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準備，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內容提要】一個國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別是理論的發(fā)展完善程度，對于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崛起具有決定性作用。在美國的崛起過程中，思想動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國對崛起的理論準備，是緊緊圍繞美國面臨的現實政策問題而展開的。圍繞“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美國提出了與國內政治哲學相一致的國際政治哲學，確立了推動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新美利堅帝國外交大戰(zhàn)略，形成了一個內部充滿競爭又有機統(tǒng)一的美國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尤其是美國戰(zhàn)略界關于國際管制模式的現實主義理論設計，以摩根索、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戰(zhàn)略家敢于直面美國國際政治現實，從美國大戰(zhàn)略的高度為美國規(guī)劃未來，為美國崛起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同時，美國將理論研究納入制度化軌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庫制度、情報制度和政策顧問制度，為美國理論的戰(zhàn)略與政策轉化提供了可靠的支點。因此，美國的經驗在于一個大國崛起，必須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確立一個內在價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戰(zhàn)略理論及其制度體系，使之成為世界強國的理論支柱。

　　 【關鍵詞】理論驅動 大國崛起 美國經驗

　　 在美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思想崛起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卻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維度。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學界更多強調美國崛起的力量因素，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上，放在對美國戰(zhàn)后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考察上，甚至有人將美國崛起看做是“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使然”。[1]實際上，在研究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忽視其“理論準備”是不應該的。在國內，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研究員在談及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準備時，提及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對美國崛起的理論準備，強調了這一“軟件準備”對美國崛起的意義。[2]

　　 作為一國崛起的“必備軟件”，理論準備對于一國崛起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崛起，必然會打破現有的力量對比結構，挑戰(zhàn)既有的利益格局，引發(fā)價值原則、制度模式和發(fā)展道路的激烈交鋒。一個國家要想真正在國際舞臺上崛起，除了獲得必要的物質力量支持外，還必須獲得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思認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度�！盵3]馬克斯·韋伯曾斷言：“社會科學總是為某特定的觀點而述。”[4]加拿大學者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進一步解釋說：“理論總是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務�！盵5]任何國際關系理論都具有其特定的價值訴求和特殊目的，而非僅僅具有純粹的科學意義，這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共同特征。因此，一國的崛起從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別是理論的發(fā)展完善程度，對于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崛起具有決定性作用，思想的崛起既能為國家的崛起提供合法性佐證，也能提供智力支持。本文考察美國崛起過程中的理論準備經驗，并對中國崛起的理論準備提供啟迪和借鑒。

　　 一、理論問題：美國與世界的關系

　　 事實上，人們關于理論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在大陸哲學影響下，歐洲學者在提及理論時，更多指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思想，比如批評理論、后現代理論、現代性理論等。美國學者在提及理論時，更多是一種對現實做出規(guī)律性解釋的產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戴維·辛格（J.David Singer）、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在談及理論時，均強調理論對現實的解釋性功能。[6]華爾茲甚至認為，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理論之所以稱其為理論，必須符合特定的條件，超越這些條件，就只能稱其為解釋學、哲學或歷史等。[7]在中國理論界，理論更多是指一種指導行動的思想原則，是一種為社會實踐提供行動指南的一系列指針。[8]不管該理論是不是能解釋現象，只要能夠用來指導實踐，就是偉大的理論。然而，在西方國家，作為一種規(guī)律和法則集中的知識，理論一般不用來指導實踐，而是用來解釋現象和回答問題。尤其是在經歷了行為主義強調科學方法的洗禮后，理論在西方國家距離現實就更遠了。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柯慶生就認為，國務院絕對不會以某一個理論為指導來制定政策。[9]因此，在分析國際關系理論在美國崛起中的角色和影響時，必須準確把握美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對美國人而言，理論管不管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論能不能解疑釋惑，回答問題。

　　 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作為一個羽翼未豐的后發(fā)國家，美國不愿意卷入國際事務，美國首任總統(tǒng)華盛頓在離職之前曾經留給美國人一篇“告別演說”，由于確信歐洲專制國家之間必然進行利益爭奪，他警告美國不要介入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以免引火燒身。[10]華盛頓告別演說中滲透的思想后來被稱作“孤立主義”。“孤立主義”在整個19世紀一直被華盛頓的繼任者們奉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論歐洲大陸風云如何變幻，美國人一直避免介入歐洲事務，與法國等歐洲列強相安無事。此后一個世紀內，美國不僅恪守不卷入歐洲沖突，而且堅持不主動跟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強權硬碰硬的“門羅主義”；在西半球事務上，努力對歐洲列強采取和解方法，解決彼此可能的沖突。比如在1868—1878年的古巴危機中，當古巴叛軍求助時，美國政府拒絕行動，理由是害怕卷入與西班牙的戰(zhàn)爭，當時西班牙的軍事力量被公認超過美國。即便與“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發(fā)生沖突，美國也堅持不觸及底線的原則，在阿拉斯加等問題上傾向于采取試探性立場與和解策略。

