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的中國和現(xiàn)在的中國有什么不同呢？現(xiàn)在的中國政府很強大，法治和問責的發(fā)展程度相對較低，有一些會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會理念，我們有很高的經濟增長。對未來中國可能最麻煩的一點就是社會動員，這一點也將改變現(xiàn)代社會。

    關鍵詞：歷史視野,中西政治秩序,國際政治關系專業(yè)論文
 

    我想要講的主題也是我新書的主題，我的新書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共兩卷。第一卷剛剛有中文譯本出版，從前人類時代，一直講到18世紀美國和法國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寫第二卷，講從法國大革命到現(xiàn)在的故事。中國在這兩卷書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本書第一卷的中文譯本剛剛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關于中國我寫的是否正確，我對大家的反饋很感興趣。

    我讀了很多關于中國歷史的資料，中國的歷史不幸在20世紀被中斷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國歷史也沒能被認真地研究。但是我認為中國的歷史非常重要，應該去關注，中國的歷史，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沒得到充分了解。中國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對中國政治體系和其遺產的誤解。

    許多知道20世紀前中國歷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個百分之百貨真價實的中國王朝。西方是在那個王朝漸趨墮落的時候遭遇中國，所以西方對傳統(tǒng)中國的認識停留在那個特定的、不幸的時期。因而，重新回顧歷史很重要。

    接下來我講下自己的國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要理解一種政治制度，就必須將其與別的政治制度作對比。我認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試圖解決共同的問題，都必須要建立一種政治的秩序，必須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提供基礎。我們面臨相同的問題，因為同是人類，但是，不同的社會采用不同的途徑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要理解某種途徑，就必須把它與其他的途徑對比。我先從一點理論開始，談談發(fā)展和發(fā)展的維度，這是前奏，在這之后，我會談論中國和西方，以及政治現(xiàn)代性。

    一

    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亨廷頓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哲學家。我認為他最重要的一本書并不是1990年代發(fā)表的《文明的沖突》。而是他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這本書是1968年出版的，我從那本書中得到很多靈感，來寫《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亨廷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影響了世界政治哲學。他說“不同的發(fā)展社會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說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會在社會之中肩并肩前進，在不同的條件之下，可能會削弱政治穩(wěn)定和政治秩序，進而減弱發(fā)展的進程本身。這也就是為什么現(xiàn)代化并不一定是一個歡樂的故事，可能是一個充滿中斷的故事。

    而我們要在這種背景下來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發(fā)展的背景下來看，有些殖民地獨立了，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約束，后面有很多的軍事政變，比如軍政府的統(tǒng)管，高度的社會不穩(wěn)定。所以我首先講一下亨廷頓的理論框架，然后再講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對中國和西方進行的對比。我先講一下發(fā)展的五個重要維度。

    “發(fā)展的諸方面”這張圖中左上角的經濟增長，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長，大家都對這個比較熟，因為中國在穩(wěn)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方面，確實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紀錄。我們倒是可以談論一下經濟增長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繼續(xù)深入講，但是人們確實是在思考這個問題。對發(fā)展的研究傾向于由經濟學家主導，但是發(fā)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圖的右上角是我稱之為社會動員的維度，也可以管它叫社會變革，社會關系的變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講就是一個正在現(xiàn)代化的國家逐漸改變自己的社會結構，形成新的社會結構。顯然，在你形成一個工業(yè)社會之前，是不會有工人階級或者工會的，這些團體不存在于一個農業(yè)社會中。經濟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職業(yè)的中產階層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非常小的村落一直變革到城市化的工業(yè)世界。19世紀的社會學思想家，比如說馬克斯·韋伯，還有愛米爾·涂爾干、亨利·梅因，包括馬克思本人，都談論這一點。馬克思也是這種思想變革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家。而這種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蘇格蘭或者英格蘭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亞當·斯密。

