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圍繞股票期權激勵對高管風險承擔影響的研究結論不一。經典代理理論基于代理人風險規(guī)避假設,認為授予高管股票期權越多,收入就越具凸性,其風險承擔水平也就越高;而行為代理理論突破這一假設后卻認為,高管對股票期權產生心理稟賦,其風險承擔水平并不隨著股票期權授予的增加而提高。將股票期權激勵區(qū)分為預期價值和稟賦價值兩種異質價值,運用P-P法和F-L法兩種測量高管風險承擔水平的方法,以2006年至2016年中國滬深上市公司為分析樣本,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研究股票期權激勵兩種異質價值分別與高管風險承擔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股票期權激勵異質價值對不同產業(yè)下高管風險承擔方向的影響,并借鑒HOVAKIMIAN et al.的研究思想構建最優(yōu)風險承擔估計模型,探討股票期權激勵是否導致高管過度風險承擔的問題。研究結果表明,①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股票期權激勵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呈顯著負相關關系。②貨幣薪酬強化了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的正相關關系,弱化了股票期權激勵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的負相關關系;任職危機弱化了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的正相關... 

【文章來源】：管理科學. 2020,33(01)北大核心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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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文】：

股票期權激勵異質價值釋義

(3)在職消費的調節(jié)效應檢驗。表4模型4的檢驗結果表明，PrV·Per的回歸系數為0.028,t值為1.041;表5模型13的檢驗結果表明，PrV·Per的回歸系數為0.051,t值為1.532。兩個交互項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4模型8的檢驗結果表明，EnV·Per的回歸系數為0.042,t值為1.353;表5模型17的檢驗結果表明，EnV·Per的回歸系數為0.053,t值為1.270。兩個交互項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說明在職消費對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的正(負)相關性沒有實質影響，其調節(jié)效應沒有得到驗證，H3c和H3d有關在職消費的調節(jié)作用不成立。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這可能與在職消費的職務消費性質有關，在職消費有用于關系維護和自娛消費的特點[36]，是一項伴隨性費用，具有這兩個特點的在職消費占在職消費總額的比例不容小覷，且這兩部分在職消費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無法比擬貨幣薪酬的長期擁有性和金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在職消費對高管收入的“保險”作用。因此，在職消費多種特性的混合導致其調節(jié)作用不明顯。圖3 貨幣薪酬對股票期權激勵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作用

圖2 貨幣薪酬對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作用(4)任職危機的調節(jié)效應檢驗。表4模型5的回歸結果表明，PrV·Epc的回歸系數為-0.007,t值為-2.258，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任職危機弱化了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RisP-P的正相關性。表5模型14的回歸結果表明，PrV·Epc的回歸系數為-0.017,t值為-2.213，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任職危機對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RisF-L的正相關關系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梢姡温毼C弱化了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的正相關關系，H4a得到驗證。表4模型9的檢驗結果表明，EnV·Epc的回歸系數為0.006,t值為2.162，在5%水平上顯著;表5模型18的檢驗結果表明，EnV·Epc的回歸系數為0.005,t值為1.924，在10%水平上顯著。表明任職危機同樣弱化了股票期權激勵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之間的負相關關系，H4b得到驗證。為了更直觀展示任職危機對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關系的調節(jié)效應，仍以高管風險承擔水平RisP-P為例，根據表4模型5和模型9檢驗結果繪制調節(jié)效應圖，圖4展示了任職危機對股票期權激勵預期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作用，圖5展示了任職危機對股票期權激勵稟賦價值與高管風險承擔水平之間關系的調節(ji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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