對方，使其他的宗教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宗教學是一種跨宗教、跨學科的研究，不可能只研究某一種宗教，它強調不同宗教間的對話，對它們進行比較，從而能夠擺脫各具體宗教的局限性。正如我們經常所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僅僅局限在自身的宗教中是有盲點和誤區(qū)的，只有通過比較和鑒別，取長補短，才能對宗教的復雜多樣性形成全面、科學的認識。

卓新平：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宗教學研究與神學的研究是有別的；另一方面，我們應把神學研究的問題、方法、歷史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也就是說，我們的前提是確定的，定位是明確的，視野是開放的。

趙敦華：前面新平說到內部研究，所謂內部研究，就是用各種宗教它自身的材料，了解它們內部不同學派及其之間的相互批判，對這種批判進行有機的結合，進而揭示出神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就像黑格爾寫哲學史一樣。黑格爾寫哲學史就是用一個環(huán)節(jié)否定另外一個環(huán)節(jié)，但又保留了前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合理內容。事實上，神學的發(fā)展也存在著黑格爾所講的那種辯證過程，我們只有深入地了解神學理論及其邏輯，才能掌握它內部發(fā)展的辯證過程。所以，我認為，對神學的批判還是要提倡入其內，進行內部的批判。雖然我們不信仰它，但要了解它，理解它，首先要有同情的理解，然后才會有超越的批判。如果沒有起碼的同情，那么你就無法理解它，沒有理解，你也就只能站在外面講外行話，就只能僅僅是宣傳，只是把自己的觀點傳播出去，至于別人是否接受就不管了。

二、與時俱進的中國宗教學研究

方立天：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又把這個論斷強化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加上鴉片在中國近代史上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使得我們過去總覺得宗教是個壞東西，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們過去對待宗教的一些極左的做法，大概都與如何理解經典作家的這些論斷有關。宗教的確有鴉片的性質和功能，但經典作家所說的鴉片，原意真的像我們在中國近代史語境下所理解的那樣只是災難嗎?另外，這些具體論斷能代表經典作家關于宗教問題的完整思想嗎?20世紀80年代我國宗教學界的“南北戰(zhàn)爭”或“鴉片戰(zhàn)爭”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進行下去，我覺得這方面的確需要繼續(xù)認真探討。無論對學科發(fā)展，還是對實際的宗教事務管理工作，這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對待宗教就擺脫不掉那種曖昧的態(tài)度，宗教學研究就擺脫不掉那種尷尬的處境。

趙敦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是馬克思關于宗教的一個著名命題。“人民的鴉片”在德文中是das Opium des Volks，是人民自己制造、擁有和使用的麻醉品，而不是少數(shù)人為人民而制造的毒品。只要改變德文的一個介詞，把表示所有格的des變成表示目的性的fur，那么馬克思的意思就全變了。宗教變成了少數(shù)人為了欺騙、麻痹廣大人民而炮制出來的統(tǒng)治壓迫工具。事實上，激進的18世紀的無神論者就是這樣批判宗教的，但馬克思的宗教觀超越了18世紀的無神論者。我們現(xiàn)在的一些人還是按照18世紀的眼光來看待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他們要把宗教當做少數(shù)人惡意制造出來的謊言和毒品，予以鞭撻和拋棄。

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確實對宗教給予了深刻的批判，主要分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宗教產生的認識論根源。馬克思明確地指出，宗教是一種顛倒了的世界觀。但是，宗教之所以是顛倒了的世界觀，那是因為“產生了宗教”的國家、社會“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其二是關于宗教的社會功能。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對社會苦難的一種抗議，但是一種消極的抗議，精神上的抗議。馬克思對宗教的社會功能的分析包含著這樣一個意思：既然宗教是人民對待現(xiàn)實苦難的一種方式，雖然是消極的、但卻是不可避免的方式，那么，首先應該消除的就是人民在現(xiàn)實中的苦難，而不是人民對待苦難的方式。所以，他說：“反宗教的斗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慰藉的那個世界的斗爭。”

我認為，宗教的社會功能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核心，馬克思給出的結論還是很全面的，他所采用的方法也給了我們一種宗教批判的示范作用。在西方宗教學界，馬克思的宗教觀也是很有影響的。西方宗教學界在講宗教學的時候，一般都要提到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這三位懷疑大師。馬克思用社會學的方法從認識論角度對宗教所做的批判，比尼采、弗洛伊德從文化、心理的角度所做的批判要深刻得多。當我們概括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時候，“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命題是不能回避的。當然，如果你不同意馬克思的宗教觀，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你還認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話，這個命題就不能回避。

