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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大華：近代“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

作者： 文章來源：《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4期 點擊數(shù)： 更新時間：2014年04月18日

近代“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1]

鄭大華

 

摘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則有一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19世紀末，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口號，這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最初表達；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一詞，這對“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五四前后，李大釗提出“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這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基本形成的重要標志；到了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最終形成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當時的知識界圍繞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中華民族如何復興這兩個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推動“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

 

關鍵詞：振興中華  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之復活 中華民族復興

 

 

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則有一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19世紀末，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口號，這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最初表達；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一詞，這對“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五四前后，李大釗提出“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這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基本形成的重要標志；到了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最終形成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推動“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本文擬對近代“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作一歷史考察，[2]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一）19世紀末：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最初表達

 

“振興中華”的口號是孫中山提出來的。1894年10月，孫中山在上書李鴻章失敗后，“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于是去了他少年時代求學的地方檀香山，并于這年的 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在他起草的《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提出了“振興中華”這一具有民族復興思想內(nèi)涵的口號。

 

孫中山之所以能成為“振興中華”口號的最早提出者，首先，在于他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寫道：“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有識之士，能無扶膺”。“方今強鄰環(huán)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chǎn)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3]在《致港督卜力書》，他于揭露清政府“庸懦失政”的同時，強調(diào)“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4]孫中山的這些語言，充分表達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滿腔悲憤和強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孫中山之所以要“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從事反清革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看來，這時的清王朝已成為“洋人的朝廷”，成為外國列強奴役和掠奪中國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因而只有推翻賣國的清王朝，才能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主義的侵略與瓜分。其次，在于他有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著對中華民族未來的美好瞳景。孫中山始終堅信，中國只要善于向西方學習，就能夠?qū)崿F(xiàn)富強，不僅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強國，而且還可以“駕歐美而上之”。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他寫道：“以（中國）四百兆人民之眾，數(shù)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fā)奮為雄，無敵于天下”，盡管由于清政府的腐敗，中國面臨著被列強“瓜分豆剖”的嚴重危機，但只要“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jīng)，力為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lián)智愚為一心，合遐邇?yōu)橐坏�，群策群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5]孫中山在1904年寫給美國人民的呼吁信《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指出：“中國現(xiàn)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為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出現(xiàn)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jīng)濟活動而敞開”。[6]第二年，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他又熱情洋溢地演說道：“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今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fā)達于數(shù)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于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jù)此大舞臺，而反謂無所措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jù)，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于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7]只有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滿懷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當時中華民族正被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西方人視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說出如此熱情洋溢的語言，憧憬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才能響亮地提出“振興中華”這一具有民族復興思想內(nèi)涵的口號。

 

孫中山不僅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而且還就如何實現(xiàn)“振興中華”提出了他的主張。概而言之，第一，要“振興中華”，就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扶大廈之將傾”，爭取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他在同盟會的綱領中所提出的民族主義，就包含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內(nèi)容，他之所以要“驅(qū)逐韃虜”，推翻清王朝的統(tǒng)治，就在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經(jīng)過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共產(chǎn)國際的幫助下，他把舊三民主義發(fā)展成了新三民主義，而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則明確提出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孫中山一生充滿了挫折和失敗，但他不放棄，不動搖，屢敗屢起，越挫越勇，并能從一次次的失敗中吸取教訓，而不斷前進。所以如此，其強烈的“振興中華”的使命感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感是其巨大的推動力。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孫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奮斗、救中國”。第二、要“振興中華”，就必須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統(tǒng)治，建立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在1895年的興中會誓詞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合眾政府”的主張，初步表達出要建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后又經(jīng)過幾年的探索，到20世紀初，他明確提出了“創(chuàng)立民國”的政治綱領，并被寫進同盟會的綱領中，成為民權主義的基本內(nèi)容。為了“創(chuàng)立民國”，孫中山領導革命黨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發(fā)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并終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不僅結(jié)束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統(tǒng)治，也結(jié)束了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統(tǒng)治，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為捍衛(wèi)民主共和與袁世凱和南北軍閥進行了堅決斗爭。第三，要“振興中華”，就必須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可以說是孫中山一生夢寐以求的奮斗目標。早在1895年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的主張。這是他對中國現(xiàn)代化藍圖的最初構(gòu)想。民國初年他解除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后，自告奮勇地去當全國鐵路督辦，想在十年內(nèi)修筑二十萬里的鐵路，一百萬英里的公路和十數(shù)個如紐約之大港。幾年后在《實業(yè)計劃》一書里，他又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藍圖進行了更詳細的構(gòu)劃，提出了一整套經(jīng)濟建設方案，盡管其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而且在他生前也從來沒有付諸實踐，但畢竟包含著不少有價值的見解，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鑒的意義。