　　 隨著南北戰(zhàn)爭結束，美國戰(zhàn)后重建進展迅速，經濟快速增長。在經過了“鍍金時代”之后，美國成為西方最發(fā)達的現代工業(yè)化國家，美國的國內制度體系日益完善，國力日益強大，在外交上開始突破孤立主義。美國突破孤立主義的歷程，從根本上來說與世界大戰(zhàn)有著緊密的聯系。一戰(zhàn)后，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杰出代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tǒng)滿腔熱情地來到歐洲，向歐洲各國開始推銷他們的“自由民主體制”，力圖在國際上推行美國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外交，“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已把國家的尊嚴和所謂人權作為他政策的賭注”。[11]威爾遜主義植根于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該理論推崇普濟主義和個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規(guī)則放之四海而皆準。然而，此種秩序方案是極其脆弱的，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開、航海自由、民族自決、門戶開放等原則都與英法等國的秘密外交、殖民統(tǒng)治、海上霸權、肢解德國等特權政治思想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些國家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深受打擊，但依然是海陸強國，雖然它們表面上同意威爾遜的原則精神，實際上早已與美國同床異夢。最終，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fā)的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種制度的大角逐，動員了幾乎全世界的資源，爆發(fā)了具有巨大破壞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宣告了國際聯盟治理下的民族自決秩序的破產，也進一步證實了大國秩序和霸權政治的持續(xù)。

　　 二戰(zhàn)后，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承襲了威爾遜新自由主義的集體安全思想并汲取了國聯的教訓，認識到沒有大國之間的協(xié)調一致的集體安全是靠不住的，必須努力尋求一種最低限度的大國協(xié)調一致。為此，在戰(zhàn)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在主張集體安全思想的同時，更加強調大國在其中的責任、權力和協(xié)調一致。[12]在美國的積極努力下，戰(zhàn)后建立了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大國否決權這樣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美國、蘇聯、英國、中國、法國的五警察共管世界的秩序，其中美國應該是警長，承擔確保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務。在世界經濟秩序上，美國和英國主導下建立了有人稱之為“嵌入其中的自由主義體制（embedded liberalism）”，[13]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行美元以固定價格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從而建立了以美元為基礎的世界貨幣秩序，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GATT為核心的世界貿易秩序和以IMF與世界銀行為調控的世界金融秩序�？偠灾瑧�(zhàn)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大國政治秩序，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門羅主義”，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主導世界的超級大國，國際主義取代了孤立主義，與蘇聯展開冷戰(zhàn)并謀求霸權成為美國對外事務的一個重要主題。[14]在冷戰(zhàn)期間，以摩根索、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國際戰(zhàn)略家敢于直面美國國際政治現實，從美國大戰(zhàn)略的高度為美國規(guī)劃未來，直面美國外交中面臨的遏制、結盟、軍控、危機、制裁等諸多問題，提出了很多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理論主張和政策方案，為美國崛起提供了強大的知識支持。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孤獨的超級大國”，[15]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的國家利益幾乎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只要哪一個地區(qū)甚至某一個國家發(fā)生了動蕩，美國必定出面干預，美國成了冷戰(zhàn)后“愛管閑事”的國家。圍繞美國冷戰(zhàn)后面臨的諸多問題，美國理論界直面矛盾，大膽提出相應的理論主張，出現了一個國際關系理論的“第三次高潮”。[16]很多中國學者非常奇怪為什么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界不斷拋出一個個理論，自冷戰(zhàn)以后就出現了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單極穩(wěn)定論、地緣經濟論、軟實力論、兩枝世界論、新帝國論、巧實力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17]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9·11”事件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界都在苦苦思索，為什么這樣的悲慘事件會在美國上演？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國家形象、政治修辭、話語權、公共外交、國際政治心理學等問題，推動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出現了“語言學轉向”。[18]

　　 然而，盡管美國國際關系理論花樣翻新，但很少是出于指導美國外交實踐的目的，而是僅僅出于解釋冷戰(zhàn)后世界政治本質的學術目的。對這些理論而言，其核心都是圍繞某一個核心問題，并努力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無論理論出自何種學派，都圍繞著國際社會中面臨的核心問題而展開。比如秦亞青認為，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而英國學派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fā)展。[19]的確，任何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都無法回避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和定位問題，美國也不例外。對美國來說，如何從理論上回答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如何定位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角色和定位問題，是美國崛起為世界強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之所以層出不窮，關鍵是牢牢把握美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核心問題，即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美國對該問題的回答不同，相應的理論成果也就存在很大差別�；厥酌绹偨y(tǒng)主導外交事務200年的歷程，從孤立主義到理想主義，從國際霸權主義到單邊主義乃至所謂的“新帝國主義”，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美國實力的增長及其所引起的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只要美國的國家實力依然保持世界首位，并且世界范圍內仍然缺乏一個與美國實力相近的大國或者大國集團，無論誰擔任美國總統(tǒng)，實施以霸權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總統(tǒng)主義外交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理論使命：新帝國及其目標

