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防止“受牽連”，美國并沒有與盟友保持距離甚至在盟友與敵國發(fā)生沖突時不過深介入，而是在一定范圍內限制韓軍的進攻能力、控制韓軍的指揮權，并千方百計地通過重申保護韓國安全的承諾、加強同盟內部安全協(xié)商機制和增加軍事援助等方式消除韓國的“不安全感”;為防止“被拋棄”，韓國非但沒有竭力以行動取得盟友的信任，反倒屢次威脅要收回“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韓軍管轄權、單獨對朝鮮發(fā)起進攻。

    關鍵詞：同盟困境理論,困境,冷戰(zhàn)時期,美韓同盟,國際政治關系專業(yè)論文
 

    【核心提示】比照“同盟困境”理論，可以發(fā)現(xiàn)美韓兩國并沒有像斯奈德設想的那樣在“被拋棄”和“受牽連”間權衡，二者的擔憂基本上是單向的。

    1984年，美國新現(xiàn)實主義同盟理論家格倫·斯奈德在《世界政治》發(fā)表《同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一文，正式提出“同盟困境”理論。此后近三十年，該理論受到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關系史學界的廣泛關注，部分冷戰(zhàn)史研究者將其作為考察冷戰(zhàn)時期同盟內外部關系演變的概念來源和理論參照系。

    “同盟困境”理論的基本架構

    該理論的主旨如下：究竟是結盟還是不結盟，很多國家難以抉擇。結盟意味著行動自由受限制，承諾維護他國利益，不結盟又害怕被孤立，擔心友國與他國結盟;同盟并非一成不變，結盟的國家經(jīng)常擔心盟友的背叛，包括沒有依據(jù)盟約向己方提供應有的支持、解除盟約甚至與敵國結盟等(“拋棄”)。同時，同盟形成的基礎之一是針對某一敵國或敵對集團，于是同盟成員國又害怕因盟友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場與自身利益相悖的沖突(“牽連”)。為避免“被拋棄”，就必須以行動取得盟友的信任，而這樣做勢必增加“受牽連”的危險。為避免“受牽連”，就必須與盟友保持距離，甚至在盟友與敵國發(fā)生沖突時不過深介入，但這樣做又可能冒“被拋棄”的風險。如果一國為增強自身安全感而強化同盟，那就可能引起敵國敵意的上升。可如果一國為避免引起敵國加深對它的敵意而選擇弱化同盟，又可能事與愿違地縱容敵國的擴張意圖。與多極世界相比，在兩極世界里，雖然與敵國力量對比的困境依然難以擺脫，但被盟國“拋棄”的風險要小得多，同盟內部關系的困境明顯弱化。

    斯奈德的推理論證過程存在某種不足。一方面，他更多地以歐洲國家之間或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同盟關系來驗證理論模型的有效性，很少顧及冷戰(zhàn)時期美國、蘇聯(lián)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締結的雙邊或多邊同盟;另一方面，他雖或多或少地考慮到實力相差懸殊的兩國間結盟的特殊情形，但并未深入挖掘這一類型同盟關系的特質，更沒有由此反思既有理論構架的局限性。冷戰(zhàn)時期的美韓同盟關系即是揭示“同盟困境”理論缺陷的最好例證。

    美韓同盟的形成

    1953年4月初，所謂“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與中朝雙方一致同意盡快恢復停戰(zhàn)談判。一心希望“北進統(tǒng)一”的李承晚政府一面向美國發(fā)出單獨北上和把韓軍撤出“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的威脅，一面提出簽訂美韓共同安全防衛(wèi)條約的要求。然而，此時的華盛頓并不想背上包袱，因此斷然拒絕與韓國結成正式同盟。沒過多久，漢城又暗示正在考慮單方面釋放朝鮮非遣返戰(zhàn)俘，美方頓時警覺起來。華盛頓最后決定與漢城討論簽訂共同安全防衛(wèi)條約的問題。得知這一消息后，李承晚竟然宣稱美國的承諾來得太遲，韓國要繼續(xù)打下去。6月18日，正當美國準備簽訂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之際，韓軍強行釋放了約2.7萬朝鮮非遣返戰(zhàn)俘。美國不但沒有因此實施曾經(jīng)討論過的代號為“時刻準備著”的換馬計劃，反而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派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赴漢城與李承晚討論停戰(zhàn)合作事宜。最終，美國以美韓共同安全防衛(wèi)條約換取李承晚政府同意停戰(zhàn)。