何光滬：其實，宗教在我們今天的乃至今后的社會生活中，都會發(fā)揮其重要功能。

關于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我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說法受到了歪曲或誤解，應該正本清源。首先，“鴉片”是一個比喻，不是一個定義，更不是全面的描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其他地方有較全面的描述，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也存在要“全面地準確地”理解的問題。第二，這句話講的是宗教的一個功能(并沒有講到宗教多方面的功能)，即讓人民安于現(xiàn)狀，反對造反。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恩格斯不止一次用“外衣”的比喻，講到宗教有相反的功能，即為人民的造反、起義和革命提供了組織形式和宣傳手段。中外歷史上這方面的例證很多，后來有些學者稱這個功能為“興奮劑”。第三，反對造反并不絕對壞，鼓勵造反也不絕對好。常識告訴我們，好壞的評價取決于造反的對象是什么；歷史唯物主義也認為，其進步或反動取決于其是否適應于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順便說一句，馬丁·路德·金的例證告訴我們，基督教并不反對“抗惡”，而是反對“以惡抗惡”。

現(xiàn)在我們應該注意馬克思以后的一些研究成果或一些新的學術進展，同時還要注意馬克思有關宗教問題的其他論述，如“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xiàn)實的苦難的表現(xiàn)，又是對這種現(xiàn)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等等。按馬克思的說法，為什么“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馬克思主義一個最基本的原理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由此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和社會問題的一系列主張：“于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不要到宗教中去尋找宗教的根源，而要到社會中去尋找宗教的根源；所以不要對宗教宣戰(zhàn)，對宗教宣戰(zhàn)是“愚蠢的舉動”。在此，讓我們重溫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話：“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惟一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列寧也在政治上提出：“在公民中間，完全不允許因為宗教信仰而產生權利不一樣的現(xiàn)象。”所以，中國憲法規(guī)定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相一致的。

宗教的根源在社會，這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忘記這個基本觀點，只講“鴉片論”，就會只注意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一個方面(功能方面，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個功能)，而把基本的方面丟掉了。西方宗教社會學家大都十分重視馬克思宗教觀的貢獻，但是他們似乎太偏重于功能論了。當然，馬克思以后才產生的宗教學，發(fā)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我們也必須借鑒。

方立天：把研究宗教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這是錯誤的。宗教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過宗教，列寧研究過宗教，毛澤東對宗教問題也表現(xiàn)出了很濃厚的興趣，怎么能把它們對立起來呢?

必須把研究宗教和搞唯心主義加以區(qū)別。有人聽說我們成立了宗教學系，就說：“噢，你們那里是把馬列主義和唯心主義并舉。”其實，研究宗教哪里就是宣傳唯心主義呢!把馬列主義與宗教研究對立起來，對我們的事業(yè)是很不利的。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認為研究宗教是脫離、逃避現(xiàn)實。眾所周知，宗教問題已愈來愈成為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江澤民總書記也一再強調民族、宗教無小事。宗教與現(xiàn)實政治是密切相關的，國內國際事務的發(fā)展都表明了這一點。我們今天加強宗教學研究，正是為了直面現(xiàn)實，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和勇氣的。

卓新平：實際上，我們國家的宗教學研究走過了一個從不了解、不理解到開始了解、理解的過程。應該說，我們一開始開展宗教學研究時，主要是出于一種問題意識，只是感到宗教問題很重要，有必要進行研究，而且這種想法在社會上并沒有達成共識。近幾年來，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發(fā)展，人們逐漸感覺到了宗教問題的重要性。江澤民總書記就指出：“民族、宗教無小事。”應該說，現(xiàn)在人們對宗教和宗教學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意識到有必要對宗教進行科學的研究，從而使得宗教學的發(fā)展有了一個比過去好得多的外部環(huán)境，當然，還有許多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這也涉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的方法的理解，對于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一方面要看到它們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從某種意義上是應該跟著說的；但另一方面，學術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跟著說，我們現(xiàn)在強調與時俱進，與時俱新，這是非常重要的辯證的思想，要根據國際國內發(fā)展的現(xiàn)實，對經典作家的觀點理論不僅要跟著說，而且要接著說，要有所創(chuàng)新，這也是學術發(fā)展的靈魂所在，要有發(fā)展變化的問題意識，在解決問題的同時摸清規(guī)律，抓住本質，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