在美國大學中，國際關系是組成政治科學學科的主要四個領域之一，其他三個領域是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和政治理論。與早先歐洲大陸強調傳統(tǒng)政治學（politics）不同，呼應托克維爾“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20]美國政治學界在19世紀末期開創(chuàng)了現代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它起源于1880年柏吉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創(chuàng)辦的政治學院，以經驗、實證、統(tǒng)計和行為分析為主要特征；到20世紀30年代的查爾斯·梅里亞姆和哈羅德·拉斯維爾的現實主義政治學逐漸成熟，并于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政治學中占據了統(tǒng)治地位。[21]特別是在經過了行為主義革命的洗禮后，美國政治科學強調像自然科學那樣的闡釋嚴謹性，主張像精密科學那樣具體地、科學地研究現實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政治科學應當確立關于驅動政治行動的因果關系的明確假設并以經驗的可觀察現象來驗證它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2]最好此種驗證運用數字技術使得驗證更加復雜，最終的目標是建立更加普遍化的理論以解釋更多的政治生活問題。[23]行為主義革命植根于法國人孔德所開創(chuàng)的實證主義傳統(tǒng)，力圖對美國政治進行“非政治化”的“純科學研究”。美國政治科學的此種注重現實，強調科學，甚至重視定量、統(tǒng)計、模型的嚴格方法，使得它高度獨立于美國政府的政策和實踐，面對學術界自成體系的諸多理論和方法，智庫和政府在規(guī)劃、設計時，只能從多種政策中選擇，而不能另起爐灶。

　　 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強調科學方法外，美國在政治哲學基礎上也高度一致。早期殖民定居者就確立了“法治而非人治”的原則，意味著即便是英國國王，也無權蔑視法律，或拒絕接受法律實踐。[24]獨立戰(zhàn)爭后，美國制憲先賢們對人性報以冷峻的現實主義目光，認為“野心只能用野心來對抗”，把共和政體作為美國政體的唯一選擇，“顯然再沒有其他政體符合美國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則或者符合鼓勵每個自由之士把我們的一切政治實驗寄托于人類自治能力的基礎上的光榮決定了�！盵25]同時，美國對世界政治具有獨特的哲學理念，在美國人眼里，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沒有區(qū)別，美國人堅定地認為美國的政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比如托馬斯·杰弗遜對美國政治形式十分自信，“在我們之前還沒有哪一部憲法像我們這部一樣計算精確，既適應于一個幅員廣闊的帝國，又適應于自治政府”。[26]言下之意，美國政治的原則非但可以在國內實現，而且還可以在國際社會發(fā)揚光大。在美國還沒有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時候，美國對國際事務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孤立主義立場。隨著美國逐步崛起為世界大國，美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想就自然而然地被轉化為國際政治的改革方案，甚至不惜采取粗暴的單邊主義和霸道邏輯。資中筠先生在觀察20世紀的美國時就發(fā)現美國的對外戰(zhàn)略是一個奇怪的結合：“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道”。[27]

　　 自華盛頓以后，無論哪一個總統(tǒng)，其對外戰(zhàn)略目標合法性的基礎往往源自國內所謂的美國理想和美國精神，源自《獨立宣言》和《合眾國憲法》所確定的核心價值原則。美國所有偉大的總統(tǒng)都努力從這兩份文件中尋找靈感和力量，比如林肯曾言他所說的每一條政治信念都起源于美國核心價值觀，許多總統(tǒng)都把神圣的《憲法》放在嘴邊，不停地引用其中的語句和原則，足見所謂的“美國精神”、“美國信念”對總統(tǒng)政治的意義。亨廷頓還直接把美國理想視作美國政治經驗的核心。[28]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寫著：將你的疲憊、貧困交付與我，享受自由的呼吸。[29]自立國之日起，美國人民便深信必定可以以自己為范例，將自由與社會正義散布給全人類，并且?guī)ьI著大家，遠離邪惡的道路，邁向地球上的新耶路撒冷。因此，長期以來，美國人始終生活在一種“美國夢”的矛盾情結之中：一方面他們崇拜追求自由，放蕩不羈和獨來獨往的牛仔形象；另一方面認為個人之間應該相互平等，奉行民主的原則。在美國立國初期，在北美廣袤的環(huán)境和充足的資源條件下，自由和平等的矛盾還不甚突出；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尖銳起來，在國內表現為民主主義和精英主義之間經久不息的折沖和制衡，在國外表現為對己和對人的兩種不同的衡量標準，美國代表著“白天的光亮”，美國一直自詡為是“世界文明的燈塔”和“人類發(fā)展的希望”。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美、亞洲則為“黑暗”所籠罩，是一些“道德的荒原”，美國擔負著一種把光明和“基督的福音”帶給這些民族的使命。