    如果談到發(fā)展的政治維度，我會說不只有一個，而是有三個：國家、法治、問責，我會按次序給它們下定義。

    關于國家最重要的定義，是由馬克斯·韋伯給出的，他是一個偉大的社會學家。他說國家就是一個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壟斷的地域是一個確定的疆界。這個定義有四個術語，第一個術語是權力（power），國家是關于可以強制人的能力，每一個國家都有軍隊、警察，他們可以用武器來強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韋伯說，國家的這種權力必須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種強制方式，實際上是人們愿意接受強制，將其視為正常的社會秩序。這是多數(shù)在穩(wěn)定社會的人們，遵守法律的方式，他們遵守法律不是因為被武力威脅，而是他們認為這樣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壟斷。比如說今天的索馬里，還有利比亞，有很多私人軍隊，那不是國家，而更像所謂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國家應該擁有對權力的壟斷，國家使用這種權力是在一個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界限。我認為，第二個重要的區(qū)別，在于現(xiàn)代政府和馬克斯·韋伯說的傳統(tǒng)政府。有一種人類的社會交往的模式，我們和其他靈長目動物，比如說大猩猩、黑猩猩之類的，還有其他動物，都有共同點。我們的社會交往是根據我們的生物特性，比如說親屬、家庭所產生的。我們認為離我們親緣關系近的人就應該得到我們這邊的好處，而這些東西人們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礎之上，就可以進行社會交往。而這個過程之中，我們不需要什么立法、憲法或者其他的社會的原則。韋伯說，在現(xiàn)代的社會并不僅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種公正的原則或者脫離個人情感的原則，政府不是建立在統(tǒng)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則基礎上的。

    從這種邏輯來看，非洲或者中東很多國家現(xiàn)在還沒有克服這個困難，因為他們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們做事的基礎是誰認識統(tǒng)治者，誰能夠接觸到政府官員。現(xiàn)代的國家是不應該這樣的，現(xiàn)代國家中應該人人平等，把大家當作公民，不管你這個人是不是統(tǒng)治者的朋友，這個公民都有作為公民的權利。

    第二點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義，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來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維護秩序，社會是不是安寧。我認為從政治學來講，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這條法律也適用于政治統(tǒng)治階層，尤其是這個政府內最有權力的人。比如說國王、總統(tǒng)、總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轄，也就是說他們是不是要遵守法律。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寫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種情況下來講，政府就是權力的集中，使用權力。法治就是一種平衡，限制政府的權力，限制它武斷使用法律的權力。

    最后一個發(fā)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稱為的問責。我本來想寫民主的，但是問責可能是更好的詞，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說的概念。在英語中我們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說多黨的公正選舉制度，我認為問責范圍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務于全人民的利益，還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總統(tǒng)所關心的只是以權謀私的話，那就不是現(xiàn)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關心的是全社會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動的話，那么它就是一個負責的政府。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書中進行了區(qū)分，他說“政府可以服務于全社會，或者是可以服務于它自己的利益”。這也就是區(qū)分好政府和壞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認為這在中國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認為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對人民大眾有負責感，即使在古代中國的時候，雖然沒有選舉，但是中國政治傳統(tǒng)是有一種問責制在里面的。我認為這種傳統(tǒng)在今天仍然還重要，不僅是中國政府，在東亞其他政府，比如說日本、韓國、新加坡，政府都對民眾有一定的責任感。我們把它叫發(fā)展型的社會，現(xiàn)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的社會，都是處在中國政治影響力之下的這些地方。所以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中的這種負責任感是歷史傳承下來的。在西方問責性的前提必須要有秩序問責性，也就是說真正問責性的前提必須要有選舉或者是其他的機制，讓公民能夠替換自己不喜歡的領導人。我認為這兩個有一種重疊現(xiàn)象，西方人認為選舉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問責的目標不應該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標不僅是要舉辦選舉，他的目標是要讓政府對人民負責，當然還有其他的機制來實現(xiàn)同樣的目標。

    這就是我認為的發(fā)展的三個重要的維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頓當時是正確的，他說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發(fā)生的，比如說你的發(fā)展程度可能很高，這三個維度有的維度可能發(fā)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說今天的阿富汗就沒有真正的國家可言，也沒有法治，沒有經濟增長，但是他們有民主選舉，雖然質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約形成的強有力的國家，法治很好，沒有公開的民主選舉，但經濟增長又很快，也有很多社會動員。比如俄羅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選，普京幾個月前又被選上臺。所以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可以用這三個維度來描繪他們的制度的變革過程。

