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普通人的“國家”理論（1）

項 飚

來源：開放時代

【內(nèi)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和政府提倡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分化，視“社會”的發(fā)育為改善民生的結構性條件。但在普通人看來，“國家”依然是最受認同的范疇，而“社會上的”人和事則意味著不正規(guī)和不可靠。同時，在普通人眼里，國家總體上的正當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國家機構則不可信任，與它們的交往傾向于利益化、無規(guī)則。這一“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前中國社會“總體穩(wěn)定”和“具體失范”并存的現(xiàn)象。本文由此認為，追求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分化在現(xiàn)階段缺乏基礎，更重要的是重構彼此之間在多個層面上的有機聯(lián)系。

【關鍵詞】理性國家 動員型國家 框架性國家 政治白話 白話政治

Abstract：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in China have sought to develop a relatively autonomous “society” as a main goal of the reform since 1980s. Most Chinese people， however， hold that it is much more empowering to develop connections with guojia （the state） than being independent from it， and see shehui （the society） unreliable or even unruly. The state as a total imaginary is deeply moralized and enjoys unquestionable legitimacy， but local authorities are regarded as untrustworthy and alienating. This partially explains why China remains stable on the whole when localities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instabi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y basis of common people’s theory on guojia.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an independent civil society based on state-society divide may be hard to achiev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priority should instead be given to developing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social life at different levels.

Keywords：instrumental state， mobilizing state， the state as a framing force， political vernaculars， vernacular politics

中國的“國家”概念是高度總體性的，它不區(qū)分地域意義上的國度（country）、民族共同體（nation）、暴力統(tǒng)治機器（state）以及行政執(zhí)行機構（government）。但是這些區(qū)分正是現(xiàn)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前提之一，也是中國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沿用的重要理論預設。我們可以稱前者為總體性國家概念，后者為有限國家概念。在有限國家概念的引導下，中國學界和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提倡國家和社會的分化，一致認為相對獨立的“社會”的成長是改善民生的結構性條件。學界宣揚“市民社會”；政府也曾積極推動“政企分開”、“黨政分開”、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而在老百姓那里，“國家”依然是最受認同的范疇，“社會”則意味著不正規(guī)和不可信任�！吧鐣系氖虑椤彪s亂無章，上不得臺面；“社會上的人”不正經(jīng)，需要提防；把人“推向社會”意味著拋棄，是單位不負責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進入國家，而不相信獨立于國家之外會給他們更大的自由和權力�？傮w性國家概念和有限國家概念的差別，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詞之辨，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策略。

我在20世紀90年代對北京“浙江村”做調查時對這個差別有深刻體會�！罢憬濉笔且粋�主要由來自溫州地區(qū)的服裝加工經(jīng)營戶自發(fā)形成的社區(qū)。它在經(jīng)濟上發(fā)達、在地域上集中、在文化上相對同質，我因此覺得它具有形成自我管理的“市民社會”的基礎。我和北京大學的學生社團“愛心社”一起，幫助工商戶建立自治型的非政府組織。溫州工商戶對我們提倡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政府對話等等并沒有多少興趣，而是熱切希望成為“北京大學愛心社浙江村分社”，并一再要我給他們找“名人”題字、做顧問、當“靠山”。雖然我們的合作親密無間，彼此的思路幾乎完全相反。我想的是如何培育國家之外的社會空間，而工商戶把愛心社看作他們“靠”上國家的一個渠道；他們看重北大，并不是因為它的特立獨行，而是認為它和國家核心相聯(lián)；我以為自主的公共空間非常重要，而他們認為國家的認可、正式身份的獲得才能保證權益。（參見項飚［2000］）{1}