 

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雄奮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但我們在充分肯定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這一口號之意義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孫中山在這里講的“中華”，并不是我們現(xiàn)在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中華”一詞的。一是指“中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就寫道：“我們中國將國家自稱為華夏，夏為大，華為美，是大而美麗的國家的意思。中華，也稱中國”；二是指“漢族”。陶成章在同一本書中又指出：“所謂中國民族，一名漢族，自稱中華人，又稱中國人”。就是說，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才是“中國人”。章太炎也在其《中華民國解》一文中強調(diào)，華、夏、漢是同一意思，“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族，而邦國之意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8]就孫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時期，他也是在“中國”或“漢族”的意義上使用“中華”一詞的。比如，1906年孫中山在日本與黃興、章太炎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是這樣解釋同盟會“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之革命綱領的：“一、驅(qū)除韃虜：今之滿州，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后乘中國多事，長驅(qū)入關，滅我中國，據(jù)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qū)除韃虜之后，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至于具體到“振興中華”的口號，就孫中山前后的思想以及時人對“中華”的理解來看，指的應是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的“漢族”。當時的人們還沒有“中華民族”的觀念。“中華民族”一詞最早是梁啟超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因此，孫中山的“振興中華”的口號，只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最初表達，與我們現(xiàn)在講的“中華民族復興”還不能完全等同起來。

 

（二）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觀念，“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主體的確立

 

中華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識較為淡薄，借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古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而不是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這也是一些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義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戰(zhàn)爭后，日益嚴重的中華民族危機，促進了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主要標志，便是中華民族這一表示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是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之觀念的形成，它包括這一觀念的提出、確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9]

 

最早提出和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1899年，他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在評論當時有影響的世界史著作時梁啟超指出，這些論著“于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政治之異同得失……乃能言之祥盡焉”。又說：“著最近世史者，往往專敘其民族爭競變遷，政策之煩擾雜錯。”[10]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又首次使用了“中國民族”，并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tǒng)，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fā)達、自競爭、自團結(jié)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tǒng)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11]在同年發(fā)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梁啟超還率先向國人介紹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帝國主義”這兩個新名詞。他認為“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歐美的“民族主義全盛于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下半”，自法國大革命后歐洲“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沖突于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異種人壓制之下”。概而言之，先是拿破侖征服歐洲以失敗告終，后是希臘、比利時、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愛爾蘭等分別獲得自治或獨立，就是“數(shù)百年憔悴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稱雄于地球矣”。就此而言，“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義也”。因為民族主義“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對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世界各國如果都能遵守民族主義的原則，“各明其界限以及未來永劫”，那么天下也就不會有侵略和壓迫的事情發(fā)生。然而“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yōu)劣，有優(yōu)劣則有勝敗，于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民族主義發(fā)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nèi)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于是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民族帝國主義開始“萌達”。民族帝國主義在本質(zhì)上不同于十八世紀以前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以前的帝國主義“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十九世紀下半以來的帝國主義“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所以，“凡國未經(jīng)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也就像人的成長一樣，“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yōu)槊褡宓蹏髁x，則成人以后謀生建業(yè)所當有事也”。這也是“萌達”于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民族帝國主義到了二十世紀后所以會進入其“全盛”時期的重要原因。但返觀中國，民族主義“猶未胚胎”，面對歐美民族帝國主義的競爭，國人還“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這只能是以卵擊石，“不足道矣”。為此，梁啟超大聲呼吁國人迅速培養(yǎng)民族主義，以謀抵御歐美的民族帝國主義的侵略，用他的話說：“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yǎng)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12]1902年，梁啟超又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在是年發(fā)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他開篇便用詩一樣的語言對“中華”的內(nèi)涵做了說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基礎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以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13]接著，在論述戰(zhàn)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時他第一次使用了“中華民族”：“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chǎn)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14]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梁啟超對“中華民族”內(nèi)涵的認識還比較混亂，有時指的是漢民族，有時指的是中國境內(nèi)的所有民族。而在1903年《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梁啟超提出了“小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的區(qū)分，認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nèi)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nèi)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外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成一大民族。”[15]而這一大民族，也就是包括漢、滿、蒙、回、藏在內(nèi)的“中華民族”。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又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考察了先秦時除華夏族之外的“苗蠻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百粵族”和“百濮族”等中國的其他8個民族，以及它們最后大多都融進華夏族的史實，并得出結(jié)論：“前所論列之八族，皆組成中國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當邃古之時，或本為土著，或自他地遷徙而來，今不可考。要之，自有史以來即居于中國者也。而中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華民族，無復有異點痕跡之可尋，謂舍諸族外更無復華族可也”。所以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16]最早提出“中華民族”的觀念，并認為“中華民族”自始便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這是梁啟超對“中華民族”這一觀念的重大貢獻。