在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問題上，我們應看到在世界范圍內宗教的社會存在及其思想意識在20世紀出現(xiàn)的新變化，在政教關系上形成的新局面，也必須關注宗教在適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上所具有的新姿態(tài)和前所未有的新發(fā)展。這樣，在正視社會、宗教均在變化、發(fā)展這一現(xiàn)實的基礎上，研究、認識宗教內涵的豐富多樣、宗教存在的各種意義，洞察、把握社會與宗教發(fā)展變化上的能動性、互促性、多樣性，從而達到對宗教本質客觀、準確的分析、理解，促進宗教與我們當今社會的更好適應，建立二者之間的新型關系。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科學、辯證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中國宗教學研究提供正確的指導思想，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在此，我們應從社會發(fā)展、文化戰(zhàn)略和全球意識上來考慮宗教問題，開展宗教研究；不僅要從世界格局、人類發(fā)展的現(xiàn)狀上認清宗教所具有的“特殊敏感性”和特殊重要性，更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弄清并解決好宗教意識與中國當代主流意識的關系，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關系，宗教在中國社會、政治中的意義及作用，宗教與中華民族信仰傳統(tǒng)的關系，信教群眾與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系，等等。由此可見，中國的宗教學建設必須面對并回答當前宗教所涉及的許多“全局性、戰(zhàn)略性、前瞻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亦勢必促進中國宗教學的基礎性、理論性、歷史性和知識性研究。

三、宗教學研究的方法及中國學派的建構

卓新平：從宗教本身的發(fā)展來看呢，我認為西方宗教學的一些基本原則我們是可以借鑒的，比如“參與性觀察”、“本質洞觀”，還有像牟鐘鑒先生所說的“同情的理解”。它們不是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在一邊說三道四，而是深入其內，這有助于我們了解一些根本的帶規(guī)律性的東西。當然宗教現(xiàn)象學研究有一個特點叫“中止判斷”、“價值中立”，這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宗教學研究中的一些價值命題是不能中立的，也就是說，價值問題不能回避，狹義宗教學試圖回避這些問題，其實一個真正成熟的學科是不應回避任何問題的，至于做出不同的回答、解釋，那是不同的學術觀點、學派之爭，但我們不能回避這些問題。

方立天：以我多年來的研究體會，感到在進行宗教學研究時需要解決三個關系，即研究與體驗的關系、研究與信仰的關系、研究與批判的關系。這也是從湯老(湯用彤先生)那兒受到的啟發(fā)。首先，關于研究與體驗的關系。研究是需要體驗的，需要進去的。有一次，張岱年先生見到我，對我說：“老方，你研究佛教可要進去啊!”當時我一怔，我覺得張先生說得很對，確實需要進去細心地體察某些東西，如果你只是在外邊轉悠，就不可能了解其中一些情感上、心理上的微妙體驗，也就談不上深入的研究。當然，我們進去還是要出來的。關于研究與信仰的關系，湯老也說過：“我反對以盲目信仰態(tài)度來研究佛教史。”盲目的信仰是不可取的，研究就更需要客觀、理性了。同時，還要有批判的眼光，但僅僅外在的批判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各種宗教的思路，用它的語言對其進行內在的批判。佛教也是不斷地在內部批判的過程中前進的，內部各流派也經常進行一些爭論、論戰(zhàn)，而不是扣帽子。

我把自己研究佛教哲學的方法總結為八條：(1)結合現(xiàn)代的人學、宇宙論和實踐論等方法，從佛教典籍中篩選出具有深厚哲學意蘊的問題，進行哲學的研究；(2)運用現(xiàn)代語言詮釋佛教哲學的術語、概念和范疇，解說其思想；(3)尋究佛教哲學思想的原本意義；(4)體會佛教某些哲學語言的言外之意；(5)探索佛教哲學思想發(fā)展的規(guī)律；(6)總結佛教哲學理論思維的成果；(7)比較研究以凸現(xiàn)佛教哲學思想的特色；(8)闡發(fā)佛教哲學的現(xiàn)代價值與意義。

