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認同血統(tǒng)_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評
發(fā)布時間：2016-10-27 12:09
本文關鍵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比較，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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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娥
內(nèi)容摘要：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內(nèi)容之一，學者們?yōu)榇诉M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文章通過對目前國內(nèi)外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系統(tǒng)梳理，指出通過引入身份認同理論，把群體或個體的意識和行為同文化和社會結構因素聯(lián)系起來，從綜合性、歷時性的動態(tài)視角來研究民族問題，并由此總結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變遷的規(guī)律或機理，將會更好地服務于現(xiàn)實社會。關鍵詞：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身份認同；社會秩序
作者簡介：袁娥，女，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社會中的人參與了不同群體形式的建構，扮演著多個角色，由此形成了一個個角色集。社會成員因隸屬于不同群體而擁有多重身份，由此決定了其歸屬感和認同感的不同。傳統(tǒng)國家中，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以至于政治機構中的成員并不進行現(xiàn)代意義上的“統(tǒng)治”；而民族－國家時代，“其內(nèi)部的行政調(diào)節(jié)仰賴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監(jiān)控并具有國際特性的條件”，① 民族國家建構后的社會成員所擔任的角色集較之傳統(tǒng)社會亦發(fā)生著變化。作為某個民族的成員和某個國家的公民，是人們在群體里擔任的角色集中較為重要的兩種身份，由此引發(fā)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亦成為學界熱議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民族與國家之間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和社會秩序緊密相關，可以說，作為自變量的認同是秩序存在和維持這個因變量的核心決定因素。認同不僅是心理層面的，同時也是行為層面的，加強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把兩者的沖突保持在“秩序”范圍之內(nèi)使得社會和諧，這是有人文關懷之情的學者長期聚焦的重要問題。人們說“少數(shù)群體愛找國家的事”，但是在每一個愛找事的少數(shù)群體背后，都更可能有一個在向少數(shù)群體施壓的國家。② 這就強調(diào)了民族與國家之間需要協(xié)商調(diào)適才能和諧共生的重要性。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民族分離的權利，如果不學會調(diào)適民族文化差異，分離就會隨時威脅國家。一旦少數(shù)民族認為他們的利益無法在現(xiàn)存國家中得到安排，他們就會考慮分離。③
一、采借初探：多維視野下對民族認同研究的聚焦
“認同”作為社會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語名詞“identity”及其蘊含動態(tài)含義的衍生詞匯“identification”翻譯而來，因此，同時具備“認同感”與“認同行為”之義。“認同”問題原本是一個傳統(tǒng)的哲學與邏輯問題，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移植到心理學領域，并把其表述為個體與他人、群體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④“認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論認識到的一人與另一人有情感聯(lián)系的最早的表現(xiàn)形式”。⑤ 后來，埃里克森（E. H. Erikson）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認同”實際上是關于“我是誰”這一問題或明確或隱晦的回答。因此把“認同”放在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中來考察，指出“認同”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形成的一種自我認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獨特的、與他人不同的特征。在埃里克森的認同理論中，認同不僅僅是個體的，而且是群體的、社會的。認同就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與他人或其他對象聯(lián)結為一體的心理過程，是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的交往中所發(fā)現(xiàn)的差異、特征及其歸屬感。⑥ 隨著認同研究的深入，“認同”概念開始走出單一的心理學研究視角，進入到廣泛的人文和社科領域，成為當代學術界的一大流行詞匯，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國家這類社會群體，國內(nèi)外學者對之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興趣。從民族認同的概念開始，學界就展開了豐富的討論，由此衍生出對民族認同的發(fā)展階段、層次、要素、對文化適應和社會穩(wěn)定的影響等問題的系統(tǒng)研究。
卡拉（J. Carla）和雷格奈德（J. Reginald）把民族認同界定為個體對本民族的信念、態(tài)度，以及對其民族身份的承認，并認為群體的認同包括群體認識、群體態(tài)度、群體行為和群體歸屬感四個基本要素。⑦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內(nèi)各種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的有關族群與族群認同的研究論文很多。國內(nèi)學者在借用“族群”概念的同時，也試圖對其重新定義和解釋，以適應中國的國情。王希恩把民族認同界定為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⑧ 莊錫昌進一步劃分了民族認同的類型，認為廣義的民族認同是指對某一主權民族國家的認同，即國家認同；狹義的民族認同是指一國內(nèi)的各個民族對各自民族文化的認同，即族群認同。⑨ 鄭曉云認為，民族認同就是一個民族中的人們對于自己所屬民族的一種歸屬意識，即對“我”自己屬于哪個民族的看法。⑩ 王亞鵬在卡拉所提民族認同定義和基本要素的基礎上，認為群體態(tài)度是民族認同要素中最為關鍵的，而群體認同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在民族認同上有積極的民族認同和消極的民族認同之分。前者是指成員以身為本民族的一員感到自豪，對于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習俗充滿了優(yōu)越感，行為上努力維護本民族的利益。積極的民族認同不僅使民族成員具有強烈的內(nèi)聚性，同時也會對外群體成員表現(xiàn)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這種認同模式在強勢民族中表現(xiàn)得比較突出。相反，具有消極民族認同的成員以一種悲觀甚至是自卑的心態(tài)看待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習俗，以自己隸屬本民族的一員感到恥辱，因而產(chǎn)生了一種認同的污名感（stigma）。這種消極的民族認同運作的結果表現(xiàn)在行為上就是部分民族成員不愿意暴露其民族身份。(11)