 

繼梁啟超之后，楊度在1907年發(fā)表的《金鐵主義說》一文中不僅多次使用“中華民族”，并且還比較清楚地說明了“中華”作為民族名稱的由來和特征：“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民族，其實漢為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shù)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別于地域，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于文化，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17]和梁啟超一樣，楊度也特別強調(diào)歷史上那些接受了中華文化而非華夏血統(tǒng)的民族實際上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在《金鐵主義說》中寫道，“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tǒng)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wèi)，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后經(jīng)數(shù)千年混雜數(shù)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tǒng)言，可決知也. 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于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己含定義于其中。與西人學說擬之，實采合于文化說，而背于血統(tǒng)說。華為花之原字，以花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tài)血統(tǒng)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們相信，隨著各民族之間融合的加強，不久的將來，“不僅國中久已無滿、漢對待之名，亦已無蒙、回、藏之名詞，但見數(shù)千年混合萬種之中華民族，至彼時而更加偉大，益加發(fā)達而已矣”。[18]就梁啟超尤其是楊度對“中華民族”的論述來看，他們不僅認識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經(jīng)初步具有了“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共同稱謂的思想。

 

 由梁啟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中華民族”這一表示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是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之觀念，經(jīng)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到了民國初年，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終得到了確立和形成。[19]這對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如前所述，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口號中的“中華”，指的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的“漢族”。而到了民國初年，尤其是五四前后，由于“中華民族”這一表示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是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之觀念的廣泛使用，人們開始把“中華民族”作為“民族振興”或“民族復興”的主體，實現(xiàn)民族振興或民族復興，不是漢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幾個民族的振興或復興，而是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華民族”的振興或復興。于是有了李大釗的“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的提出。

 

（三）五四前后：李大釗提出“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基本形成

 

1916年5月，年僅27歲的李大釗結(jié)束了在日本兩年多的留學生活，回到上海，參于《晨鐘報》的籌辦和編輯工作。這年8月15日，《晨鐘報》創(chuàng)刊，李大釗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晨鐘>之使命》一文，提出了“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他在該文中開篇明義便指出：“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個人有個人之青春，國家有國家之青春。今者，白發(fā)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中國正處于一個“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的新舊交替的重要變革時期。

 