當然，事實再一次證明，老百姓的感覺是有預見性的。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權力進一步加強。國家稅收和中央直屬企業(yè)的利潤——中國財政收入兩個主要來源——增長速度是GDP的2到3倍。和20世紀90年代大不一樣，政府公務員和國有企業(yè)職工成為現(xiàn)在大學畢業(yè)生的最佳職業(yè)選擇。很多有“市民社會”苗頭的現(xiàn)象，比如消費者維權、業(yè)主委員會甚至勞工運動，所針對的都不是國家，而是針對具體的市場利益主體，相反，國家是老百姓傾訴的對象、要依賴的仲裁者。Hooper （2005）因此稱中國老百姓為“消費者公民”（參見Yan［2009：36］、Yan［2000］）�，F(xiàn)在，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讓中國共產(chǎn)黨之外的一個組織來治理和代表中國，要比過去更不可想象。特別讓人尋味的是，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鄭重提出“社會建設”，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則明確把社會建設單辟一節(jié)，與經(jīng)濟、政治、文化建設并列為四位一體。北京市政府在2007年底成立了“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制定“社會建設總體規(guī)劃”。因此，目前中國社會學界所討論的“社會建設”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講的社會已經(jīng)有很大不同：社會不再是在國家之外，而成為國家的一個工程。這也預示著中國國家的回歸不是一個極權甚或掠奪性政體的復歸；相反，它代表一套新的治理能力，意欲全面滲入社會生活、吸納社會。這些發(fā)展顯然都不符合主流的理論設想，但是似乎都合乎民意；老百姓從來沒有感覺國家過大過強是一個問題，也不覺得國家推進社會建設有什么不好。所以，了解普通人的國家概念，是真正理解當前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老百姓平常講“國家”的時候，他們究竟指的是什么？普通人“國家理論”是怎么在歷史中形成的？它對民眾的實際政治行為、對中國的政治未來可能有什么影響？本文將對這些重要問題作一非常粗淺的探索。我以為，當前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它的兩重性：一方面，“國家”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總體化、自然化，很少人置疑其合法性和正義性；另一方面，大家對具體國家機構的行為則高度懷疑，老百姓和具體國家機構的互動利益化，甚至機會主義化。這兩個層面上的沖突又反過來進一步使國家觀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語言來批判地方政府部門，在日常生活中對具體機構的不滿意激發(fā)他們對國家的道義期望。理解這一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將幫助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總體穩(wěn)定和具體失范之間的關系。

在近來有關社會抗議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國家理論的兩重性對他們的政治社會行為有重要影響。比如，不少文獻強調，中國老百姓不從個體權益出發(fā)置疑國家的正當性，而更多地是從國家的承諾出發(fā)，看政府是否兌現(xiàn) （Perry， 2007；裴宜理、于建嶸，2008； Pye，， 1996）。老百姓依賴高層國家機構抵制低層國家機構（見O’Brien、李連江［2006］關于農(nóng)民的依法抗爭；陳映芳［2004］和施蕓卿［2007］關于都市的抗爭；Zweig［2000］所分析的農(nóng)民“以政策為依據(jù)”的抗議策略；Lee［2007］關于勞工運動中的“法律主義”策略；特別是朱健剛［2004］所提出的“較真策略”，即抗爭的一方要求權勢的一方嚴格地執(zhí)行政府法律和規(guī)定�！拜^真策略”可以認為是Lee的“法律主義”策略的一個微觀體現(xiàn)）。老百姓拿中央的“好經(jīng)”來治地方的“歪嘴和尚”，不僅是一個務實策略，也反映了他們在更高層次上對國家政治的理解。本人在對中國東北一起集體民事糾紛案件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老百姓一方面充分強調中央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的話語資源，另一方面則夸大地方政府的責任，對地方政府提出很高的賠償要求。他們在表述中充分利用“法律主義”的話語（“依法治國”），但是最后又不愿意上法庭，而是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賠償（因為他們覺得法律程序更難把握）。所以，作為道德化身的（中央）國家和作為直接討價還價對象的（地方）國家之間的并存和交替，是他們行動策略的一個核心（Xiang， 2006）。

在下文中，我將首先討論什么是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然后提出，我們不能把當前的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看作中國歷史上對權力的總體性想象的簡單延續(xù)。通過和歐洲以及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比較，我以為中國近現(xiàn)代的具體歷史進程對我們的國家概念有重要影響。中國近現(xiàn)代的國家建設在形式化的、理性國家和有機的、動員型的國家形態(tài)間搖擺，始終沒有形成國家的規(guī)范性（即它的理性、系統(tǒng)、制度性的特征）和有機性（即它與具體社會生活之間的聯(lián)系）之間的統(tǒng)一。這一搖擺是當前普通人國家理論的一個歷史基礎。我接著考查現(xiàn)階段國家如何被“框架化”，從而強化了總體正當和具體失范的矛盾。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對策性思考，特別關系到黨的建設問題。