　　 在對外事務中，美國國際戰(zhàn)略和對外政策領域內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關于安全和福利的爭論長期存在。在歷史上，在二戰(zhàn)之前，自由主義的福利優(yōu)先一直占據上風，最初是要求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奉行孤立主義的道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后，美國處理國內政治的理念和方法就立即轉化為處理國際正式事務的原則和方法，現實主義的安全優(yōu)先開始占據上風，美國在世界政治領域逐步確立了超級霸主的優(yōu)勢地位，并將美國國內的“羅斯福新政”轉化為國際范圍的“嵌入的自由主義”管制模式，[30]推動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等一系列國際制度體系。在長達40余年的冷戰(zhàn)歲月中，關于美國應該如何在國際社會中行事，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提出了一種經典解釋，國際政治就是各個國家之間爭奪強權的爭斗，國家必須追求利益，利益由權力規(guī)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必然表現為“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炫耀權力”。[31]然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fā)展，批評傳統(tǒng)理論的概念缺乏精確性，忽視了定量研究，他們提出了政治體系、一體化、博弈論、層次分析等概念、理論和方法�？枴ざ嘁疗嬖凇秶H關系分析》中將國際政治看做是國家和集團對外行為，精英和領導人往往扮演關鍵角色，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完成維持模式、適應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實現目標和一體化的任務，目標設置、認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發(fā)達的體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礎，一旦權力失敗，所有功能都可能遭受侵害，因此，國際關系就是尋求、確立和維持力量基礎。[32]多伊奇通過分析發(fā)現，決定美國對外行為的往往是少數精英及其強大利益集團或者利益集團聯盟的支持決定的，“當代國家領導人的存在狀況常常接近于悲劇的邊緣。”于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研究國際關系就等于探求人類的生存之道，假設人類文明在今后30年內毀滅，其原因將不是饑饉和瘟疫，而是外交政策與國際關系�！盵33]莫頓·卡普蘭不同于多伊奇從個體的角度對美國對外行為進行行為主義分析，而是從整體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國際政治系統(tǒng)，以此推演國家的對外行為邏輯。他認為，國際系統(tǒng)存在六個宏觀模式，均勢體系、松散的兩極體系、牢固的兩極體系、全球體系、等級體系和單位否決體系，在不同的體系下，美國對外行為邏輯不同。[34]另一位行為主義代表人物戴維·辛格和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大師華爾茲提出了層次分析法，認為在國際、單位和個人的不同層次上，國家的行為規(guī)律不同。[35]行為主義對國家行為的研究非常強調精確化和數量化，注重實證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厄姆·艾利森對古巴導彈危機的個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決策模式、政治決策模式和官僚決策模式理論，受到學界的廣泛重視。[36]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也提出了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國際制度問題，認為美國政府積極參與舊制度的修補和新制度的建設，以確保美國的國際影響。[37]總之，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zhàn)緊密結合在一起，解釋冷戰(zhàn)、服務冷戰(zhàn)并從冷戰(zhàn)中獲得理論發(fā)展動力。

　　 冷戰(zhàn)的勝利為美國“天定命運論”提供了現實的支撐，再加上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現實的力量實現了整合，新自由主義、新理想主義、新保守主義在對外事務上開始走在了一起。約翰·�？喜鹪凇稙槭裁摧敵雒裰鳌芬晃闹忻鞔_指出了這種合流，“美國對外促進民主，是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一直在追求的目標，體現了美國對如何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和相對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實用、漸進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大戰(zhàn)略，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具有對美國確保其安全和經濟利益能力產生重大影響特征之非�，F實的觀點基礎之上的，并且是統(tǒng)一美國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個向導�！盵38]保守主義雖然贊頌里根贏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戰(zhàn)勝利，但口頭上卻不承認里根是偉大的威爾遜主義者，自由主義強調人權、多邊機構和經濟相互依賴的作用，也沒有拒絕國家追求權力的合理性和國際結構的地位�？傮w而言，美國在全世界推進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走向。進入21世紀尤其是“9·11”事件發(fā)生以來，關于未來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問題，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出現了一股“新帝國”（或“新帝國主義”）思潮。[39]在戰(zhàn)略目標上，謀求一個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新美利堅帝國是美國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然而，當前的世界并沒有像美國想象得那么美好，隨著恐怖主義、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跨國犯罪、地區(qū)沖突、反美主義等諸多挑戰(zhàn)的次第出現，美國霸權陷入了困惑之中，[40]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以及如何處理美國自身內部積重難返的移民問題、種族問題、多元社會文化問題，越來越成為決定美國政治未來走向的關鍵，也是決定當今世界政治走向的關鍵，美國學界面臨著新的理論困惑。