在這里，李大釗把整個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存亡設置在一個整體的發(fā)展過程中，將現(xiàn)今中國的衰敗看作白發(fā)之中華，在這個基礎上又孕育著青春之中華，青春之中華是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既然中華未亡，中華民族定當努力為之，“發(fā)憤為雄”，而不是斤斤計較于外人言論，忌諱“衰老”、“頹亡”等字眼。因為，作為一個擁有幾千年發(fā)展歷史的民族，能夠“巍然獨存，往古來今，罕有其匹”，實有她獨特的存在價值。“吾人須知吾之國家若民族，所以揚其光華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陳腐中華之不死，而在新榮中華之再生；青年所以貢其精神于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fā)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冻跨姟匪孕谔ピ星啻褐腥A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戀奄奄就木之中華，而在歡迎呱呱墜地之中華。”因為，“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也。”為此，李大釗發(fā)出了“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fā)新中華青春中應發(fā)之曙光……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起，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的呼喚。他還以德意志帝國的統(tǒng)一和復興為例，認為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夠從分裂中走向統(tǒng)一，從沉淪中走向復興，求其因果，“非俾斯麥、特賴克、白倫哈的之成績”，而應歸功于致力于國家再造、民族復興的德意志青年。因此，“神州之域，還其豐壤，復其膏腴”，皆在于培育“菁菁茁茁之青年”，“開敷青春中華”。李大釗還認為，歐戰(zhàn)的爆發(fā)及其進程說明，“今后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也。而是等舊民族之復活，非其民族中老輩之責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他希望“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以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為唯一使命”。[20]

 

《<晨鐘>之使命》發(fā)表后不久（9月1日），李大釗又在《新青年》第2卷第1號上發(fā)表了《青春》一文，繼續(xù)闡述他的“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他指出：“人類之成一民族一國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吾之民族若國家者，果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國家歟？抑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歟？茍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焉，吾輩青年之謀所以致之回春為之再造者，又應以何等信力與愿力從事，而克以著效。此則系乎青年之自覺何如耳！”青年是“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外國人動輒就說中國“是老大之邦”，中華民族是“瀕滅之民族”，中華國家是“待亡之國家”，中國之所以會成為“老大之邦”，中華民族之所以會成為“瀕滅之民族”，中華國家之所以會成為“待亡之國家”，原因就在于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民族之精英，澌滅盡矣”，國民都成了白首老者，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而欲不亡，庸可得乎？”結(jié)論當然是否定的。“然而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不唯中國，就整個人類來看，“今后人類之問題，民族之問題，非茍生殘存之問題，乃復活更生、回春再造之問題也。”[21]

 

李大釗在《<晨鐘>之使命》和《青春》中以“青春中華”來喻意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以“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來激勵青年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并在文中使用了“中華之再生”、“民族之復活”等具有民族復興之思想涵義的詞匯，這些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

 

繼《<晨鐘>之使命》和《青春》后，1917年2月19日，李大釗又在《甲寅》日刊上發(fā)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在“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的基礎上，提出了“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他的“新中華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日本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提出來的。他認為不講“大亞細亞主義”則罷，而要講“大亞細亞主義”，則“舍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斷無成功之理。因為“以吾中華之大，幾于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有血緣，其文明莫不以吾中華為鼻祖。”而具有悠久歷史、“積亞洲由來之數(shù)多民族冶融而成”的中華民族，在“高遠博大”之民族精神的鑄筑下，早已“畛域不分，血統(tǒng)全泯”，凡籍隸于中華民國的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因此，今后民國的政教典刑，應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為宗旨，統(tǒng)一民族思想，這也就是所謂的“新中華民族主義”。只有當“新中華民族主義”能發(fā)揚于東方的時候，“大亞細亞主義始能光耀于世界”。為此，他呼吁“新中華民族之少年”，要肩負起“民族興亡”的大任，致力于“新中華民族主義”的勃興。李大釗不僅第一次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而且闡述了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大亞細亞主義”之間的關系”。[22]在不久后（4月18日）發(fā)表的《大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李大釗進一步強調(diào)指出：“茍無中國即無亞細亞，吾中國人茍不能自立，即亞細亞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國焉，悍然自居為亞細亞之主人翁，亦終必為歐美列強集矢之的，而召殄滅之禍。”因此，不言“大亞細亞主義者”便罷，而要言“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23]

 

就字義而言，“復活”雖然完全不能等同于“復興”，但具有很強的“復興”意義。李大釗提出的“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第一次將“中華民族”與“復活”或“復興”聯(lián)系了起來，明確了“復活”或“復興”的主體是“中華民族”。這是自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以來，對“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貢獻。“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的提出，標志著“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基本形成。

 