國外對族群認同的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后，學者們多把目光集中在認同模式的劃分及族群關系上。這一領域的研究一直是針對美國有色人種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獲得積極的民族認同，從而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而進行的。最初，研究者往往只對少數(shù)族群，且多以美國黑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對移民、難民、留學生和其他弱勢群體的認同研究情有獨鐘，其研究領域主要包含對少數(shù)民族族群的自我認同及跨文化族群認同研究。伴隨著對弱勢族群認同研究的熱潮，西方研究者提出了許多族群認同研究的模式來解釋特定族群的認同發(fā)展狀態(tài)。菲尼（J. Phinnery）發(fā)展了埃里克森的認同發(fā)展理論，提出個體的族群認同主要經(jīng)歷了彌散性階段、排斥性階段、延遲階段和整合階段。(12) 70年代格羅斯（Feliks Gross）提出了一個黑人族群認同發(fā)展的五階段模型，即前遭遇階段、遭遇階段、浸入和浮現(xiàn)階段、內(nèi)化階段、承諾與信仰階段。(13) 這一模型勾畫出了黑人青少年認同發(fā)展的方向——最初表現(xiàn)出對白人的過分認同，貶低自己的文化，而這種認同是極不健康的，直至發(fā)展到認同于自己的黑人群體，走向健康的認同。1996年赫爾姆斯（J. E. Helms）提出了白人民族認同發(fā)展模型后，又于同年提出了更具有包容性的適合于所有有色人種的民族認同發(fā)展模型。(14) 這一認同發(fā)展模式的發(fā)展過程由以下發(fā)展的因素組成，分別是一致性（Conformity）、不協(xié)調(diào)（Dissonance）、浸入-浮現(xiàn)（Immersion-Emersion）、內(nèi)化（Internalization）及整合意識（Integrative Awareness）。赫爾姆斯認為，認同是一個包含著復雜的認知、情感因素的圖式，從圖式可以測定出認同的不同維度和發(fā)展水平。
除了對認同模式的劃分進行研究外，國外部分學者傾向于從族群邊界及邊界維持的角度來解釋族群現(xiàn)象。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首次提出從族群結構差異及由此產(chǎn)生的族群邊界來解釋族群現(xiàn)象。他認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員自我認定和建構的范疇，族群存在于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系之中，其形成和維持的主要因素是其社會邊界，而社會邊界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構性的。(15) 此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泰勒（Charles Taylor）、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人的研究則更多地關注全球化與現(xiàn)代性對個體或群體認同的意義，并指出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文化產(chǎn)業(yè)化的迅猛發(fā)展致使人們身份日益模糊化。(16) 與此同時，國內(nèi)關于族群認同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相關專著。(17) 張劍峰指出，族群認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礎，經(jīng)由心性結構和社會現(xiàn)實，即心理認同和文化實踐認同決定的行為邊界才是理解當前中國少數(shù)族群認同的有效途徑。(18) 納日碧力戈認為族群各有自己獨特的行為結構和認知結構。(19) 周大鳴對族群、族群理論與族群關系進行了系統(tǒng)描述，并指出“族群認同總是通過一些文化要素表現(xiàn)出來，文化是維持族群邊界的基礎”。(20) 栗志剛則進一步強調(diào)文化在民族認同中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基石。(21)
關于民族認同的發(fā)展階段和特點，研究者未取得一致的觀點，但都認為青少年時期不僅是人的社會化過程中較為重要的階段，也是民族認同發(fā)展的最重要階段。按照埃里克森的觀點，認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時期個體不斷探索和承諾的結果。國內(nèi)一些學者對藏族、維吾爾族等民族的民族認同現(xiàn)狀進行了探索性量化研究，如萬明鋼、張慶林等。(22) 一些學者通過對藏族大學生的研究發(fā)現(xiàn)，漢族朋友的數(shù)量、父母民族身份、學習漢語的時間與其民族認同息息相關。不少研究者都認為民族認同對文化適應、社會穩(wěn)定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23) 高永久認為，積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認同意識往往與國家認同結合在一起，能夠?qū)γ褡迳鐣�(wěn)定、協(xié)調(diào)和有序起到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它表現(xiàn)出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對本民族及祖國的強烈情感，二是對國家政策、法律、法規(guī)的公正的強烈需求，三是對本民族自身利益的關切。(24)
關于民族認同，存在著原生論和工具論兩種相對立的理論。原生論強調(diào)認同中那種相對穩(wěn)定、依靠傳承而延續(xù)的維持認同的因素，這些因素不會隨著社會境遇的變化而變化。原生論認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于先賦、原生的情感，而這種情感是個體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造就的，即族群文化儒化的結果。(25) 工具論則強調(diào)認同的場景性、不穩(wěn)定性和成員的理性選擇，在認同的構建過程中，利益是個人和群體選擇認同的指南針。事實上，認同意識的強弱，既源自原生性的因素，也受到現(xiàn)實條件和利益等因素的影響，是原生性因素與工具性因素的相互博弈。在不同時期，人們認同意識的側(cè)重點是不同的。
因此“原生論”和“工具論”的二元預設，使得任一理論都無力單獨對族群認同的形成和發(fā)展變化作出合理的解釋。正如王明珂先生指出：“將族群視作由家庭、家族發(fā)展而來的親屬體系的延伸，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由來。在另一方面，以血緣或假血緣關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維持、延續(xù)與發(fā)展都需借著集體記憶與結構性失憶，來重組過去以適應變遷，由此我們可以解釋族群的現(xiàn)實性或工具性。族群認同便在這兩種力量間形成與變遷。”(26)
我國學者在對西方族群理論思考的同時，將族群理論運用到實踐中，注重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推動了族群理論的發(fā)展。祁進玉認為，王明珂在其研究中引進族群認同理論，分析特定情景中族群間的資源競爭與配置，“中心”和“邊緣”的形成與變遷現(xiàn)象。(27) 另外，從一個全新的學術視角——歷史記憶與族群邊緣形成來解讀“中國人”認同的本質(zhì)，并且探討了當代漢、羌、藏之間的族群關系。(28) 同時，學者們在研究中不斷擴大研究對象，由傳統(tǒng)的研究少數(shù)民族取向到同時注重對漢族的重新思考。黃淑娉重點探討了漢族三民系（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的文化特點，(29) 徐杰舜從歷史人類學視角描述了華南族群漢民族的認同。(30)
長期以來，盡管前輩學者在民族認同研究領域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族群認同研究的面仍不夠廣，來自田野調(diào)查的個案研究還不夠多，難以形成基于實證調(diào)查材料之上的理論體系。我國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為學界對民族認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所以族群問題的研究亟待深入，族群理論本土化有待加強。有關民族認同的界定存在兩種指向，一是指人們以某一國族作為歸屬對象的認同；二是指中國各民族成員對于本族身份的認同，以及其他國家類似族體單位的成員對于本族身份的認同。近年來，國內(nèi)學者將第二種含義上的“民族認同”研究冠以“族群認同”之名，欲與來自英語學界的概念“ethnic group”相對應，因此“民族認同”在許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認同”的面貌出現(xiàn)。然而，當前不少學者在其研究中把許多社會群體都稱之為“族群”，由此引發(fā)了族群主義的“認同喧囂”。(31) 鑒于“族群”概念內(nèi)涵外延的廣泛性、不確定性與流動性，政府實務界仍使用“民族”稱謂來制定政策和處理問題，但在英文翻譯中又較為慎重，某種程度上反映和適應了當今社會發(fā)展的需求。(32)
二、哲思關懷：國家認同與社會秩序的生成
