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對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梁釗韜先生在1985年11月4日到1987年12月4日兩年零一個月的時間中寫給他所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格勒同志的11封信為第一手材料,通過對信件內容進行分類歸納并進行分析,管窺梁釗韜先生對于"民族考古學"學科概念的形成、民族學人類學的教材編寫以及人類學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yǎng)和學科傳承等關鍵問題的實踐與理念,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本土語境中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復建過程中所關注的焦點議題以及這些實踐與理念對當前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建設和發(fā)展的啟發(fā)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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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錄】：
一、20世紀80年代人類學學科中“民族考古學”學科概念的提出與發(fā)展
二、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復建過程中民族學人類學教材的編寫與“文化人類學教研室”的成立
三、中國人類學的博士培養(yǎng)實踐和學科傳承
    (一) 人類學博士培養(yǎng)實踐
    (二) 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傳承
四、20世紀80年代中國本土語境中民族學人類學學科復建的實踐對當前學科發(fā)展的反思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格勒博士藏學人類學研究歷程口述史(上)[J]. 格勒,梁艷.  中國藏學. 2016(S1)
[2]中國民族考古學的形成與考古學的本土化[J]. 周大鳴.  東南文化. 2001(03)
[3]中國人類學發(fā)展的困境與前景[J]. 喬健.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5(01)
[4]博士生導師梁釗韜教授[J]. 莊益群.  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02)



本文編號：3675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