一、什么是普通人的國家理論

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已經(jīng)普遍關注到，“國家”之所以難以研究，是因為它具有深刻的雙重性。國家是一個組織、一套體系、一系列的實踐；同時國家是一個主觀構建，是一個想象。這個主觀想象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即它無法和可觀察的現(xiàn)實直接對應。當我們要在客觀世界里指出來“國家”究竟在哪里，我們能指的無非是某個具體官員、部門或者政策，顯然不等于我們腦子里的那個“國家”。這就像樹木和森林的關系，我們所能直接觀察的無非是樹木而已，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虛假的；相反，沒有“森林”的概念，我們就不能認識樹木。韋伯對國家的理解是經(jīng)驗主義的，把國家看作是一個實質性組織（官僚體系），但是他注意到，如果人們沒有主觀上對這個統(tǒng)治的秩序的想象，那作為實體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Abrams（1988：58）指出：“國家并不是隱藏在政治實踐背后的存在，而它本身是一個表象，它左右我們?nèi)绾斡^察具體的政治實踐（??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主觀）構建�！�

但是我所強調的國家“理論”和不少人類學文獻描述的國家想象，即國家如何通過文化、象征系統(tǒng)來構建自己，又有所不同。吉爾茲描述的“那軋拉”通過一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儀式表演來整合政體，他因此稱之為劇場國家。Aretxaga （2003：398）建議把國家看成一個“現(xiàn)象學事實”，從而考查國家如何通過 “權力的實踐和表述，基層的日�；樱参幕�、哀悼和慶祝的話語，以及和官僚機構、紀念場所等各類空間組織的互動”而被產(chǎn)生出來的。Gupta（1995）在他對印度的研究中，認為無所不在的關于國家腐敗的民間話語，看似反國家，其實正是人們對國家進行主觀構建的一個公共文化機制。我們都知道，象征對中國國家的構建是特別重要的，比如天安門廣場、長城、漢文字、各類歷史文本，都是中國國家之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這些研究有時候對象征和想象作過于對象化的處理，沒有把人的積極能動性充分展示出來。比如Fuller 和 Béné? （2001： 2）認為，在分析了國家的象征構成，就可以看出，“國家”的概念和“經(jīng)濟”這個范疇一樣，沒有固定、統(tǒng)一的含義；Gupta 和 Sharma （2005：11）也指出，國家對不同的人的含義不同，從而國家的統(tǒng)一性是一個脆弱的表象。Mitchell （1999） 在他那篇廣被引用的關于“國家效應”（state effects）的文章中強調，國家和社會的邊界本來并不存在，我們想象中的分野乃是國家的一系列行為（比如高度規(guī)則化的官僚系統(tǒng)及其行為）造成的感覺效應。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國家的統(tǒng)一性、實體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刻意塑造出來的，而不是一個被動的感覺效應的問題。老百姓自愿地把國家本質化和絕對化。我之所以要強調普通人的“理論”而非簡單的“想象”，是把“國家”概念看作大眾想象、理解、評論、批判社會生活的理論工具，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想象的對象、被觀瞻的象征系統(tǒng)。要把握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必須體會它的能動性。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帶有很強的價值判斷和指導行動的傾向。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不回答國家究竟是什么、干什么這些實證問題，而是關心國家應該是什么樣的、應該做什么、群眾應該如何面對國家這些應然問題。一個人很可能無法對國家定義，也很可能對國家政策所知甚少，但是這毫不影響他對國家慷慨點評。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基于生活經(jīng)驗，但又是先于觀察、超乎事實的。一個農(nóng)民基于他的國家理論而形成的針對政府部門的辦法，往往比公共行政學者所建議的方案更有效。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具有強大的交流和動員能力，產(chǎn)生豐富的意義，引發(fā)直接的行動策略。