“國家認同”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學是在所謂的行為科學革命時期，而且是與處理政治發(fā)展、整合以及與國際關系等議題有關。(33) 特別是隨著蘇聯(lián)劇變、東歐解體，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彰顯。國家認同與社會秩序的生成密切相連，國家認同的水平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wěn)定，而公民的國家認同根植于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誠如高丙中指出：“個人、社會和國家是共生的，個人在社會中，在國家中；社會在個人中，在國家中；國家在個人中，在社會中。”(34)
長期以來，學者們致力于國家認同的思考，深表對社會穩(wěn)定的關切之情。雖然西方學者對國家認同的研究起步較早，但研究多從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的角度出發(fā)，并與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使國家認同從誕生之初就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國內(nèi)學者對國家認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論探討為主，從國家認同的概念、內(nèi)涵，直至國家認同感的培養(yǎng)等方面皆有涉及，并給出了不同的看法。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即國民認同。(35) 國家認同是公民認同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政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效忠于民族國家，而民族國家則擔負著保護其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權利的使命。(36) 國家認同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是維系一國存在和發(fā)展的重要紐帶。國家認同實質(zhì)上是一個民族自覺歸屬于國家，形成捍衛(wèi)國家主權和民族（國族）利益的主體意識。人們只有確認了自己的國民身份，了解自己與國家存在的密切聯(lián)系，將自我歸屬于國家，才會關心國家利益，在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時愿意挺身而出，在國家文化受到歧視時個人的感情會受到傷害，才會對國家的發(fā)展自愿地負起責任。(37)
盡管學者從不同的研究取向來界定國家認同概念，但只有少數(shù)學者從心理學角度給予精確定義。佐斌總結了國外關于國家認同感的心理學研究，認為國家認同感是人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份的知悉和接受，是一個包括許多成分的復雜心理結構系統(tǒng)，這些成分可以相對被區(qū)分為知識和觀念亞系統(tǒng)、情感與評價亞系統(tǒng)。作為認知成分的前者包括了人們對自己國家和人群的知識和相關看法；后者作為情感成分，涉及人們對于自己國家和人群的情感、情緒和評價等方面。(38) 此外，陳晶等對我國青少年國家認同感的發(fā)展進行了探索和實證研究。(39)
隨著族群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開始關注學術意義的族群研究與政治意義的國家認同的結合點，轉(zhuǎn)而對族群的國家認同進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40) 近年來對新疆地區(qū)的研究亦成為國內(nèi)學者關注的重點，主要研究對象集中在維吾爾族學生群體。(41) 何峰通過問卷調(diào)查，對新疆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國家認同現(xiàn)狀進行了分析，探索提高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國家認同教育的有效途徑與方法，豐富了國家認同研究的實證性。(42) 李崇林則從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入手，分析了在新疆影響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并為和諧新疆的構建獻計獻策。(43)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國際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引發(fā)了不少學者從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角度對跨境（國/界）民族的關注�？梢哉f，跨境民族問題的核心是國家認同問題，郝時遠強調(diào)：“中國陸路邊疆與周邊國家之間普遍存在跨國民族現(xiàn)象的現(xiàn)實，而當前打著‘同一民族’、‘同一宗教’旗號的‘三種勢力’及其滲透性影響，在中國邊疆地區(qū)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應，因此應加強跨界民族的研究。”(44)
馬曼麗等人完成的《西北跨國民族叢書》展開了對西北跨國民族的系統(tǒng)研究，其中《跨國民族理論問題綜論》對相關理論進行了梳理與分析，并側(cè)重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對西北跨國民族的民族主義、跨國民族與國家關系、跨國民族的交互影響、跨國民族的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交往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和理論解讀，具有重要的創(chuàng)新意義和理論探索價值。(45) 周建新側(cè)重研究多國別之間的跨國民族及其相關問題，討論了中越、中老跨國民族及其族群關系和族群結構特點，強調(diào)國家關系對跨國民族關系的影響。(46) 另有學者從歷史、文化信仰、心理素質(zhì)和語言等各方面揭示跨國民族認同的依據(jù)。(47) 其中，石茂明以苗族的一支Hmong人為例，研究其跨國狀況和跨國帶來的相關問題，并開展了跨國Hmong人專題研究，對其族名變異與認同變遷進行了專門探討。吳楚克指出，跨界民族在地緣安全領域中產(chǎn)生復雜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現(xiàn)都與跨界民族的認同意識直接相關。
除了關注西北民族的研究外，學者們對西南邊疆跨境（國/界）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也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尤其是何博的碩士論文《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認同意識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云南大學2007年）和谷禾的博士論文《跨境民族身份認同研究——以云南跨境民族為例》（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從較為宏觀的視角探討了跨境民族的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此外，龍耀等通過田野調(diào)查分析了西南跨國民族子女的國家認同現(xiàn)狀；(48) 和躍寧以云南省德宏州中緬邊境跨境民族為例，探討了中緬邊境跨境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49) 豐富了跨境民族研究的實證材料。
綜上，通過學者們的努力，國家認同的研究取得了進步，無論是從政治學視角、民族文化的視角，還是從心理層面對國家認同概念的界定，都體現(xiàn)了學界對國家認同研究的多向思考；關于對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國家認同危機的表現(xiàn)及如何培育國家認同等方面的進一步研究，更是彰顯了學界對國家認同研究的關懷。但后者研究的范圍和深度還顯不足，特別是針對邊疆民族地區(qū)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和心理機制的研究還比較少。
事實上，多民族國家除了把國家作為一個法律上的政治共同體進行建構的同時，也在努力建構一種能夠包含國內(nèi)所有族類共同體的更高層次的國家民族，即國族。國族的發(fā)展過程是不斷與其他文化互動、涵化的過程。根據(jù)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歷史。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我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盡管有過多次的外族入侵和內(nèi)部紛爭，都不曾使中華民族陷入長久的分裂，統(tǒng)一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反對分裂、主張和維護統(tǒng)一，是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根基之所在。在這片地理上自成單元的土地上，演化出多元的民族，而當漢族形成民族實體以后，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qū)，構成起著凝聚和聯(lián)系作用的網(wǎng)絡。這一自在的國族實體，在近百年來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國族實體。(50) 因此，中華民族既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又概括了中國各民族的整體認同。雖然中華民族是一個政體概念上的民族，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已經(jīng)完成了民族融合過程的民族，但是中華民族與中國是同一個觀念，中國是不可分割的實體。故國家認同包含了對中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和中華民族的認同兩層含義。