何光滬：研究宗教與信仰宗教的不同，不在于人員的不同，主要在于方向或方法的不同。前者由外向內，后者由內向外；前者運用理性，后者執(zhí)著信仰；前者強調“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后者強調“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外”。實際上，山中、山外、橫看、豎看、遠看、近看是互補的。剛才敦華兄提到“同情的理解”，“同情”一詞在西方語言中有“共振”、“共鳴”的意思，收音機若不調到發(fā)射臺的波長，就什么也聽不到。

所以，全世界研究宗教學的學者，既有信徒，也有非信徒，還有懷疑論者，這正如無神論者可以研究有神論，有神論者也可以研究無神論一樣。總之，不能僅從人員構成上來對二者加以劃分。

方立天：現(xiàn)在我想提出一個想法，即在本世紀能否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不知諸位是否認同，也不知這想法能否成立。我同意諸位所說的，宗教學在中國有一個從不了解到了解的過程，需要有一個發(fā)展過程，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就已經有個別學者在宗教學領域探索、耕耘，比如謝扶雅寫出了《宗教哲學》，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20世紀50年代以后，我國的宗教學研究主要是宣傳無神論，并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導下研究宗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出現(xiàn)了一些重要的情況和變化：一方面，國外的許多關于宗教學研究的書籍被介紹到中國來，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學譯著，學者們接觸到了國外的學術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們培養(yǎng)了一批學者，包括在座的你們各位，這些學者了解國外宗教學研究的前沿動態(tài)，在國外留過學或訪問過，有相當?shù)奈鲗W背景，這對于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是極為有利的條件。此外，近些年高校(綜合性大學)、社科院系統(tǒng)相繼成立了一些宗教學系或宗教學研究所，也推進了我國的宗教學研究，取得了很多學術成果。所有這些努力，我認為有望在本世紀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何光滬：我認為中國學派的形成，實際上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問題�，F(xiàn)在，中國的宗教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這個階段談中國學派是否合適?它僅僅是我們的一種良好愿望呢?還是我們確有這個實力?

依我之見，我國的宗教學在相當困難的環(huán)境下起步不久，國外發(fā)展了一百多年、已經成果累累的一些重大分支學科，如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現(xiàn)象學等，在我國甚至尚待開展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談中國學派恐怕太早。另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雖有很多學派，宗教學也有一些學派(如芝加哥學派、宗教心理學中的精神分析學派等)，但多以方法、理論或大學命名，以國家或民族命名的學派，至少極其罕見，在科學研究中強調民族性也不合適。說到底，學派是自然地歷史地形成的，是約定俗成的名稱，如此而已，重要的是要做出成果來。所以，中國宗教學研究中不同學派的形成，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學者。

卓新平：在這個問題上，我贊同方老師的意見，并認為確有可能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首先，從人員結構上看，與西方宗教學比較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宗教學研究隊伍的構成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宗教學在19世紀形成，已經歷了100多年的發(fā)展，但在西方，神學內部研究宗教的學者要遠遠多于其他人文學科領域進行純宗教學研究的學者，兩者相比較，前者的力量要強大得多，而且從現(xiàn)狀來看，嚴格意義上的西方宗教學研究隊伍相對還是比較弱的，宏觀意義上的西方宗教學研究隊伍很大，比我們要大得多，但如果沒有神學界眾多學者的參與，其純粹的宗教學研究隊伍則不是很強大。相比較而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發(fā)展，我們的研究隊伍的主體主要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不是在宗教領域，這與西方和整個世界的宗教學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是中國宗教學在人員結構上的一大特色。如果說形成中國學派的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就是它的一個重要基礎。

其次，在研究的側重點方面，中國的宗教學研究也與西方不同。我們研究、關注的一些問題，西方宗教學并不是很關心，或者說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比如中國人的信仰和宗教性問題，儒家傳統(tǒng)與中國宗教的關系，中國宗教與歷代政權及相關政治的關系，宗教在中國社會存在、適應的方式，以及中國宗教研究在“科際整合”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關注和關聯(lián)等，都頗具中國特點，乃典型的“中國問題”。

第三個大的區(qū)別在于，西方宗教學研究從目前的現(xiàn)狀來看，對于細的分支學科的研究比較關注，但宏觀的、整體的研究比較欠缺，而中國的宗教學有自己的學術傳統(tǒng)，這就是善于從宏觀、整體、本質上把握問題。這種“大寫意”的研究方法大概不只是在宗教學、也不僅僅在其初創(chuàng)階段，而且在其他學科亦多有體現(xiàn)，包括許多歷史悠久、積淀深厚的學科，故可視為一種“中國式”的思維或研究方法，一種“中國特色”的問題意識和提問方式。它與那種“工筆”式的精雕細刻、突顯局部之研究可以互補，卻無法彼此替代。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揚長避短，進一步發(fā)揚我們的特色，進而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