　　 三、制度保障：謀斷分離

　　 美國崛起的理論準備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應景之作，而是一種戰(zhàn)略性的制度考慮。適應外交事務復雜化、多樣化和專業(yè)化發(fā)展的必然要求，美國政府推動了“多謀”與“善斷”的相對分離和有機統(tǒng)一。[41]特別是在科學行為主義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流行等因素的推動下，美國政府領導人逐漸形成了外交對知識的依賴。此種依賴在美國社會環(huán)境中與諸多因素的綜合和相互作用產生了體制外的公共智庫制度和體制內的政策顧問制度。

　　 一是公共智庫制度。

　　 在進步主義浪潮推動下，同文官體制的建立一樣，公共智庫的產生最初也被看做是政府專業(yè)化運動的一部分，是政府為應對挑戰(zhàn)而尋求的外腦支持。[42]從早期成立的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對外關系委員會等第一批智庫來看，大多從事長期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一批“沒有學生的大學”，仍然從事對現實社會經濟、政治和對外問題不偏不倚的研究，只不過針對的對象不是學生而是政策制定者，整個政治參與過程都是非政治性的運作，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主要代表。直到20世紀40年代之前，智庫在美國政治中充其量起到“技術顧問”的輔助作用，對美國政治仍然是可有可無的組織，而且大多數智庫是私人基金主導，美國政府也不大關注它們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及其此后的長期冷戰(zhàn)，使智庫在美國政治中找到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二戰(zhàn)期間，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美國大批具有專業(yè)特長的人員參與了由政府確定和組織的研究工作，為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有鑒于此，美國政府認識到了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統(tǒng)計專家和社會科學家們的知識和技能相結合所可能產生的巨大效益。[43]二戰(zhàn)結束后，冷戰(zhàn)爆發(fā)和國家安全的緊迫需要，推動著美國政府通過簽訂合同開展研究的新型政策性智庫異軍突起，比如蘭德公司、赫德森研究所和城市研究所等。許多新成立的智庫都得到來自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以便向防務分析家與研究人員提供大規(guī)模的資助。成立于1948年5月、隸屬于空軍的蘭德公司就是典型，它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和保護美國在核時代的安全利益。它所發(fā)起的關于系統(tǒng)分析、博弈理論以及戰(zhàn)略談判等前瞻性研究，持續(xù)地塑造了此后幾十年的防務政策與威懾分析。[44]在這一時期，智庫的重要性開始受到重視，政治領導人和政府機構都意識到智庫對于提供政策建議和技術幫助的重要意義，決策的復雜性和專業(yè)化使得美國政府也日益感受到對智庫專家的依賴，美國智庫已經在美國政治中獲得了自己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當時的不足是智庫沒有獲得廣大公眾的支持和重視，智庫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還非常有限，主導權仍然操控在美國政府和政治家手中。

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國內政治和美國與世界的關系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智庫在美國政治中奠定了舉足輕重的顯赫地位，智庫將美國政治知識化和美國知識政治化納入了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首先，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來看，民權運動風起云涌，幾乎所有社會力量都極力為自己的利益要求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佐證，推動了美國社會對智庫的呼喚。同時，越南戰(zhàn)爭的失利和“水門事件”的發(fā)生，使得美國民眾對政治的信任度下降，美國社會各個領域中出現的大量問題有待于做出回答，民眾對專家學者就這些問題作出獨立客觀的回答充滿期待，美國國會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等權力分散化改革，也刺激了美國政治對智庫的大量需求。其次，從美國與世界的關系來看，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和美國面臨的嚴峻形勢，歐洲和日本等盟國的獨立自主傾向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令美國戰(zhàn)略界深感憂慮，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尋求理論陣地和平臺占據戰(zhàn)略制高點，一浪高過一浪的戰(zhàn)略辯論為智庫的參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外，美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也產生了所謂的“知識政治”或者“思想政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出現了保守主義潮流與自由主義的激烈論戰(zhàn)，大量的保守主義智庫產生，思想領域中的辯論和競爭如何使智庫的聲音脫穎而出，成為決定美國政治方向的關鍵。[45]在上述歷史因素推動下，大量將政策研究同咄咄逼人的推銷技巧相結合的游說型智庫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智庫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比如1962年成立的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973年成立的傳統(tǒng)基金會和1977年成立的凱托研究所，1982年成立的卡特中心等。盡管這些智庫都標榜自己的跨黨派地位，但究竟如何獲得并保持獨立性，以便能“對當權者直言相諫”，[46]卻是一個令人起疑的問題。相反，人們日益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智庫把大眾傳媒作為主要平臺，彼此爭奪媒體的曝光率，影響公眾輿論，提高政治影響力。[47]這些智庫不僅抓住各種機會在大眾傳媒、國會聽證會、學術研討會等公開場合表達其聲音，而且還創(chuàng)辦自己的特殊媒體影響政府意見和輿論，比如咨詢報告、政策快報、學術期刊、網站、電郵等，長文短論，不一而足。[48]智庫和美國政府之間借助“政治旋轉門”頻繁的人事往來和信息傳遞，使得智庫已經深深卷入美國政治過程，很難將兩者分開。[49]不難看出，智庫已經成為美國政治體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看做是“影子政府”或者“編外政府”、“流亡政府”，足見其影響力非同一般。[50]