在如何增強中國各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問題上，馬戎認為，中國社會在許多領域中存在著漢族公民與“少數(shù)民族”公民之間的系統(tǒng)性制度化區(qū)隔，這種狀況不利于中華民族認同的構建。21世紀的中國不僅應當從本國歷史中吸取寶貴經(jīng)驗，也應當借鑒美國、印度、前蘇聯(lián)等處理本國種族、民族問題的策略與經(jīng)驗教訓，把建國以來在民族問題上的“政治化”趨勢改變?yōu)?ldquo;文化化”的新方向，培養(yǎng)和強化民族－國民意識，逐步淡化民族意識。(51)
為此，學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郝時遠認為，民族（族群）問題是多民族國家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其表現(xiàn)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難以對其做出抽象的“政治化”或“文化化”認定，用“文化化”來形容美國的族群政策和評價其消融族群意識、民族主義的成功作用是片面和不準確的。(52) 王希恩在贊賞馬戎的批判精神和創(chuàng)新勇氣的同時，指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非一對準確的民族政策導向分類，當前仍需堅持、發(fā)展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增強各民族的國家認同。(53) 陳建樾則駁斥了馬戎以文化上的多元一體取代民族身份上的多元一體，以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通過“文化化”來淡化民族問題的觀點，強調(diào)一種包容多元、融會一體的族際關系，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得以順利構建的基本前提。他認為，族際關系的和諧首先來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適合國情，其次來自于針對少數(shù)民族權利保障和特別優(yōu)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54) 李紅杰也強調(diào)，面對滾滾而來的全球化浪潮，多民族國家必須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多樣性，承認和尊重各民族，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55) 朱倫雖然無意駁斥馬戎的觀點，卻指出承認和保障少數(shù)民族的權利必須包括自治權和共治權兩個方面。他認為，民族自治具有固化民族界限、強化民族意識的作用，而共治是對自治客觀造成的民族界限的一種彌合，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不斷增強共同的國民意識，促進各民族的國家認同。(56) 王建娥強調(diào)，不能因為當前面臨全球化帶來的挑戰(zhàn)和變遷而否定自治價值、取消自治制度，不能將“共治”價值絕對化、用共治取代自治，或用多元文化主義取代民族自治制度，更不能將民族關系“去政治化”。相反，多民族國家要設計出包容族裔文化多樣性差異，協(xié)調(diào)其分歧的靈活機制，尊重少數(shù)民族政治權利、保護多元社會民族和文化多樣，不斷發(fā)展和完善自治－共治機制，實現(xiàn)族際政治民主化，增強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感，從而鞏固國家統(tǒng)一，創(chuàng)造社會的和諧。(57)
筆者認為，學術專家們在族際關系、民族問題的研究上積極辯爭，其目的都是為強構國家認同、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貢獻力量，體現(xiàn)了學術服務現(xiàn)實社會的應用特點。然而已有的成果尚有不足之處：多是從“應然”維度進行的規(guī)范性研究，經(jīng)驗性研究不足；理論層面闡釋多，關注現(xiàn)實的實證性分析不夠；泛論性闡釋多，關注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的國家認同較為缺乏。(58)
三、拓展爭鳴：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
學界在對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進行初探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學者們首先對民族、國家兩個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異同進行了比較研究；其次在理論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系的三種模式，即矛盾沖突關系、調(diào)適共生關系、權力運用關系。
民族與國家是緊密聯(lián)系的兩個概念。“民族”指一國內(nèi)部處于次國家層次的各種具有文化、宗教、語言等方面差異性的族類共同體；“國家”就是在一定地理邊界內(nèi)具有對外主權獨立性和對內(nèi)統(tǒng)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體�，F(xiàn)代民族國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紐帶聯(lián)結局限性基礎之上，通過地域領土、中央權威和政治法律規(guī)范的統(tǒng)一等次生性政治聯(lián)系紐帶，實現(xiàn)了包容眾多族類共同體的歷史建構。(59) 錢雪梅也指出：“國家是一種政治實體，有特定的疆域及主權，一般由兩個以上的族群組成，有統(tǒng)一的法律制度、公共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生活。”(60)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具有一些共同特點，兩者都是其成員對所屬群體的認可，都能增強本群體凝聚力，而且都受情境影響。學界更多的是從不同的視角對兩者進行辯爭。鄭曉云認為民族是一個人類共同體，對這一共同體中人們相互關系的認同，是民族認同中的核心問題。也正是這種認同，使我們就能夠區(qū)分此民族與彼民族的界限。從認同對象上看，民族認同的對象是其所屬的各個不同的民族，其認同必然是多元的，而國家認同的對象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政治共同體。(61) 就認同與個人行為規(guī)范的關系而言，國家的規(guī)則和慣例具有強制性，而族群習俗相對則寬松很多。國家是一個政治實體，擁有主權，族群則是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國家的權威要求服從和秩序，這主要依靠以暴力機關為后盾的法律制度來確立和維護。(62) 從成長機制上來說，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也有很大差異。每一個人都出生、成長于自己無法選擇的民族或族群之中，受到自己所屬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養(yǎng)，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個人集合為所謂的“民族”，以區(qū)別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族認同就具有先賦性特點。誠如王希恩所言：“民族認同是具有天然群聚性和類別感知能力的人類都能具有的社會認知，有很強的自發(fā)性。”(63) 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緊密相連，某種程度上就是民族意識的投射或轉(zhuǎn)化形式。正如有學者指出：“民族意識既是天使又是惡魔，關鍵看它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出現(xiàn)和怎樣發(fā)揮作用。”(64) 倘若國家在與民族的互動中，某個民族感受到自身利益的被剝奪感，那么其民族意識就會增強，民族認同也會隨之提高。與民族認同具有原生性因素驅(qū)動不同，國家認同是純粹構建起來的概念。