在我看來，許多學者提出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問題，并非無稽之談。事實上，目前中國在宗教學研究方面的特色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有的西方學者已把它列入20世紀下半葉中國特有的學術現(xiàn)象，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所以說，提出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或特色還是能站得住腳的，有必要的，至于說對這個學派及特色怎么理解，是否以“中國”來統(tǒng)而論之，則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何光滬：關于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新平贊同方老師的看法，并認為我們的學者隊伍與西方不同。我們的宗教學研究隊伍的確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學哲學、歷史、文學等等出身的比較多，注意的問題不一樣，總體上說從事宏觀描述比較多。但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是中國現(xiàn)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結果之一。在我國，宗教和宗教學研究這么多年來的艱難處境，大家是清楚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學術也遭到了嚴重破壞。結果，教內教外在宗教學方面都是研究人才缺乏，研究力量薄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憂國憂民，關注一些中國特有的問題，由此也引發(fā)了研究中的宏觀傾向。我認為，這種宏觀的研究傾向在學術上是一種不太正常的現(xiàn)象。學術積累需要從小問題著手，而中國學者多關注大問題，這在百廢待興的環(huán)境下或一片空白的領域中是自然而必要的，但對學術積累是不利的。確實，我們的宗教學研究空白太多，破壞太嚴重，大家給予宏觀問題較多的關注是正常的。但我覺得，這個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現(xiàn)階段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而不一定是我們的學術優(yōu)勢。我們現(xiàn)在更需要的恐怕應是“學術正�；�”。就宗教學來說，還要有一個良好穩(wěn)定的學術環(huán)境，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談得上學派的自然形成。

趙敦華：但無論如何，建構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應該成為我們學術界的一種自覺，有這個自覺和沒有這個自覺的結果是大不一樣的。中國學派除了要強調中國特色外，還需要有普世意識，最后得出的理論、觀點，中間使用的方法，都要有普遍的意義。這一點上，中國學者還需要做出努力。猶太民族為什么能出那么多大學者、大思想家?大家知道，猶太民族實際上是一個很小的民族，但它思考問題絕不會只從猶太民族的角度出發(fā)，而是從世界的命運出發(fā)，所以才誕生了馬克思、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這樣一些世界級的大師。民族特色、文化傳統(tǒng)與普世理論、普世意識、普適性并不矛盾。猶太民族幾個世紀以來漂泊、遷徙，無家可歸，但仍有很強的民族特色、民族凝聚力和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我們可以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但研究的結論不能只對中國適用，“中國特色”不能成為僅局限于本國的一個借口，不要把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的目標與理論的普適性要求對立起來。

方立天：關于中國學派，我認為它應具有這樣幾個特色：(1)它是運用中國的或東方的宗教的現(xiàn)象、宗教的經驗闡述宗教理論、觀點，進行研究。(2)中國學派要有鮮明的時代意識，要對時代主題、時代的關懷給予充分的關注，對宗教與社會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的協(xié)調機制進行探討，以此來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與發(fā)展，這當中也包括對新興宗教給予充分的關注。當今社會，教派沖突加劇，東方宗教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是否有可借鑒之處?很值得研究。(3)中國學派應是實事求是的、綜合創(chuàng)新的，應具有開放的、融和的心態(tài)，特別要注意吸收西方宗教學研究的成果，要虛心地吸取、借鑒，與西方宗教學界進行交流、對話，共同推動宗教學研究的發(fā)展。(4)中國學派的形成有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宗教學下面的各分支學科要有自己的學術帶頭人，形成一個群體，并在世界宗教學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宗教學研究涉及的面非常廣，需要有廣博的知識，也很難學，要耐得住寂寞，因此，我認為應該鼓勵年輕人早一點從事宗教學研究。中國學派需要具有自己的特色，否則也就很難稱得上中國學派了，它應在理論研究的方法上與西方現(xiàn)有的成果有一個良性的互動。