其次，普通人的國家理論是“顯在”的：公開的表達和交流是這一理論存在的基本方式。在目前主流的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中，學者們經(jīng)常自覺不自覺地預設社會受國家限制，普通人反抗的典型手段是非正式的、隱藏的、分散的。Scott（1990）的“弱者的武器”和“潛臺詞”（在當權者背后對權力的批判），de Certeau （1984）的揭示“庶民大眾沉默抵抗的生活詩學”和吳飛（2009）“日常實踐”的概念，是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在對中國的研究中，Thornton 在對藏頭詩、三句半和歇后語的分析強調，“雖然聽者顯然聽出了話外之音，但是那部分畢竟沒有被挑明，說者和聽者心領神會，又保護了自己”（Thornton， 2002： 668），從而，“諷刺的、含糊的借喻成為（老百姓）在壓抑的國家力量面前表達意見的手段”（Thornton， 2002： 661）。周雪光講述了農(nóng)民如何通過隱藏的手段，在沒有被組織起來的情況下實現(xiàn)了集體性的不服從（Zhou， 1993）。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隊，特別是生產(chǎn)隊和個人的隱瞞策略保證了社區(qū)內(nèi)的基本正常生活（張樂天，1998），而像磨洋工這樣的弱者的武器導致了公社制度的崩潰（林毅夫，1992）。在改革時期，裴敏欣（Pei， 1997）認為民間的非正式行為可能導致“潛移默化的民主化”（creeping democratization）。我自己曾分析北京的外來流動工商戶如何通過對國家的逃避而形成聯(lián)合，進而形成自己的聲音，期望他們會“逃”出一個自主的社會空間來（項飚，1998）。這些視角讓我們看到民間潛在的動力，但是它們也有陷入小農(nóng)式的政治爛漫主義的危險，即過分強調了普通群眾私下自發(fā)行為的力量，而忽視他們也要站起來大聲說話、要組織起來和被組織起來的需要和能力。Ortner（1995）批評反抗研究中的“拒絕民族志”的傾向，即把當權者和反抗者作簡單的二分，看不到當權者和反抗者各自內(nèi)部復雜的、需要用民族志的觀察才能體會的關系。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對民族志細節(jié)的追求而“拒絕政治”，即把普通人的行為和觀念過度日�；嵥榛�，忽視他們參與正式政治討論和社會運動的能力。不少研究已經(jīng)注意到中國老百姓的“政治劇場”的傳統(tǒng)，比如把上訪戲劇化、公眾化，以引起大眾和國家的最大關注（如Esherick和Wasserstrom［1991］、 Pieke［1996］）。老百姓的私下議論、日常行為當然可能積累出結構性的變化，但是我們一定要認真分析他們臺前辯論、公開申訴的邏輯和其中所寄托的訴求。人類學不僅要去發(fā)現(xiàn)潛在的規(guī)則，去闡釋行動背后的意義，同時也要對明擺在眼前的老百姓的社會批判作出新的解釋。這里的關鍵是把人民群眾從民族志的（自發(fā)）主體提升為政治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的（自主自覺）主體。

第三，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具有抽象和一般化的能力。Scott（1990：14）所分析的“潛臺詞”總是“針對特定的社會場合和行動者”，而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有時候正相反。正如于建嶸（2010）所指出，“抽象憤怒”是當今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人們的不滿不基于一時一事，而經(jīng)常是總體性的不滿。在“社會泄憤事件”中，很多參與者和事件的緣起根本沒有利益關系，而只有在概念上的對實際受害者的認同。于建嶸認為“抽象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民眾的不滿不能得到及時疏通，從而積累成目的不明的憤怒情緒。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抽象憤怒也體現(xiàn)出群眾的抽象能力，即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對社會的總體利益格局形成判斷，對國家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等一般問題作出表述。

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中所包含的這些能動性常常被忽視。最近在決策者中流行的“人民內(nèi)部的矛盾要用人民幣解決”的說法，就是一例。這種說法強調，大部分的社會沖突源于群眾具體利益上的紛爭，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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