    斯奈德是在討論同盟形成后所面臨的內部困境時引入“拋棄”和“牽連”概念的。事實上，就美韓同盟而言，“被拋棄”和“受牽連”的恐懼早在同盟形成前就已經(jīng)存在了，并成為二者結盟的主要動因之一。從美國的角度講，結盟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阻止所謂共產(chǎn)黨國家“侵略”韓國;另一個是獲得李承晚對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的支持，繼續(xù)掌握韓軍管轄權，以防由于韓國單獨北上而使美國受到“牽連”，再次被卷入朝鮮半島的沖突。從韓國角度講，結盟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防止美國“拋棄”韓國。然而，結盟并沒有使美韓雙方徹底擺脫“受牽連”和“被拋棄”的憂慮。

    難以解釋的美韓“同盟困境”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宮不斷呼吁東西方“和平共處”，朝鮮也相應地提出了一系列和平統(tǒng)一建議，國際緊張局勢一度緩和，但李承晚政府卻不愿意看到“和平共處”的局面。具體做法是針對負責確保停戰(zhàn)雙方遵守協(xié)定的中立國監(jiān)察委員會挑起爭端：不斷抱怨中立國監(jiān)察委員會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成員從事間諜和宣傳活動;鼓動和組織公眾舉行反對中立國監(jiān)察委員會的示威;聲稱要單方面以武力驅逐波、捷成員等。美國駐韓使館和軍方均認為李已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或許真的會采取單邊行動。在韓國的壓力下，1956年5月底6月初，“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單方面臨時停止中立國監(jiān)察小組在韓國的活動，并將中立國監(jiān)察小組余下的16位成員帶到非軍事區(qū)。

    1968年1月21日深夜，武裝人員偷襲韓國青瓦臺總統(tǒng)府，刺殺樸正熙未遂。樸正熙立即要求美國支持韓國對朝鮮予以報復，但美方表示不愿與朝鮮發(fā)生沖突。兩天后，朝鮮俘獲了美國艦只“普韋布洛”號，扣押了全體船員，美國立即向朝鮮半島大規(guī)模調兵遣將。華盛頓對兩起事件截然不同的反應令漢城對美國的“保護傘”產(chǎn)生深深的懷疑。更令樸正熙政府擔憂的是，1968年2月初，美國單獨與朝鮮在板門店舉行秘密會談，尋求解決“普韋布洛”號危機。于是，韓國不斷威脅要取消“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的韓軍管轄權、撤回赴越韓軍、對朝鮮采取報復行動，并堅決要求參與板門店秘密會談。為安撫韓國，約翰遜兩次致函樸正熙表達對韓國安全的所謂關心、為韓國增撥1億美元軍事援助、派特使賽勒斯·萬斯訪韓、同意在火奴魯魯舉行美韓高峰會談。慢慢地，韓國政要和公眾的情緒平復下來，美國得以專心與朝鮮討論“普韋布洛”號危機解決方案。

    比照“同盟困境”理論，可以發(fā)現(xiàn)美韓兩國并沒有像斯奈德設想的那樣在“被拋棄”和“受牽連”間權衡，二者的擔憂基本上是單向的：美國往往從亞洲乃至全球的視野來觀察和思考朝鮮半島問題，避免同中蘇發(fā)生不必要的軍事沖突是其主要目標之一。因此，美國總是擔心受到韓國魯莽行為或有意挑釁的“牽連”而卷入一場與自身利益關系不大甚至完全相悖的戰(zhàn)爭。但美國很少擔心被韓國“拋棄”。相反，韓國對美國的依賴較大，因此美國緩和與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重大舉措或對韓國國防事務關心程度的明顯下降都有可能使韓國產(chǎn)生“被拋棄”的憂慮。但韓國幾乎從不害怕受到美國不當行動的“牽連”。同樣，美國和韓國避免“受牽連”和“被拋棄”的策略與斯奈德的認識也不吻合：為防止“受牽連”，美國并沒有與盟友保持距離甚至在盟友與敵國發(fā)生沖突時不過深介入，而是在一定范圍內限制韓軍的進攻能力、控制韓軍的指揮權，并千方百計地通過重申保護韓國安全的承諾、加強同盟內部安全協(xié)商機制和增加軍事援助等方式消除韓國的“不安全感”;為防止“被拋棄”，韓國非但沒有竭力以行動取得盟友的信任，反倒屢次威脅要收回“聯(lián)合國軍”司令部韓軍管轄權、單獨對朝鮮發(fā)起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