　　 二是情報制度。

　　 智庫對美國大國戰(zhàn)略的貢獻僅僅是提供意識形態(tài)的定向和戰(zhàn)略政策的規(guī)劃，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國的現實還是存在疑問的。情報體系就是總統(tǒng)把握變動不居的社會實踐的重要工具，總統(tǒng)盡管可以在競選期間毫無顧忌地發(fā)表個人看法，但當選總統(tǒng)后則必須以務實的態(tài)度，尊重總統(tǒng)職位面臨的各種問題，從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角度出發(fā)，循序漸進地實施自己的政策主張，必要的時候還要對自己原先的立場和主張做出調整。

　　 總統(tǒng)通過信息來做出決策和執(zhí)掌美國的航舵，情報是美國總統(tǒng)做出決定的重要依據，是總統(tǒng)主義確定的重要原材料。從獨立戰(zhàn)爭開始，華盛頓、富蘭克林等美國政治領導人就把間諜、反情報和秘密行動作為重要的政治工具，雇傭和收買了大量間諜、指揮了無數的秘密行動并且還從歐洲國家直接購買情報以幫助殖民地贏得獨立，出身行伍的華盛頓坦言：“獲取好情報的重要性顯然毋庸多言”。[51]在華盛頓執(zhí)政期間，還組建了美國最早的情報網絡。但是，像華盛頓這樣具有將軍背景和戰(zhàn)爭履歷的總統(tǒng)畢竟是少數，直到20世紀初，美國總統(tǒng)們普遍不大重視情報事務，對情報一無所知，甚至認為情報工作是邪惡的。威爾遜的看法比較具有代表性：“讓我向公民們保證，直到我們卷入這場戰(zhàn)爭前，當我被告知德國并不是唯一一個擁有秘密情報機構的國家時，我不僅不知道，甚至于不能相信。”[52]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羅斯�？偨y(tǒng)出于戰(zhàn)爭的考慮，先后建立了部際情報委員會、情報協(xié)調局、戰(zhàn)略情報局等機構，加強了情報系統(tǒng)的建設，確立了美國中央情報體制的雛形，大大改變了美國總統(tǒng)忽視情報工作的狀況。二戰(zhàn)結束后，為了應對冷戰(zhàn)的需要，杜魯門總統(tǒng)推動國會于1947年7月25日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中央情報局，情報工作進入了總統(tǒng)決策過程，隨著后來國家安全局、國家偵察辦公室、陸海空情報委員會、國防情報局、國務院情報研究所以及國家情報委員會等機構的設立，美國現代情報體制得以鞏固。[53]盡管現代情報體制建立起來了，但不同總統(tǒng)經歷、個性以及執(zhí)政時面臨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不同，并非所有的總統(tǒng)都重視并能夠有效地運用情報系統(tǒng)，那些有著從軍經歷的將軍（比如艾森豪威爾），或者對情報工作有體會的行家（比如喬治·布什）總統(tǒng)相對而言更有利于駕馭情報工作，在危險惡劣的國際環(huán)境下的總統(tǒng)和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的總統(tǒng)更重視情報工作。

　　 美國情報體系的分散模式給總統(tǒng)主義設定過程增加了困難，不僅情報機構之間的自我經偵和資源浪費情況十分嚴重，就連情報機構的協(xié)調都由于部門利益而舉步維艱，改革美國情報體系成為總統(tǒng)的一個愿望。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的修正案，希望推動建立一個更高效、更靈活、更精干的情報界，建議加強情報界的集中和中央情報主任的權威。“9·11”事件為美國情報體系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特別是“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發(fā)布的報告批評美國情報體系的所謂“體制性缺陷”，建議建立國家情報局、國家反恐中心等機構，改革情報體系成為普遍的呼聲。[54]小布什政府和國會對報告的意見都十分歡迎，布什政府下決心改革美國情報體系。2004年12月7—8日，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先后通過了《2004年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對情報界進行了自1947年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設立了國家情報局長以統(tǒng)一指揮美國情報機構，隸屬白宮并直接向總統(tǒng)報告，監(jiān)督包括中情局在內的16個情報機構和全國所有情報中心，具有10萬工作人員的人事權、400多億美元預算權和一定管理權，內格羅蓬特成為首任國家情報局長，被稱為美國的“情報沙皇”。[55]