這里尤須指出的是，李大釗不僅提出了“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而且還論述了如何實現(xiàn)“中華民族之復活”的問題。在1919年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把實現(xiàn)“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青年身上，這也就是他寫《<晨鐘>之使命》和《青春》等文章的重要原因。1919年李大釗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把實現(xiàn)“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chǎn)黨的身上，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便是李大釗對實現(xiàn)“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道路選擇。

 

（四）“九一八”后：“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最終形成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

 

雖然早在清末民初，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即已孕育、萌發(fā)和發(fā)展，從孫中山的“振興中華”的口號，到梁啟超的“中華民族”觀念，再到李大釗的“中華民族之復活”思想，實際上都包含有中華民族復興的思想內(nèi)容，“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也在一步一步的形成之中，但“民族復興”這一觀念的最終形成和明確提出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則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1932年5月于北平創(chuàng)刊的《再生》雜志，即明確宣布以“民族復興”作為辦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民族復興方案供社會討論，其“創(chuàng)辦啟事”寫道：“我中華民族國家經(jīng)內(nèi)憂外患已瀕臨絕地，惟在此繼續(xù)之際未嘗不潛伏有復生之潮流與運動。本雜志愿代表之精神，以具體方案，謀真正建設，指出新途徑，與國人共商榷，因定其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茲擬一方面根據(jù)歷史之教訓，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為惟循此途可致中華民族于復生”。括號里的英文，直譯出來就是“民族復興”。圍繞“中華民族復興”這一主題,《再生》先后發(fā)表了《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民族復興運動》、《民族觀點上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和《中華新民族性之養(yǎng)成》等一大批宣傳“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探討如何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論文。當時明確以“民族復興”為辦創(chuàng)宗旨的刊物，還有創(chuàng)刊于天津的《評論周報》和創(chuàng)刊于上�！稄团d月刊》等。除這些以“民族復興”為辦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許多未標明以“民族復興”為辦刊宗旨的報刊也都大量的刊登過相關文章，有的還發(fā)表“社論”（如天津《大公報》1934年5月15日“社評”《民族復興之精神基礎》），開辟專欄（如《東方雜志》31卷第18號就開辟過“民族復興專欄”，發(fā)表趙正平的《短期間內(nèi)中華民族復興之可能性》、潘光旦的《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吳澤霖的《民族復興的幾個條件》等文章），就“中華民族復興問題”進行討論，一些以探討中華民族復興為主要內(nèi)容的書籍也相繼出版，如張君勱的《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吳庚恕的《中國民族復興的政策與實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王之平的《民族復興之關鍵》等。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復興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曾寫道：“中國今日，內(nèi)則政治窳敗，財盡民窮；外則國防空虛，喪師失地；國勢岌岌，危如壘卵。憂時之士，深慮神明華胄，將陷于萬劫不復；于是大聲疾呼，曰‘復興’！‘復興’！絞腦瀝血，各本其所學，發(fā)抒復興國族之偉論”。[24]

 

“中華民族復興”這一觀念之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后最終形成和被明確提出并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其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變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激化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契機。這正如張君勱等人在《我們要說的話》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這個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兩條路，其一是真正的復興，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殘暴侵略使中華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之中，但“危機”也就意味著“轉(zhuǎn)機”，“這個轉(zhuǎn)機不是別的：就是中華民族或則從此陷入永劫不復的深淵，或則從此抬頭而能漸漸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國之林”；“所謂轉(zhuǎn)機的關鍵就在以敵人的大炮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老態(tài)轟去，使我們頓時恢復了少年時代的心情。這便是民族的返老還童”。[25]黃郛在為《復興月刊》所寫的發(fā)刊詞中也指出：“中國今日，內(nèi)憂外患，困難重重，物質(zhì)精神，俱形枯稿，實離總崩潰之時期已在不遠。試問吾四萬萬人同立在此‘不淪亡即復興’之分水嶺上，究竟將何以自處？吾敢斷言，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全中國無一人甘淪為亡國之民”。所以，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復興”。而《復興月刊》的宗旨，就是要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尋找一條道路。[26]傅斯年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稱“‘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zhuǎn)關”，它與“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革命”一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而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受害者，“假如中國人不是豬狗一流的品質(zhì)，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子國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于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著悲觀，且中國民族之復興正系于此”。[27]鄒文海在文中也寫道：“感謝日本飛來的炸彈，因為它無形中啟發(fā)了我們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壓迫，引起了國人自尊的心理，對外的抵抗，破除了向來自私的習慣。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從此以后，要在一致勢力之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8]