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傳統(tǒng)國家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只有邊陲（frontiers）而無國界（borders）”。(65) 正如波齊（G. Poggi）所考察的，國家的創(chuàng)建過程和國家認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統(tǒng)治者不懈努力”的結果，“這些統(tǒng)治者依靠其統(tǒng)治機構來擴展和保證他們的權力基礎，并且提高他們自己在管理和動員社會資源時的有效性與影響力”。(66) 因此，任何國家都是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形成的，國家認同是民族國家通過政治與文化的動員來建構共同意義的過程。國家認同的建構性特點在陳志明的研究中得到了高度的關注和充分的論證。他以馬來西亞為例，分析了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與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馬來人因為生長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而成為不同的民族。馬來西亞的華人和新加坡的華人今天都自視為不同的群體，其差異源于不同的國家認同意識以及參與了不同的“國家文化”的形成。(67)
20世紀中期以來，在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差異進行區(qū)別的基礎上，二者的關系備受學者關注。有學者認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前提的關系。(68) 國家認同是民族認同得以形成和延續(xù)的前提。一方面，從認同的特點來看，民族認同先于國家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和前提。每一個人都屬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時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每一個人也一定屬于這一國家。國家是各個民族利益保障的共同政治屋頂，民族認同只有在國家的機體內(nèi)才能得以形成和發(fā)展。為尋求現(xiàn)實的利益保障，民族認同往往需要通過國家認同進行鞏固。“國家認同為民族認同構建安全的地域和心理邊界”。(69) 近現(xiàn)代國家建立之后，國家控制力的不斷加強，使得人們對各自國家的認同意識不斷加強。在國家主義盛行的今天，愛國成為超越了多民族國家內(nèi)部各民族界限的至高無上的原則。因此，明確而堅定的國家認同，是任何民族得以健康生存發(fā)展的基本條件�？傊�，民族認同具有相對于國家的依附性，在政治實踐中，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員能夠離開國家而獨立生存，無論是在政治安全和經(jīng)濟依賴的意義上，還是在地理學的意義上，概不例外。(70) 另一方面，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相互依存，沒有民族也無所謂國家。國家以民族為基礎，民族以國家為存在形式。(71) 這里的民族當然是指國族，而中華民族由漢族和55個少數(shù)民族構成，所以中華民族就是56個民族融合而成的國族。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必須仰賴生活在國家共同體中的各個民族的支持。在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與“我群意識”之間，不僅存在著一種微妙的辯證關系，而且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鞏固和不斷強化的國家認同，會對民族認同的發(fā)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多樣性的民族認同及其增強，會對國家認同產(chǎn)生某種消解性的影響，導致對國家認同的侵蝕。因此，國家認同狀況，取決于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平衡”。(72)
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上，許多學者聚焦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產(chǎn)生的矛盾和張力。20世紀經(jīng)歷了多次“民族主義”浪潮，特別是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后引發(fā)蘇聯(lián)各個地區(qū)和一些東歐國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學者對于“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民族與國家認同（ethnic and state identity）給予了大量關注。相關研究顯示，民族獨立與國家整合相互交錯，民族的自我意識及其對現(xiàn)有國家統(tǒng)治的不認同往往會導致民族獨立運動；而防止國土分裂則是國家整合的目標之一，是國家政府長期的重要任務。民族獨立的斗爭是國家整合努力的障礙，而國家整合過程中的政策失誤，則會反過來激發(fā)族群的自我意識，可能導致民族獨立運動興起。(73) 國內(nèi)學者也在對跨境民族的研究中意識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可能產(chǎn)生的沖突問題。一方面，其全體成員因系同一民族而具有共同的民族觀念和感情；另一方面，又因其成員分屬不同國家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情感。在國家觀念與民族觀念發(fā)生沖突時，跨境民族中有些人的民族觀念往往超出國家觀念。(74)
沖突論的視角在學者們探索邊疆治理的研究方案中成為了一個焦點，認為要提升國家認同程度，國家就要不失時機地進行族際政治整合。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權利要求，實現(xiàn)這些權利要求往往需要國家推行差異政策，對少數(shù)民族實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傾斜。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少數(shù)民族就會產(chǎn)生被棄感或受歧視感，這種質(zhì)疑在民族精英系統(tǒng)化地說教、導引下，往往會轉(zhuǎn)變?yōu)閷Χ嗝褡鍑业臋嗤驼戏ㄐ缘馁|(zhì)疑。其結果是強化民族認同，促進民族主義的產(chǎn)生，進而破壞國家認同感的生成。因此，周平提出要淡化族際界限，采取區(qū)域主義的邊疆治理方式促進族際政治整合，加強公民的國家認同。(75)
沖突論研究者大多從政治學角度入手，在搭建起宏觀的解釋框架時把復雜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簡單地置于對立沖突的情況，忽略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有對立沖突也有和諧共生的面向。費孝通先生認為，盡管認同具有一定的層次性，但不同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導致沖突與矛盾。“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體，中華民族是高層，56個民族是基層。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fā)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76) 周建新總結了中越、中老、中緬邊境跨國民族在認同與互動上表現(xiàn)出的層次性：首先，在最高層次上表現(xiàn)為國家的認同與互動，即政治文化民族的認同與互動，其互動通常表現(xiàn)為國家關系的互動；其次為跨國民族與國內(nèi)其他各民族之間的認同與互動，即各國法定或社會公認民族彼此的區(qū)分與互動；再次為跨國民族內(nèi)部的認同與互動，即跨國民族內(nèi)部不同部分的認同與互動；最后為跨國民族內(nèi)部亞族群的認同與互動。各層次的認同與互動均受到不同時空范圍內(nèi)諸因素的制約和影響。(77) 陳心林考察了潭溪土家族的認同層次與變遷，提出潭溪土家族的認同體現(xiàn)出高層次與低層次認同并存不悖、各自發(fā)展的特點，其變遷趨勢是由血緣性、地緣性認同向國家認同的方向發(fā)展。(78) 此外，祁進玉對青海土族、(79) 王紀芒對朝鮮族、(80) 胡青對云南昭通回族(81) 的研究等也都說明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可以并存不悖的事實。