　　 美國情報體系改革后，盡管設立了國家情報局長，但內部的矛盾并沒有消除，比如16個機構之間的明爭暗斗、情報機構之間的自行其是以及基于情報來源不同而產生的自相矛盾等問題，還將持續(xù)考驗著國家情報局長。尤其是如何協(xié)調文官情報體系和軍方情報體系之間的矛盾，是擺在國家情報局長面前的最大難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依賴于能否獲得總統(tǒng)的支持并取決于國家情報局長與總統(tǒng)個人之間的信賴關系。

　　 三是顧問制度。

　　 無論是智庫系統(tǒng)，還是情報系統(tǒng)，從美國外交決策過程而言，都是體制外的“公共機構”，這些行為體很少從政府角度思考問題。然而，對于美國外交的決策者來說，外交事務的專業(yè)化要求必須建立可信賴的、愿意隱姓埋名的、聰明絕頂的幕僚群體，為美國政府提供專業(yè)化的決策咨詢服務。據小布萊德利·帕特森介紹，“在白宮中125個助理主導著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中心……他們也是總統(tǒng)行使行政領導的主要支持者部門。”[56]幕僚和總統(tǒng)之間相互信賴、密切配合：總統(tǒng)靠幕僚集思廣益，勤于任事，幕僚藉總統(tǒng)發(fā)揮個人的抱負與理想，描繪一幅天下為公的美景。

　　 相比其他總統(tǒng)助理，為謀劃總統(tǒng)主義出謀劃策的總統(tǒng)幕僚往往是一些在特定領域經驗豐富、富有見地和創(chuàng)意的政策專家，特別是在政治上對總統(tǒng)絕對忠誠，是總統(tǒng)最為信賴的私密至交。比如兼具哈佛大學教授和白宮官員背景的亨利·基辛格和小約瑟夫·奈，兼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背景的茲比格鈕·布熱津斯基等，都是總統(tǒng)愿意就國策咨詢傾聽的重點對象。尤其是在尼克松執(zhí)政期間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外交事務領域可謂大權獨攬，說一不二。在他建議下，尼克松在外交戰(zhàn)略上堅持國家實力至上，超越意識形態(tài)，注重國家利益，迷信秘密外交，忽略法定程序；在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美蘇戰(zhàn)略核武器談判、結束越南戰(zhàn)爭、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等方面動作頻頻，甚至將國務卿、國防部長、國會領袖乃至新聞界都蒙在鼓中；經常突然向世界宣布秘密外交的驚人成果，把毫無心理準備的新聞界和政府領導驚得目瞪口呆�？梢�，在尼克松執(zhí)政時期，白宮幕僚班子的地位和權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毋庸置疑，像基辛格這樣的總統(tǒng)幕僚過多地代行總統(tǒng)職權在很多時候也具有嚴重的弊端。它使得國會的監(jiān)督幾乎沒有意義，鼓勵總統(tǒng)大權獨攬的帝王式總統(tǒng)心態(tài)，如果疏于防范，甚至令國家最高權力旁落，很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最終必將殃及總統(tǒng)。

　　 結論與啟示

　　 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僅是物質力量的崛起，更是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崛起。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崛起的實踐表明，理論和思想因素扮演了十分顯赫的角色。在美國人看來，理論并非是一個指導實踐的先驗性理論，而是在實踐基礎上經過科學方法和經驗研究得出的解釋性理論，美國人一切外交理論均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理論和戰(zhàn)略研究界得出了不同的理論答案，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也經歷了從孤立主義到國際主義，從理想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從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伴隨了美國從一個邊緣國家到地區(qū)大國，從地區(qū)大國到世界大國的發(fā)展過程。

　　 在成長為世界大國后，美國理論界確立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新帝國戰(zhàn)略目標，圍繞如何締造一個自由民主的帝國問題，進行了反復的理論辯論和外交實驗，為維系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更加重要的是，美國不僅竭力在理論上進行研究，而且還確立了支持理論準備的一系列現代制度，比如智庫制度、情報制度和政策顧問制度，這一系列制度構成為理論武裝外交實踐提供了可能。

　　 美國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是，在推動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理論準備是一個不缺缺少的構成要素。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壯大，中國需要確立牢固的理論自信，結合中國國情和世界潮流，確立明確的大國定位，并緊緊圍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加強頂層設計，加強策略運籌，加強底線思維，努力建設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體系。同時，將理論準備與制度創(chuàng)新相結合，將周密的理論與復雜的外交結合起來，為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作出完善的理論準備。

　　 注釋　　

　　       [1]楊生茂：《“新邊疆”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的產物》，載《南開大學學報》1965年第1期；梁茂信：《美國對夏威夷的吞并與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外交戰(zhàn)略》，載《世界歷史》1992年第1期，第13—20頁。

　　 　　[2]楊潔勉：《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準備》，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8期。

　　 　　[3]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4]Max Weber,“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in 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trans.and ed.,New York:Free Press,1949.Cited in Ido Oren,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5]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07.