    我想社會學家一直試圖回答的問題之一，就是這些不同的維度之間是怎樣的關系。比如說，亞當·斯密的回答是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動員聯(lián)系在一起，他當時是在《國富論》中提到勞動分工受到市場程度的限制，這是《國富論》第二章節(jié)的題目。在那本書的開頭，他提到別針工廠，工廠中的工人分為不同的任務小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別針的，還有把這個別針放進箱子包裝的工人等等。他說這類工廠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個人從頭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沒有市場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場分工。如果沒有市場需求，比如十萬個別針的話，你就沒有動力進行勞動分工。所以市場的程度是驅動勞動力分工的一個主要因素，這是19世紀歐洲的一個主要政治理論，當時大家都在討論勞動分工現(xiàn)象的擴大。今天這種現(xiàn)象仍在持續(xù)，我們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們現(xiàn)在有巨大的市場，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力量的崛起，一個前提是必須要有外貿和投資帶來的巨大市場。

    這個理論對社會發(fā)展有很重要的意義，經濟發(fā)展的過程驅動著勞動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會式的從頭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現(xiàn)代社會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學生，你可以是教師，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較窄的專業(yè)領域。這一類的勞動分工前提就是我們住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中，它的特點是不同程度的市場化和巨大的市場潛力，所以和社會的發(fā)展是緊密相連的。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經濟增長的前提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還有法治的推動，比如說法治可以保護知識產權、服務契約。有這些制度的建立經濟增長就會加速。在韓國、中國臺灣，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動員促使更多的問責。當人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當人們開始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就會有各種社會需求，其中一個需求就是政府必須要更對人們負責。我認為民主政體在過去三十年間的數(shù)量大增的一個原因就是產生了中產階層革命，印度尼西亞、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說東歐和亞洲其他地區(qū)，我們見證了中產階層的興起，他們要求政府越來越對民眾負責。

    還有第四個維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維度。在美國的政治學領域，通常是經濟學家來研究這一點，但是我想說，經濟學家并不太關注思想的問題，他們認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質利益驅動的。實際上，思想絕對非常重要，因為思想是獨自發(fā)展的，你不能像馬克思那樣簡單地用經濟利益解釋思想的演變。

    任何哲學家都會告訴你，思想會有自己的內部邏輯，它們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說宗教、意識形態(tài)等等，同時這種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著社會動員。我們在中東看到伊斯蘭教旨的黨派和自殺式襲擊恐怖分子有時也可以用這個來解釋。這兩個現(xiàn)象不能用政治經濟學來解釋，他們不是為經濟利益所驅動的，他們的動力是非常復雜的元素匯集而成，是由來生的愿景、意識上的政治形態(tài)等等驅動的。

    顯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統(tǒng)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統(tǒng)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會遵守法律。另外很明顯，思想和合法性也推進了問責。法國大革命的基礎就是人權，17世紀如果沒有這種概念，沒有啟蒙運動，沒有人權概念、現(xiàn)代民主觀念的話，就不會產生法國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這六個維度來定義現(xiàn)代發(fā)展的范式。所有這些維度都彼此相連，相互作用。你解釋每一個維度，都必須要把它和其他的維度聯(lián)系在一起來解釋。如果只看經濟增長而不看制度，比如說法制、政治穩(wěn)定性、知識產權等等，那就是不對的。還有的人只看問責，而忽視了經濟增長，這樣的話就無法研究國家為什么會成功。

    所以政治發(fā)展的維度，也就是圖中最下面這三個維度，對它們的研究必須要放在大的框架語境中來研究，因為經濟增長也是很重要的，這也就是我今天演講的出發(fā)點。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出發(fā)點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會解釋。