何光滬：中國的宗教學研究的確有一些獨到之處，例如，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儒教是教非教的問題；也有某些獨特的課題，比如，關于宗教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存的問題，如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問題。其實，在西方，宗教學也面臨這方面的問題，比如，宗教與資本主義相適應的問題，世俗化的問題。我們還可以看到，天主教會和各基督教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不僅是尖銳激烈的，而且也是非常深刻的；但另一方面，適應多元化、世俗化的社會也是必要的。

中國學派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問題，當然也得努力挖渠。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問題，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但我想，那主要是學術規(guī)范問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對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問題應該是本土的，方法應該是普遍的。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關注本土的問題，但它的方法應追求普遍性，否則就不能稱之為科學。宗教學也是科學，科學應追求普遍性。中國的宗教學者關注中國特有的宗教現(xiàn)象，這是必然的，也是我們的職責和追求。如果我們能夠由之而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我們就形成了中國學派，也許應該形成不止一個學派，但這是需要一些條件的。

卓新平：宗教怎樣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是全社會、全民都關注的課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單純地從政治層面來理解這個問題，不能僅僅把它當做一個政治任務，還要從學理上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一些條條框框，從文化思考上探研中國文化的構建，中華民族的信仰特色，中國社會與宗教在相互適應、調整中如何面對開放世界的發(fā)展和全球化挑戰(zhàn)等問題，只有在此基礎上中國學派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方立天：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中國的宗教現(xiàn)象肯定與西方的不同，西方學者對此已經給予了關注，比如中國“三教”融合的問題等，就很有特色。

趙敦華：我覺得現(xiàn)在中國宗教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很突出。我國研究宗教學的人不是學哲學出身，就是學歷史出身，還有一些是學外語出身的，大多是憑著思辨、考據和文字工夫做學問，社會調查或田野調查做得很少。有人可能認為實際調查對實際問題是必要的，對研究宗教學理論和歷史就不重要了。其實不是這樣。宗教學不是哲學，也不只屬于人文學科，而是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的成分很重，特別是它的方法，離不開社會科學的實證態(tài)度和方法。宗教社會學不僅僅是宗教學的一個分支，宗教社會學的方法在宗教學各分支學科有廣泛的運用。另外，研究傳統(tǒng)宗教也需要田野調查。現(xiàn)在的傳統(tǒng)宗教，如道教、佛教的儀式保留在民間習俗之中，需要田野調查來發(fā)掘，光靠義理的闡述是不夠的。另外，史前宗教這一大塊，除了需要考古和古籍的相互驗證之外，更需要在少數(shù)民族保留的原始習俗中找證據、找線索。

卓新平：中國宗教學的發(fā)展、定位，一方面要借鑒西方的研究成果，但也沒必要走它們的老路，而要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并根據現(xiàn)實情況加以發(fā)展。一方面，我們要讓社會了解、理解這個學科的發(fā)展對國家本身的現(xiàn)實意義；另一方面，也要通過這種了解和理解看到學科建設的學術意義，及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定位和意義。如果這兩個方面都做得理想的話，學科發(fā)展走的彎路就會少些，但從目前來看，困難還是很多的。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一個泱泱文化大國，宗教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對于中華文化的發(fā)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應把人們對宗教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引導到對基礎性、理論性問題的關注上來，這樣的話，我們這個學科的發(fā)展就有保障了。把現(xiàn)實問題講清楚，要有基礎研究作保障。宗教問題敏感性強，一個是國際國內形勢造成的，一個是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問題意識不能僅從負面作用入手，而應找到一個客觀的切入點。在其基礎研究的意義上，宗教學乃全面觸及人的精神世界，其關注的核心是人的精神生活、精神象征、精神依托和精神動力。所以說，宗教學是對人類精神奧秘、人類文明之魂的探究，與其他“謀事”、“謀物”之學不同，宗教學的微妙恰在其乃“謀心”之學，探討的是人的“心路歷程”。這種研究有時會超出“理性”認知之維和社會原有“共識”，故有其敏感性和學術“風險”。對此，有必要使社會認識到，了解人的超然追求和終極關懷，破解人的心靈奧秘和深蘊心理，也是宗教學所擔負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理論研究的重要使命。宗教學在此有著超乎“純學術”的意義，其研究和訓練有助于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系統(tǒng)培養(yǎng)和有機結合，使人們體會人之精神世界的精微和復雜，正確理解人類信仰現(xiàn)象及其特征，從而在“學理”層面形成對人之精神生活的正確引導，以其學術影響力來起到社會教化和精神指導的作用。