 

隨著中華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知識界圍繞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中華民族如何復興這兩個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對于第一個問題，參加討論的人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趙正平在《短期間內(nèi)中華民族復興之可能性》一文中提出，雖然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存在著一些毛病，但它決不是“八十年來民族中衰”之主要“因素”，因此，只要我們處置適當，運用得宜，“舉國才智，一致為民族復興努力，則不出十年，國運勃興，將沛然莫御”。[29]針對少數(shù)人對民族能否復興的懷疑，吳其昌再三強調(diào)，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為’‘不為’”的問題，只要我們埋頭苦干，努力地“去做復興的工作”，中華民族就沒有不復興的道理。[30]潘光旦要人們相信：中華民族并沒有衰老，還是一個青年，只是有些發(fā)育不全，元氣上受了些損傷，如果能將損傷的元氣恢復起來，“那么，前途便可以大有作為”。[31]梁漱溟從個體生命與集體生命之異同立論，肯定中華民族能夠?qū)崿F(xiàn)復興。他承認，由于文化早熟，中華民族已經(jīng)衰老，但衰老并不等于死亡，相反有返老還童、實現(xiàn)復興，“開第二度的文化燦爛之花”的可能。[32]與梁漱溟不同，張君勱主要從民族主義思想的發(fā)達與否著眼，說明了中華民族存在著復興的可能性。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既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向來淡薄的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一大轉(zhuǎn)機，使之成為可能。[33]為了說明中華民族能夠?qū)崿F(xiàn)復興，一些學者還分別考察了美國、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家歷史上的復興運動，[34]并得出結(jié)論：既然歷史上的美國、土耳其、俄羅斯能夠?qū)崿F(xiàn)復興，今天的中華民族為什么就不能實現(xiàn)復興呢！

 

對于第二個問題，盡管因知識結(jié)構(gòu)、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長的專業(yè)不同，人們的認識千差萬別，但他們都認為，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就必須發(fā)奮圖強，增強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吳澤霖在《民族復興的幾個條件》一文中認為，民族能否復興取決三個基本條件：一是物質(zhì)環(huán)境是否豐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滿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較為適當?shù)姆敝�，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適應和對付當代的嚴重問題。就中國的情況來看，這三方面都困難很大，因此，我們應團結(jié)一心，“對癥下藥”，進行改革，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徹底做下去”，直到中華民族復興實現(xiàn)為止。[35]賴希如指出，要實現(xiàn)民族復興，就應對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弱點”進行改造。在他看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弱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觀察：第一，是從活動力及發(fā)展力方面觀察。中國的民族風尚，向來尊崇道德，而蔑視才藝，以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為極則。“此種崇尚寧靜無為，茍安天命之結(jié)果，于不知不覺中，遂逐漸養(yǎng)成安閑自適之民族墮性，而聽天由命之宿命論，亦則是而深入人民之意識中”。第二，是從組織力及經(jīng)營力方面觀察。中華民族向來崇尚那種無拘無束之飛鳥式的自由，“缺乏秩序之觀念，復無紀律之規(guī)范”，西方人視中國人為一盤散沙。“人民本身之組織如是，其他對于事業(yè)之經(jīng)營，亦正同出一理”，中國人不擅于經(jīng)濟上的經(jīng)營和競爭。第三，是從吸收力及理解力方面觀察。在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有兩種消極元素，“一為唯我獨尊，蔑視一切之‘排他性’；一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保守性’，所以中國不善于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對外來文化往往不求甚解，“厭于討論求詳”。第四，從倫理道德之消極傾向方面觀察。中國的倫理道德，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就消極一面而言，比如“自私自利”，“人人但知有家庭，而不知有所謂社會；知有家族，而不知有所謂民族；家雖齊，而國不治”。第五，從務虛名而輕實際方面觀察。中國人比較尚虛名，重形式，愛好體面，比如“吾國社會婚壽喪祭之禮儀，其形式之繁重，殆為世界各國之所無”。[36]天津《大公報》的一篇名為《民族復興之精神基礎》的“社評”強調(diào)：“重喚起中國民族固有之精神，以秦漢以上諸先哲之智慧品性能力精神為范”，這是“實現(xiàn)民族復興之必要的原則”。[37]鄭宏述認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兩大敵人，“要使民族復興，希望民族向前邁進，無論如何需要打倒這兩重巨大障礙”。[38]而作為清華大學優(yōu)生學教授，潘光旦在《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一文中寫道：和個人或家族一樣，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也離不開“生物的遺傳、地理的環(huán)境、歷史的文化”這三個因素，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遺傳最為基本，其次是環(huán)境，再其次是文化。既然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與這三個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那么，只有這三個影響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中華民族復興的可能性才會變?yōu)楝F(xiàn)實性。[39]