    二

    之前談到的比較抽象，我現(xiàn)在進入歷史性的描述，講的是中國的情況。大家可能很熟悉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1929-2008）這個政治哲學家。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了很多年書。他有一個著名的論點：歐洲君主發(fā)動戰(zhàn)爭的需求，驅動了歐洲的國家建設。談到早期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戰(zhàn)爭的角色，他說歐洲的國家啟動是非常晚的，現(xiàn)代歐洲國家直到16世紀晚期、17世紀的時候才開始，18世紀的時候才開始形成現(xiàn)代國家。蒂利觀察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以后提出國家創(chuàng)造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國家，也就是說國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軍事力量，而各國之間的軍事競爭促使各個國家進行現(xiàn)代化，讓它們來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這就是歐洲一些早期國家形成中的問題。

    現(xiàn)在來談談中國周代的情況。在接近一千年的時間內，中國統(tǒng)一之前，這不光是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時期之一。春秋時期，中國不同的政治聯(lián)盟之間打了1200多場戰(zhàn)爭，政治聯(lián)盟的數(shù)量取決于你如何計算，最開始可能有數(shù)千個，慢慢減少到幾十個。在歷時254年的戰(zhàn)國時期，差不多有470場戰(zhàn)爭，隨著聯(lián)盟規(guī)模變大，戰(zhàn)爭不那么頻繁。

    而春秋時期戰(zhàn)爭的規(guī)模實際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歐洲來比的話，一場戰(zhàn)役就可以傷亡幾百萬的士兵，也許這是一種歷史的夸張，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話，那也是難以想象的。那個時代中國的戰(zhàn)爭是和羅馬的戰(zhàn)爭可以相提并論的。這樣的進程也是制度建造的過程。17世紀、18世紀的歐洲有這樣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國社會也那樣早。所以軍事、政治的模式變了，周代是駕駛著軍車來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農民拿著武器去打，這要求很多的社會動員。這就像歐洲當時有社會變革的時候一樣，是從騎士拿著重兵器，一直演變到拿著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紀晚期發(fā)生的變革。所以這種為了軍事戰(zhàn)爭的動員，其發(fā)生了變化。

    要調動這么大的軍隊，就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收稅，這也是在戰(zhàn)國時期發(fā)展出來的。魯國是第一個收田賦的國家，他們測量土地，看誰有多少地，然后政府來收稅。公元前548年，楚國收稅，導致了官僚體系的產生。他們不僅需要軍事的制度，還需要整個稅務的制度來支持軍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階層的形成，這個階層就來支持貴族，而貴族很多已經被殺了，這樣國家看到必須超越狹窄的范圍，而農民也應該有更多的技術以適應這樣的制度。而實際上經濟、科技的變化也使從青銅時代到了鐵器時代，武器有所變化，比如說像犁地的工具也從木頭改成了鐵器。我認為這一點很有趣，也就是穩(wěn)定性在政治層面是由中國的一個自由社會所決定的，來回應一種社會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政治的動亂。所以像孔子、孟子、韓非，所有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寫出了中國思想的正典，而國家也正好是在這個階段，一個政治不穩(wěn)定的階段發(fā)展出來的。所以，盡管在口語上存在差異，統(tǒng)一語言文字的存在，給了中國在其他國家都不具有的連續(xù)性。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個王朝統(tǒng)一了南亞次大陸，差不多在中國的唐朝時期。但是他們并沒有文學文化，所以關于這個王朝的知識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傳了，直到有英國的考古學家挖掘出記載當時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非常復雜的文學系統(tǒng)支持了國家的大一統(tǒng)，從很早的時候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在書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國首次大一統(tǒng)，中國不僅建立了國家，還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在那時，中國就有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現(xiàn)代化國家，意思就是說統(tǒng)治不是基于招募統(tǒng)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還記得我說過的集權政府和現(xiàn)代政府的區(qū)別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超越以家人為基礎的統(tǒng)治方式，轉變?yōu)榻⒁粋�非個人化的官僚的系統(tǒng)。而實際上，這在秦大一統(tǒng)之前就實現(xiàn)了，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個統(tǒng)一的中國的制度。我以為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已經存在了一種非常穩(wěn)定的所謂的現(xiàn)代性制度。而歐洲國家，比如說法國、俄國，它們一直到18世紀才實現(xiàn)。在這意義上，中國要比歐洲先進1000多年。