趙敦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宗教學研究有了突破性的發(fā)展。在1995年的時候，北京大學成立了宗教學系，在國內外引起的反響還是很好的，國外媒體把這一舉動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在港臺地區(qū)也有學者評價說，共產黨的氣魄比國民黨要大，因為臺灣地區(qū)至今只是在私立大學設立宗教學系，公立大學沒有這方面的設置。當時在寫給上級的申辦報告中，我們也申述了這樣一個理由：北京大學要辦成世界一流大學，而世界一流大學都設有宗教學系，我們如果缺了這一塊，學科體系就不完整了，會影響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fā)展。但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對宗教學系有顧慮，有的大學領導甚至說，國外的大學沒有宗教學系，我們?yōu)槭裁匆k宗教學系?這是不了解國外教育狀況嘛。據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報告》里統(tǒng)計，美國有2335所研究宗教的機構，其中1311所屬于有四年制本科的正規(guī)大學或學院，這些大學或學院中的873所有宗教學系或專業(yè)；關于宗教學研究的前景，46%被調查的學者認為將進一步發(fā)展，43%的學者認為會維持現(xiàn)狀，只有19%的人認為會萎縮。

從我們國家的情況來看，1995年以后，高校宗教學的教學和研究發(fā)展很快。部屬重點高校有的建立了宗教學系，有的建立了宗教學研究所或中心。高校宗教學研究異軍突起，和原有的社科院系統(tǒng)的宗教學研究隊伍相互配合，成果累累，標志著我國的宗教學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這也是我國思想解放、學術自由的一個標志。

四、展望新世紀宗教學研究的重大課題

何光滬：我想，宗教領域在20世紀已經初露端倪、而在21世紀尚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應該構成新世紀宗教學的重大研究課題。這樣的問題有三個。

一是宗教與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的關系問題。20世紀末期開始，不少政治的、文化的、種族的極端主義甚囂塵上，有時還制造轟動事件，甚至恐怖事件，的確對人類生活在各方面都造成了相當?shù)臎_擊。這些極端主義當中，很多都打著宗教旗號，或者與宗教有著或遠或近、或真或假、或直接或間接的非常復雜的關系。它們同各種具體宗教的關系究竟如何，同整體的宗教精神是否協(xié)調，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會環(huán)境有何關聯(lián)，這些問題無疑在等待著宗教學家去研究和解答。

二是各個宗教之間的關系問題。20世紀后期，各國已經先后不同、程度不同地開始了多樣化或多元化進程，其中包括宗教的多元化進程。到了20世紀末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整個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和宗教多元化更加明顯。一方面，各大傳統(tǒng)宗教及其各個教派共處于一個日益縮小的世界；另一方面，各種新興宗教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這就提出了各個宗教之間如何和平相處的現(xiàn)實問題。一些宗教內的有識之士為促成和平的目標，發(fā)起了對話運動。這就向宗教學界提出了挑戰(zhàn)，即研究宗教之間對話的根據、條件和方法等重大理論問題。

三是宗教的未來問題。20世紀宗教領域有兩大趨勢：一是在許多地區(qū)，傳統(tǒng)宗教的衰落與社會世俗化并行；二是在很多地區(qū)，傳統(tǒng)宗教的復興與新興宗教的興盛并行。宗教在過去三百年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經歷了滄桑巨變，但是不但沒有死亡，而且絲毫沒有死亡的跡象。這就使得人們不能不思索：宗教的未來會是如何，它(或它們)會以什么面貌或形式存在下去，人們的宗教生活在將來會是怎樣，宗教與未來社會的關系又會如何，等等。這些問題，可以說構成了宗教學目前的重大任務。