在面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矛盾的事實情況下，學者們在其研究中提出了許多新穎而又富有啟發(fā)意義的觀點，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二者共存和統(tǒng)一的基礎。如張海超、羅慧翾、張友國、賀金瑞、栗志剛等。(82) 張友國指出要達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和諧，關鍵是要在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并促使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平衡的基礎上，承認雙重認同與文化多元，積極建構一元政治意識。賀金瑞在關注兩者矛盾時，積極探索我國以國族認同為基礎的全國范圍內(nèi)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方法，推動實現(xiàn)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發(fā)展。栗志剛認為物質(zhì)文化和制度文化奠定了民族認同（這里即指廣義的民族，即國族）的基礎，是民族認同的外部條件，而精神文化則是民族認同的核心和內(nèi)部依據(jù)，是民族認同之根。所以要加強中華民族文化建設，才是增強國家認同的根本。
學界在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給予或矛盾對抗、或調(diào)適共生的研究視角外，另有學者從權力關系的視角給予了認同研究新的解讀。
美國學者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在對中國西南彝族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進行研究時，更為關注中國政府如何通過民族政策不斷塑造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認同，并以此來強化國家認同，展示了其中權力關系的運用。(83) 而事實上，這種權力關系的運用不只于國家，族群也在積極利用它來促進自己的身份建構，達成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積極互動。一些研究說明了少數(shù)民族的形成既有政府起到的界定作用，也是民眾積極“巧妙地利用國家符號”和少數(shù)民族政策來界定自己民族身份的結果。蕭鳳霞等認為，族群分類是一個流動的社會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地方上各種力量都會靈巧地運用當時的中央政府的符號象征，來宣示自己的權勢和特性。(84) 高丙中通過研究指出，民間社會在已經(jīng)與國家疏離的場景中又主動用符號把國家接納進來，而國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經(jīng)完全否定的民間儀式。(85) 有學者的研究則更為具體地展現(xiàn)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聯(lián)系。吳羽、姚燕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貴州屯堡人的家譜編撰通過對屯堡族群與國家關系的選擇性記憶，勾連了家庭、族群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并主動利用來自國家的權威力量，以促進屯堡人的身份建構與族群認同。(86) 王文光等指出，滇西北的“勒墨”支系部分群眾表現(xiàn)出“我非白族”的認同觀，而大理的部分白族則表現(xiàn)出“漢族祖源”的認同觀，其目的都是為了改變自己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而把民族認同作為獲得政治權利和經(jīng)濟利益的一種工具。(87)
可以說，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如影隨形，對人類歷史產(chǎn)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如果過于突出民族認同會被民族主義者所利用，從而導致社會動蕩，國家分裂。反之，如果忽視民族認同存在或壓制民族認同也會引起民族不滿，破壞民族團結，導致社會失序。在多民族國家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博弈甚或決定國家的命運，或興或衰，或合或分，至今很多國家仍然深陷其中，難以輕裝前行。因此，如何處理好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是多民族國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民族是人類存在的一種必然形式，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國家只能釋放善意，與民族結伴同行。我們在無從改變二者并存的客觀事實基礎上，只能改變我們的態(tài)度，心平氣和地接受民族的存在，并坦然接受她的善和不宜，并設法使其成為有宜者。(88)
總體上看來，學界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領域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成就卓然�；騻�(cè)重于社會學、政治學、國家關系的角度進行宏觀分析，或從民族學、人類學視角進行個案研究，但還未能將宏觀的結構分析與個體研究充分地聯(lián)系起來，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我國民族研究中理論和方法上的一些不足。因此，引入身份認同理論，把群體或個體的意識和行為同文化和社會結構因素聯(lián)系起來，從綜合性、歷時性的動態(tài)視角來研究民族問題，將是值得探索的一個研究空間。由此，努力總結出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變遷的規(guī)律或機理，以更好地為現(xiàn)實社會服務。
注釋：
①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4頁。
�、� 參見［加］威爾•金里卡著、鄧紅風譯：《少數(shù)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 參見［加］威爾•金里卡著、鄧紅風譯：《少數(shù)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第90頁。
�、� 參見祁進玉：《群體身份與多元認同——基于三個土族社區(qū)的人類學對比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⑤ 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上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頁。
�、� 參見賈志斌：《如何加強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教育》，《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 參見Carla J., Reginald J.,“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 Vol. 26(No. 1)。
�、� 參見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 參見李忠、石文典：《當代民族認同研究述評》，《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 參見鄭曉云：《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民族21世紀的強盛——兼論祖國統(tǒng)一》，《云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11) 參見王亞鵬：《少數(shù)民族認同研究的現(xiàn)狀》，《心理科學進展》2002年第1期。
(12) 參見J. Phinney,“Stage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89, 9(1～2)。
(13) 參見萬明鋼、王舟：《族群認同、族群認同的發(fā)展及測定與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14) 參見Helms, J. E.,“An Update of Helms's White and People of Color Racial Identity Models,” Ponterotto JG, Casas, J. M., Suzuki LA, Alexander, C. M.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l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pp. 181-198。