    關于中國為何能在這么早的時期就發(fā)展出了現(xiàn)代國家制度，我們有很多問題可以問。我并不認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這跟地緣政治有關系。比如，你看歐洲，很多國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歐洲大陸的邊緣就可以看到，這些地理的實際狀況使中央集權的政體很難在歐洲大陸上建立統(tǒng)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試圖做到這一點，但他們還是沒有見到單一的歐洲大國。他們只能夠統(tǒng)一大陸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敗了，因為遇到很多軍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國在秦朝就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中國有個觀念，就是中國應該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階段有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必須有在統(tǒng)一的政治權威下建立的官僚體制。如果你對比中國和馬克斯·韋伯列出的現(xiàn)代社會具有的特征，你會發(fā)現(xiàn)，那些特征中國基本上都符合。我們有一個官僚制度，有一個法律制度，還有家庭以及以家庭為中心的管理方式，還有一些公共的服務等等，而韋伯認為這些都是現(xiàn)代官僚統(tǒng)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最早的一個現(xiàn)代性的國家并沒有被西方學者所承認呢？韋伯自己并沒有說中國當時就是一個現(xiàn)代國家，他說中國仍然是一個集權社會，是一個傳統(tǒng)的社會，他們有很強的傳統(tǒng)。而19世紀以來的西方漢學傳統(tǒng)也不這樣認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點是西方所看的中國都是晚清的社會，當時中國的一些社會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點就是早期的這種政治的現(xiàn)代性，并沒有工業(yè)革命，所以19世紀的那些社會學家認為政治的現(xiàn)代性和經濟的現(xiàn)代性要連在一起，而中國當時并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就不認為中國有現(xiàn)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還有一個原因，我認為非常重要，對于現(xiàn)代社會來說都是如此，那就是一個國家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穩(wěn)定性，并不意味著可以一直持續(xù)下去。有時我們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進步的同時，也面臨著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個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種情況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種情況下還有用。而另外一個原因對于中國來講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這樣一個現(xiàn)象，我用很長的一個英文單詞來形容，就是重新集權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說富有的精英階層他們想使用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重新統(tǒng)治國家。所以如果我們建立了非個人化的現(xiàn)代社會，這個現(xiàn)代社會總處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況中。在中國的歷史上，這種事情是發(fā)生過的。

    在漢朝崩潰和隋朝興起統(tǒng)一國家之間的300多年，家族在國家管理中極其重要，是實際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國家并沒有回到漢朝所建立起來的官僚化理性統(tǒng)治，中國的這種政治體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紀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當然有很多原因，我以為不能認為制度的現(xiàn)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們可能出現(xiàn)倒退，從高水平的發(fā)展倒退到低水平的發(fā)展。

    總結一下，中國的經濟政治發(fā)展是有這樣的軌跡，它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建立現(xiàn)代化的政治機制，但是現(xiàn)在成了所謂的路徑依賴，意思就是在接下來的2000多年里，你還呆在那個路徑上。因為中國早期就形成了現(xiàn)代的有權力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阻止社會組織的形成，阻止其他組織能夠挑戰(zhàn)它權威的可能性。我們也可稱之為血緣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軍事力量來統(tǒng)治，這樣也可以阻止商業(yè)性資本主義的形成。

    在中國社會，雖然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商業(yè)在發(fā)展，但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們不能夠獨立，成為城邦。這和西歐完全不一樣，西歐允許這種城邦的出現(xiàn)，獨立的經濟實體，因此我們也就沒有獨立的一些政治經濟的組織。如果他們有很強的審視性，他們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歐洲有什么樣不同的圖景。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不同點，確實沒有法制的存在。為什么沒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較強的法治基本都是從宗教衍生出來的，所以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這些文明是一種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來的法治。有這樣的一種宗教的等級制度，它獨立于國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伊斯蘭教也是如此，他們是獨立于蘇丹之外的。婆羅門在印度是一個祭司的階層，而國王必須要到婆羅門那里才能被承認為國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政治力量從屬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國教，佛教常常是一種比較抗議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沒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個相當于國教的東西，從來沒有一個司法的制度讓皇帝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做，你不能像宗教機構的領導做的事情那樣。國家最初的發(fā)展是這樣，而法治也從來就沒有發(fā)展起來，也就沒有了民主的問責。