卓新平：光滬的建議很重要，但還不夠。現(xiàn)實重大問題的研究應成為新世紀宗教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也還要有其他方面。我認為，重大課題至少應由如下三個方面來構成：其一，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的全局性、戰(zhàn)略性、前瞻性課題。除了上述三個問題，還應加上宗教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存在、作用和意義問題，對其可能功能和命運做一番涵蓋社會政治層面的文化戰(zhàn)略思考。這一領域的課題應隨新世紀出現(xiàn)的新問題來調整、補充，故應保持其開放性。其二，與宗教學學科發(fā)展相關的基礎性建設課題。西方宗教學的創(chuàng)始人繆勒在提出“宗教學”這一學科之后，曾親自出面主編51卷的《東方圣書集》，為這一新興學科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資料基礎。因此，在目前和平發(fā)展的大好形勢下和我國改革開放“盛世”國力雄厚的條件下，應設計一些基礎建設、資料整理的重大課題。與現(xiàn)實相關的課題會隨著現(xiàn)實的發(fā)展變化而改變，有些課題會有時過境遷之命運，而這種基礎、資料建設的課題則可跨越時代，長期留存，成為標志我國宗教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三，與宗教學體系構建和完善相關的理論性課題。如大家所討論的，中國宗教學究竟為一種什么樣的體系，它的構建、內容是什么，我們應該解決哪些基本問題，建立哪些必要范疇，形成什么框架等。這些“亮點”或突破點會逐漸顯示出中國宗教學的發(fā)展“軌跡”。沒有這些構思和努力，中國宗教學體系則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我們不要揠苗助長，但必須耕耘培植�？傊�，我們應該在認清宗教學的世界背景和中國氛圍之前提下，在新世紀的研究中既體現(xiàn)宗教學的現(xiàn)實意義，亦實現(xiàn)其學科意義。

趙敦華：依我之見，當今的宗教學研究的重大課題，無非還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繼承傳統(tǒng)，二是關注現(xiàn)實。宗教傳統(tǒng)又多又長，既有經典，又有義理，還有儀式和各種各樣的宗教活動史，每一宗教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大課題，做好了都是功德無量的事。我們現(xiàn)在對宗教傳統(tǒng)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要把古今割裂開來，以為兩者一定是厚此薄彼、此長彼消的關系。對于世界各大宗教，不了解它們的過去，如何知道它們的現(xiàn)在和將來?當然，過去不能說明現(xiàn)在和將來的一切，所以關注現(xiàn)實也同樣重要。關注現(xiàn)實的課題也很多，我現(xiàn)在想得比較多的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學各分支學科的建設，如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現(xiàn)象學、宗教哲學、宗教人類學、宗教考古學、宗教藝術、宗教語言學、神話學，等等。在這些領域，我們現(xiàn)在還停留在翻譯介紹西方著作的初級階段。光滬談到在西方這些工作基本上是基督徒做的，關鍵不在于他們的身份。但我認為，關鍵是他們自覺和不自覺地根據他們對基督教的理解和知識，來規(guī)定宗教學的一般原理。比如，很多人認為宗教的必要條件就是要崇拜神，這就不符合佛教的情況嘛。我們現(xiàn)在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聯(lián)系中國宗教的情況，用宗教對話的方法，用各大宗教的基本事實，去糾正、補充和發(fā)展宗教學各個分支的理論。另一個現(xiàn)實課題是對世界新興宗教的研究。國外把cult當做新興宗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xiàn)在把cult翻譯為邪教，認為邪教不是宗教。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亂，可以這樣說，但要真正了解邪教的性質和一些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恐怕還是離不開宗教學的理論。比如，不談宗教社會學和宗教心理學，只是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一般道理出發(fā)，很難把邪教的影響力和控制力講清楚。

宗教學研究的課題很多，范圍很廣，一定要有分工合作，各個單位要有自己的重點，自己的特色，相互補充，不要大家一窩蜂都去搞相同的課題，也不要強求一律。不同的單位可重點研究某一兩個主要宗教，不可能面面俱到，有的還可突出地方特色(如西北地區(qū)的伊斯蘭教)和民族特色(如少數(shù)民族宗教)，有的注重經典和思想史，有的注重現(xiàn)實研究，有的偏重于宗教哲學或宗教學理論，有的偏重于歷史方面的研究，有的偏重于當代新興宗教的調查研究。百花齊放，才能有大面積的豐收。

方立天：三位講得都很好，很到位。我這里想強調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網絡化的形成，必將加速推動東西方文明和價值觀的碰撞與交融，也必將使不同宗教的交往和會遇日益頻仍。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會遇，一方面有助于彼此的對談、交流、溝通、了解、尊重、關懷，另一方面則是某些極端基本教義派的宗教狂熱，惟我神圣，惟我獨尊，排斥“異端”，排除異己，挑起教派沖突、宗教紛爭，甚至訴諸暴力，以求一逞。宗教常常與現(xiàn)實的國際斗爭和沖突相交織，是國際關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如何轉換極端基本教義派理念，化解宗教沖突，是擺在世界宗教徒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也是宗教學研究工作者的一個重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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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未來——宗教學研究四人談，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