(15) 參見［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譯：《族群與邊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16) 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xiàn)代性與自我認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加］查爾斯•泰勒著、韓震等譯：《自我的根源：現(xiàn)代認同的形成》，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曹衛(wèi)東譯：《后民族結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美］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等譯：《認同的力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7) 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李遠龍：《認同與互動：防城港的族群關系》，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 參見張劍峰：《族群認同探析》，《學術探索》2007年第1期。
(19) 參見納日碧力戈：《現(xiàn)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20) 周大鳴：《中國的族群與族群關系》，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21) 參見栗志剛：《民族認同的精神文化內(nèi)涵》，《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22) 參見萬明鋼、王亞鵬：《藏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心理學報》2004年第1期；張慶林、史慧穎等：《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民族認同內(nèi)隱維度的調(diào)查》，《西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23) 參見張海洋：《中國的多元文化與中國人的認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史慧穎、張慶林、范豐慧：《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民族認同心理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24) 參見高永久：《論民族心理認同對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25) 參見陳心林：《族群理論與中國的族群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2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27) 參見祁進玉：《族群認同與族群性研究——兼論對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意義》，《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8) 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羌在漢藏之間——川西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
(29) 參見黃淑娉：《廣東族群與區(qū)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0) 參見徐杰舜等：《從磨合到整合——賀州族群關系研究》，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1) 參見Gunnar Haaland著、徐大慰譯：《跨國人口流動與族群認同——以東南亞的尼泊爾移民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巫達：《論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識——以上海人個案為例》，《思想戰(zhàn)線》2010年第3期；朱杰、卞文伯：《寬容同性戀族群的現(xiàn)實意義》，《中國性科學》2010年第9期。
(32) 郝時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應用ethnic group的實證分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和《臺灣的“族群”與“族群政治”析論》（《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兩篇文章中指出，“族群”一詞已成為了相當泛化的概念，對“ethnic group”這一術語的學科認識和學術理解不能簡單地從某些定義出發(fā)而忽視其應用的社會政治背景和具體指稱對象，要科學地吸收與借鑒。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的進步和中國學者認識的深化，學者們認為，漢語“民族”需要用不同的英譯，才能真正反映中國的歷史和民族國情，比如，“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英文名稱“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 of PRC”變更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PRC”、“中央民族大學”的英文譯名在2008年11月由“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33) 參見袁鶴齡：《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中國因素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灣：理論與政策》2000年第2期。
(34) 高丙中：《民間的儀式與國家的在場》，《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35) 參見賀金瑞、燕繼榮：《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36) 參見徐則平：《試論民族文化認同的“軟實力”價值》，《思想戰(zhàn)線》2008年第3期。
(37) 參見賈志斌：《如何加強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教育》，《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38) 參見佐斌：《論兒童國家認同感的形成》，《教育研究與實驗》2000年第2期。
(39) 參見陳晶、佐斌、周少慧：《5—16歲兒童對中國人形象的評價與喜好研究》，《心理科學》2004年第4期。
(40) 參見陳志明著、羅左毅譯：《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馬來西亞為例》（上、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5、第6期；龐金友：《族群身份與國家認同：多元文化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當代論爭》，《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張永紅、劉德一：《試論族群認同和國族認同》，《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等。
(41) 參見王嘉毅：《新疆南疆維吾爾族青少年國家認同調(diào)查》，《新疆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42) 參見何峰：《新疆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國家認同的途徑與方法探索》，《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43) 參見李崇林：《挑戰(zhàn)與應對：認同與和諧新疆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44) 郝時遠：《加強跨國民族，研究促進邊疆穩(wěn)定發(fā)展》，《中國民族》2005年第1期。
(45) 參見馬曼麗、張樹青：《跨國民族理論問題綜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46) 參見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國民族及其族群關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7) 參見張曉：《跨國苗族認同的依據(jù)和特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0期；楊文炯：《跨國民族的族群認同——“東干”與回族：族源、族稱與族群認同的人類學討論》，《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石茂明：《跨國苗族研究：民族與國家的邊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吳楚克：《跨界民族認同意識的“心理適應度”》，《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等。