    我還要說一點，關于中國治理的特征。雖然中國沒有正式的法治，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層面上，我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tài)、儒家的道德成為了一種替代品，成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國，儒家的這樣一個官僚體制，他們制定這樣一些規(guī)則，他們聲稱這是為政治的權威所制定的一些規(guī)矩，所以雖然沒有正式的問責來限制政治權力，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非常強的傳統(tǒng)、道德的限制，來限制皇帝，來限制那些中央權力的持有者。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須要通過官僚制度來統(tǒng)治，而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來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成為了西方法治的一個替代品。

    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說問責成為了一種傳統(tǒng)，成為了一種東亞的傳統(tǒng)。而這種傳統(tǒng)都是被中國所影響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話，最重要的集權是在哪里？都是在東亞。日本在19世紀民主過程之前是如此，是軍事寡頭統(tǒng)治，朝鮮也是這樣，而原來在中國臺灣地區(qū)國民黨是一黨獨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所統(tǒng)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發(fā)展的階段，他們的政府仍然有這樣的責任，發(fā)展他們的社會。而其他，比如說非洲、中東、拉美的集權國家就沒有發(fā)展出來。

    因此這也是這種文化官僚主義的一種傳統(tǒng)。如果你要統(tǒng)治，要對被統(tǒng)治者有一定的問責性。在亞洲雖然有這種傳統(tǒng)，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區(qū)可能就沒有這種傳統(tǒng)了。所以所有東亞國家的發(fā)展順序是不一樣的，在東亞來說，你可以認為國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說韓國、日本、中國大陸的政府都是非常強勢的，有高質量的官僚機制。在非洲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在哥倫比亞時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歐洲的殖民者也沒有給非洲人帶來這種官僚制度。今天東亞很富有、非洲很貧窮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這一點，東亞有非常強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沒有。

    三

    歐洲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東亞是不一樣的，和中國是不一樣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這些不同制度出現(xiàn)的時間和順序不一樣。首先歐洲的政治制度出現(xiàn)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歐洲，是從天主教來的，一直到11世紀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統(tǒng)治的，但是11世紀末出現(xiàn)了沖突，宗教開始大分裂，天主教開始為自己的獨立而斗爭。

    我們都知道神父不允許結婚生子的，這不是因為基督教禁止他們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紀之前是可以結婚生子的，但是他們禁欲的原因就是，當時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說，天主教想成為道德機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敗的行為，如果結婚生子，就會把自己教堂的地產傳給自己的兒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話，就會出現(xiàn)大問題，結果教會就有了禁欲機制。經過和教皇進行了激烈斗爭，經過幾代人的斗爭贏得了這種權利。到中世紀，有了獨立的教會，它就是歐洲法制的來源，他們在博羅尼亞建立法學院。

    歐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緣關系，它是建立在契約關系上的。一方面是強勢的人，一方面是弱勢的人，這個關系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紀末期，歐洲的法治已經很強勢了，國家不可能隨意地將自己的政治意愿強加給人民。

    現(xiàn)代歐洲國家是在17世紀、18世紀才興起的，所以當路易十四、瑞典國王查爾斯二世，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權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國家的時候，他們反對的是法治，當時的法治阻止他們行使某方面的權力，而中國當時的皇帝就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所以德國直到19世紀末才形成統(tǒng)一的強大國家，原因就是因為法治的約束，就是因為當時神圣羅馬帝國給德國那些大公國有獨立的權力。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總結一下，在歐洲最開始出現(xiàn)的是法治，然后出現(xiàn)的是國家。

    在17世紀，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有稱為議會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語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這些國家讓國王有收稅的權力。在歐洲，這些議會很強勢，可以拒絕國王收稅的權力，可以把國王腦袋也砍下來。