　　[6]Stanley Hoffmann,“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ames N.Rosenau 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9,p.30;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p.1-17;J.David Singer,“Inter-Nations Influence:A Formal Model,(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in Rosenau,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p.380.

　　 　　[7]Kenneth Waltz,“Interview with Ken Waltz,”Conducted by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1998,pp.371-386.

　　 　　[8]王緝思：《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轉引自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17頁。

　　 　　[9]筆者在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對柯慶生的訪談，2012年5月，北京。

　　 　　[10]陳樂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11]約翰·布魯姆等：《美國的歷程》（下冊第一分冊），戴瑞輝等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64頁。

　　 　　[12]李濱：《國際體系研究：歷史與現狀》，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

　　 　　[13]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95,pp.379-415.

　　 　　[14]陳樂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15]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1999,pp.35-49.

　　 　　[16]倪世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發(fā)展――學派、論戰(zhàn)、理論》，載《復旦學報》1999年第1期。

　　 　　[17]參閱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8]劉永濤：《后現代主義與后現代國際關系：一個基本考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7期。

　　 　　[19]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形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美國在國際武裝沖突中的支持行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頁。

　　 　　[21]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王滬寧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22]參閱羅伯特·達爾：《政治科學中的行為主義方法論》，載詹姆斯·吉爾德和文森特·瑟斯比編：《現代政治思想：關于領域、價值和趨向的問題》，楊淮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5－146頁。

　　 　　[23]Crick Bernard,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24]J.·艾捷爾：《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趙一凡、郭國良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5]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92－193頁。

　　 　　[26]轉引自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頁。

　　 　　[27]資中筠：《20世紀的美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79－291頁。

　　 　　[28]薩繆爾·亨廷頓：《失衡的承諾》，周端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29]轉引自約翰·斯拜尼爾：《當代美國外交史》，方海鶯譯，臺北桂冠政治學叢書1986年版。

　　 　　[30]有關美國如何將其新政管制理念貫穿于戰(zhàn)后世界秩序設計上的最精彩分析見Anne-Marie Burley,“Regulating the World: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Law,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In John Ruggie 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5-156。

　　 　　[31]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盧明華、時殷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

　　 　　[32]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周啟朋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7頁。

　　 　　[33]同上，第1－15頁。

　　 　　[34]莫頓·卡普蘭：《國際政治的系統(tǒng)和過程》，薄智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5]肯尼思·華爾茲：《人、國家與戰(zhàn)爭——一種理論分析》，倪世雄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36]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

　　 　　[37]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蘇長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G.John Ikenberry,“Why Export Democracy?: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Wilson Quarterly,Vol.23,No.2,Spring 1999.

　　 　　[39]參閱哈特和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不過，羅伯特·庫珀（Rebert Cooper）在《后現代國家》中提到的帝國理論與哈特和奈格里一書中所闡述的帝國是有區(qū)別的。See Robert Cooper,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London:Demos,2000.

　　 　　[40]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鄭志國、何向東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

　　 　　[41]趙杰：《從謀斷分離到多謀善斷——論決策咨詢委員會制度建設》，載《中國青年報》2003年8月10日。

　　 　　[42]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 eds.,Think Tanks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43]任曉：《第五種權力——美國思想庫的成長、功能和運作機制》，載《現代國際關系》2000年第7期，第18頁。

　　 　　[44]袁鵬、傅夢孜主編：《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時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59頁。

　　 　　[45]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A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tanks,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162.

　　 　　[46]Aaron Wildavsky,Speaking Truth to Power:The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

　　 　　[47]Andrew Rich and R.Kent Weaver,“Think Tanks in the U.S.Media,”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5,Issue 4,Fall 2000,p.105.

　　 　　[48]Donald E.Abelson,“From Policy Research to Political Advocacy: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American Politics,”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Vol.25,Issue 1,Winter 1995,pp.106-108.

　　 　　[49]James Allen 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Free Press,1991.

　　 　　[50]Michael G.Bark,Independent Think Tanks and Patronage: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Ph.D Dissertation,Kansas University,December 1996,p.6.

　　 　　[51]Https://www.cia.gov/cia/ciakids/history/american_history,shtml.

　　 　　[52]Christopher Andrew,“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10,No.4,1995,pp.95-96.

　　 　　[53]劉宗和、高金虎著：《外國情報體制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54]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The 9/11Commission Report,2004.

　　 　　[55]葉婷、沈輝：《美國情報界的協(xié)調——問題與措施》，載《現代軍事》2006年第7期，第67—68頁；童鋒：《內格羅蓬特這個人》，載《世界知識》2005年第6期，第17—19頁。

　　 　　[56]Bradley H.Patterson,Jr.,The White House Staff:Inside the West Wing and Beyond,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1.

  本文關鍵詞：中國走向全球大國和強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準備，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