(48) 參見龍耀、李娟：《西南邊境跨國婚姻子女的國家認同——以廣西大新縣隘江村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49) 參見和躍寧：《淺談德宏州中緬邊境跨境民族國家認同》，《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50) 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第1—2頁。
(51) 參見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shù)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中國社會的另一類“二元結構”》，《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52) 參見郝時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民族關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53) 參見王希恩：《也談在我國民族問題上的“反思”和“實事求是”——與馬戎教授的幾點商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54) 參見陳建樾：《多民族國家和諧社會的構建與民族問題的解決——評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與“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
(55) 參見李紅杰：《論民族國家及其選擇的多向性》，《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與維護自然生態(tài)平衡的辯證關系》，《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56) 參見朱倫：《民族共治論——對當代多民族國家族際政治事實的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57) 參見王建娥：《族際政治視野中的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義》，《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民族分離主義的解讀與治理——多民族國家化解民族矛盾、解決分離困窘的一個思路》，《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58) 參見李瑞君：《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認同”研究概述》，《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6期。
(59) 參見高永久、朱軍：《論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60) 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1) 參見鄭曉云：《文化認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8頁。
(62) 參見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3) 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64)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
(65)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趙力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第4頁。
(66) G. Poggi,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01.
(67) 參見陳志明著、羅左毅譯：《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馬來西亞為例（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
(68) 參見張寶成：《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比較》，《貴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69) 徐黎麗：《論多民族國家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沖突》，《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70) 參見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征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71) 參見李崇林：《邊疆治理視野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探析》，《新疆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72) 周平：《論中國的國家認同建設》，《學術探索》2009年第6期。
(73) 參見高永久、朱軍：《論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74) 參見申旭、劉稚：《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75) 參見周平：《邊疆治理視野中的認同問題》，《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中國的邊疆治理：族際主義還是區(qū)域主義》，《思想戰(zhàn)線》2008年第3期。
(76) 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頁。
(77) 參見周建新：《和平跨居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頁。
(78) 參見陳心林：《認同的層次與變遷——潭溪土家族的個案研究》，《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79) 參見祁進玉：《群體身份與多元認同——基于三個土族社區(qū)的人類學對比研究》。
(80) 參見王紀芒：《中國朝鮮族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黑龍江民族叢刊》2008年第4期。
(81) 參見胡青、馬良燦：《回族家譜的三個維度：族源、族規(guī)與人倫》，《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
(82) 參見張海超：《微觀層面上的族群認同及其現(xiàn)代發(fā)展》，《云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羅慧翾：《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和諧何以可能》，《理論視野》2009年第8期；張友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和諧何以可能》，《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賀金瑞、燕繼榮：《論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栗志剛：《民族認同的精神文化內(nèi)涵》，《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
(83) 參見［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4) 參見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5) 參見高丙中：《民間的儀式與國家的在場》，《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86) 參見吳羽、姚燕：《“國”與“家”的聯(lián)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9期。
(87) 參見王文光、張曙暉：《利益、權利與民族認同——對白族民族認同問題的民族學考察》，《思想戰(zhàn)線》2009年第5期。
(88) 參見都永浩：《民族認同與公民、國家認同》，《黑龍江民族叢刊》2009年第6期。
（編輯：張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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