    英國17世紀中期的內戰(zhàn)就是這樣的，17世紀末內戰(zhàn)的結果就是，國王同意“如果沒有政治代表權力的話，就不會收稅”，也就是說如果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就不許收稅，這種原則的前提是議會是有軍隊的，他們能夠在自己的領土上和國王斗爭，國王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須要取得一致，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和平，而不會兵戎相見。所以這就導致英國的君主立憲制。

    美國1776年的革命是英國革命100年后發(fā)生的。原則也是一樣的，沒有政治代表權力就不能收稅。因為當時美國人是給英國君主交稅的，但是他們在英國議會中卻沒有政治聲音。當時英國國王想要增加稅收，所以這些在美國的殖民者決定獨立，1776年制定了獨立宣言，英屬十三州從英國獨立出來。他們當時就是要考慮正統(tǒng)性。

    所以約翰·洛克在詩中寫到，任何一個正統(tǒng)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統(tǒng)治的人同意。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則。封建君主認為他的統(tǒng)治權力是上天傳來的，是傳統(tǒng)給他的，是傳下來的。而洛克說，唯一的正統(tǒng)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政府，也就是必須要有政治權利才會交稅。有這種正統(tǒng)性就導致了美國政府的產生。雖然有點復雜，但美國政府的一些建國原則，也是美國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則。所以在歐洲，政治發(fā)展的三個維度建立的順序，先是法制，然后是國家，再是民主問責制。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這是在社會發(fā)展方面�，F(xiàn)代化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關系來發(fā)展出一種流動性更強的個人化社會。在此就不細說，因為非常復雜。但是我想要強調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歐洲個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發(fā)生在歐洲早期歷史上，那些野蠻宗族的后代，當時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結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個世紀以內，基本上這些宗族的血緣關系就都消失了，社區(qū)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婦女可以自己經商，而不用首先請教自己的家長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國有這種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從來沒有被現(xiàn)代的個人主義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國南部、臺灣地區(qū)仍然可以見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這樣的，在很多現(xiàn)代社會，這種大的家庭氏族宗族關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國可能受到的破壞比其他地方要嚴重一些，但是就歐洲而言，在社會層面1000年前就出現(xiàn)了個人主義，它并不是工業(yè)革命所帶來的個人主義。

    四

    現(xiàn)在總結一下剛才說的，剛才談了很多歷史學和社會學�？偨Y歷史以后想談談未來，既談中國也談西方。

    我過去幾年來中國好幾次，很多人都想讓我談談“中國模式”，談對“中國模式”有什么樣的看法。我做出的一個觀察就是，在某些方面，當代中國政府和歷史的中國之間有一些傳承，很強的傳承。就像我之前說的，中國一直擅長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這種制度的國家，兩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國仍然是這樣，中國現(xiàn)在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有這種比較優(yōu)勢，那就是比某些國家集中辦大事的能力要強。事實上來講，古代中國和現(xiàn)代中國在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方面，有很強的傳承性，是一種威權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傳承，那就是對權力濫用的可能性也傳承了下來。秦朝當時只持續(xù)了16年，因為秦朝是非常嚴酷的獨裁統(tǒng)治，結果造成自己的軍隊暴動。秦朝實現(xiàn)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規(guī)模的土地改革、焚書坑儒、改變意識形態(tài)等等，這些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區(qū)都是很少見的。

    另外一個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個現(xiàn)代的權力集中的國家，但是又沒有法治和民主問責來平衡的話，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強有力的獨裁統(tǒng)治和暴君統(tǒng)治，如果條件合適的話可能就會形成這樣一種統(tǒng)治。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發(fā)生過這種事情，原型的獨裁暴君統(tǒng)治已經出現(xiàn)過了。如果你這個社會很大的話，那么最集中的問題就是，你想知道社會發(fā)生什么事情，現(xiàn)在的社會因為技術的問題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評中國，因為我下面也要談美國，美國也有很多的問題，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我后面也要批評美國政府。