 

九一八事變后，圍繞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如何復興的有關問題，知識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對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的傳播有它的積極意義。（該文刊發(fā)于《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4期）

 

注釋：

[1]本文是作者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特別委托課題“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研究” (編號：13@zH018)和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年創(chuàng)新工程重大招標課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 近年來，尤其是自去年黨的十八大以來，學術界研究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或思潮的文章不斷增多，但涉及“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文章僅只有黃興濤、王峰發(fā)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上的《民國時期“中華民族復興”觀念之歷史考察》一文，而且該文是從“九一八”事變之后談起的，主要談的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內(nèi)涵，并沒有涉及到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復興”觀念的形成問題。

 

[3]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頁。

 

[4]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頁。

 

[5]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1—22頁。

 

[6]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頁。

 

[7]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283頁。

 

[8]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

 

[9] 鄭大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10] 梁啟超：《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4、96頁。

 

[11]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第11—12頁。

 

[12]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第19—22頁。

 

[13]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14]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第21頁。

 

[15]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5-76頁。

 

[16]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飲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第4頁。

 

[17]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頁。

 

[18]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頁。

 

[19] 鄭大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0] 李大釗：《<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造》，《晨鐘》創(chuàng)刊號，1916年8月15日。

 

[21] 李大釗：《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22] 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23]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 《甲寅》(日刊)，1917年4月18日

 

[24] 吳  釗：《復興之基點》，《復興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25]《我們要說的話》（該文署名“記者”，實為張君勱、張東蓀、胡石青共同撰寫），《再生》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

 

[26] 黃郛《發(fā)刊詞》，《復興月刊》第1卷第1期。

 

[27]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獨立評論》第18號，1932年9月18日。

 

[28] 鄒文海：《選舉與代表制》，《再生》第2卷第9期，1934年6月1日。

 

[29] 趙正平：《短期間內(nèi)中華族復興之可能性》，《東方雜志》第31卷第18號，1934年9月16日，第92頁。

 

[30] 吳其昌：《民族復興的自信力》，《國聞周報》第13卷第39期，1936年10月5日，第7頁。

 

[31] 潘光旦：《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東方雜志》第31卷，第18號。

 

[32] 梁漱溟：《精神陶煉要旨》，《梁漱溟全集》第5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506頁。

 

[33] 張君勱：《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卷下）北京，再生社1935年版，第68—70頁。

 

[34] 如甘豫立的《土耳其之復興》（《復興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1日），王望桐的《美國復興運動之檢討》（《復興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1日）等。

 

[35] 吳澤霖：《民族復興的幾個條件》，《東方雜志》第31卷第18號，1934年9月16日，第94頁。

 

[36] 賴希如：《中華民族性弱點之改造論》，《建國月刊》第13卷第5期，1935年11月10日，轉(zhuǎn)引自鄭師渠 史革新主編《近代中國民族精神研究讀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4頁。

 

[37] 《民族復興之精神基礎》，天津《大公報》1934年5月15日“社評”。

 

[38] 鄭宏述：《文藝之民族復興的使命》，《復興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2月16日，第21頁。

 

[39] 潘光旦：《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東方雜志》第31卷第18號，1934年9月16日，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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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近代“中華民族復興”之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24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