    歷史的中國和現(xiàn)在的中國有什么不同呢？現(xiàn)在的中國政府很強大，法治和問責的發(fā)展程度相對較低，有一些會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會理念，我們有很高的經濟增長。對未來中國可能最麻煩的一點就是社會動員，這一點也將改變現(xiàn)代社會。在現(xiàn)代基于市場經濟的社會中，資本主義經濟中，因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經濟增長，社會也隨之變化。

    在中國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發(fā)展，龐大中產階層的興起，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有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種社會的改變會不會導致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我的觀點認為，中產階層，不管在哪個社會，他們的行為都是差不多的，當你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當你有自己財產的時候，當你與其他國家和其他與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時候，你要求會越來越高，你對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中國社會早期的那種缺乏社會動員的情況會改變�，F(xiàn)在這種改變已經在發(fā)生了，問題是這種變化會不會導致中國社會的權力平衡的變化。

    最后，我要談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會不會發(fā)生變化。毫無疑問，歐洲和美國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問題，尤其是過去幾年間我們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國，我們出現(xiàn)了巨大的金融危機，在美國過去30年出現(xiàn)了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現(xiàn)在大家都承認這是美國社會的現(xiàn)實。我們長期以來財政方面也有問題，財政赤字是無法持續(xù)的，我們現(xiàn)在最重要的問題并不是這些表面的問題，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最大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也就是說政治體制并不能夠再繼續(xù)產生這樣的共識，讓我們認識到我們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在歐洲，他們有一些比較不同的問題，是在歐盟內部出現(xiàn)的，不是在每一個成員國內部都出現(xiàn)的。德國、丹麥、瑞典都不錯，問題就在于決策者。這種決策者的機制就歐洲本身整體而言有問題，他們沒有辦法做出決策說如何解決歐元危機問題，他們越來越無法決策，問題就越來越大，基本上都要毀掉歐元作為一種貨幣的體制了。在我看來這場危機還要持續(xù)，已經傷及經濟的增長，也許還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說民粹主義的興起，精英在歐洲卻允許這些事情發(fā)生等等。

    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使我們非常不滿。他們沒有辦法采取恰當?shù)拇胧﹣泶砀笊鐓^(qū)、更多數(shù)人的利益。所以問題來了，我們沒有辦法去解決，就變得更加嚴重，就算我們暫時把它拋開，它還會回到我們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勢，在美國尤為如此。

    我們一直很驕傲地說我們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我們建立了以憲法為基礎的一種政治體制，制定了這樣的體制正是因為要讓政府不能夠專權獨大。在歷史上來看這種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決策的時候就會出現(xiàn)問題。

    在整個美國歷史上可以說很幸運，我們一直有很好的領袖，比如說像林肯，還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國家遭遇危機的時候，他們都能夠克服困難，做出集體性的努力。但是我們并不能說這就是一個有力的保障，在未來也會一如既往的像這樣解決問題。所以我們現(xiàn)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礙，讓我們無法去做出重要的決策。如果我們的體制還要繼續(xù)進行下去的話，我們要做出一些解決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結論了。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思考政治衰落的問題。我之前說過，如果有政治的發(fā)展，與此同時又有政治的衰落，我們怎么辦呢？我們看到在美國就出現(xiàn)同時既增長又衰落的情況，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議團體，有一些銀行家，有一些強有力的個人，都要使自己的權力能夠在政治體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國很多人很討厭這種做法，他們痛恨，但是無力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在歷史上來看，我們看到在中國，這樣的精英綁架國家的做法，有一個比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傳統(tǒng)，有一些強有力的統(tǒng)治良好的政府會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模式也面臨著一些危機，就是在于我們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權國家之中出現(xiàn)了一個“壞皇帝”我們怎么辦，如果有一個“好皇帝”我們可以很快地決策解決社會問題，增加社會穩(wěn)定性。

    但是問題在于，我們怎么能夠確保一直有好皇帝呢？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徹底地解決過，中國在歷史上就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所以中國作為一個社會所面臨的這些挑戰(zhàn)，我們就要看到有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就是我們政治上的衰落對于每一個人的好處，我們知道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