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 最低工資 設計框架 勞動力市場 收入 內在機理　出處：《武漢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　論文類型：學位論文

【摘要】：最低工資制度是我國保護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一項重要制度。雖然最低工資制度的初衷是保護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但越來越多的經驗證據顯示這一制度安排使部分弱勢勞動者承擔了其負面效果,導致了事與愿違現(xiàn)象的產生。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和稅收制度的實施類似,都會對勞動力市場上微觀主體的決策行為產生一定的扭曲,因此也存在制度設定與調整過程中對勞動者福利改善與侵害之間的權衡。就理論層面而言,最低工資制度是否存在實施的必要,以及這種制度的實施對勞動力市場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都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尚未達成一致的問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國情特色、制度環(huán)境和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特點等多方面進行了嘗試性探索,為上述論證提供了種種經驗或理論層面的證據。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學者也開始嘗試就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對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影響進行分析和評估。隨著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變化,這種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在實踐層面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逐漸發(fā)展,建國初期的一套工資體制的弊端逐漸顯現(xiàn),原因有二:第一,隨著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fā)展,最低工資標準的覆蓋范圍越來越小,許多個體、私營企業(yè)的勞動者無法得到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許多企業(yè)存在侵犯職工利益的現(xiàn)象。政府在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中存在明顯的缺位。第二,1979～1991年中國經濟處于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物價增長速度,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速度已經無法與現(xiàn)實接軌。在1985年的第二次全國性工資改革中,國家為國有大中型企業(yè)工人規(guī)定的起點工資六類地區(qū)為35～38元,與1956年相比貨幣工資水平僅僅提高了 17%,大大低于同期城鎮(zhèn)職工生活費用價格的增長幅度。許多企業(yè)為新工人定級時,已經直接是三級、四級甚至五級。上述現(xiàn)象表明當時的最低工資標準已嚴重脫離實際。因此,制定一套覆蓋面廣、能夠適應經濟發(fā)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的最低工資法律法規(guī)已勢在必行。因此,中國自1984年承認舊中國1930年批準的國際勞工組織第26號《制定最低工資確定辦法公約》后,逐步開始著手國內的最低工資制度框架構建,并于1994年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動最低工資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并直至今日在不斷的完善過程中。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更加凸顯了最低工資制度在中國的現(xiàn)實意義,圍繞于此的相關話題更是層出不窮。國內學者對我國最低工資的效應的研究較零散,也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結論。有關最低工資效應研究的焦點問題是最低工資對就業(yè)產生的沖擊,我國相關的文獻比較豐富,但與西方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有的研究關注分散化決策體制下各地區(qū)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不同影響,有的關注不同行業(yè)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差異大小,更多的研究關注農民工群體是否受益于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舊有等級工資制度。主要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fā)展,使得等級工資制度的覆蓋范圍日益縮小,很多私營企業(yè)和個體工商戶的勞動者的收人無法得到保障。除此以外,等級工資調整的速度過慢,跟不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使得工資調整顯得更為必要。因此,制定一套覆蓋面廣、能夠適應經濟發(fā)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的最低工資標準已勢在必行對于最低工資,還存在執(zhí)行力度不夠的問題,應該更嚴格地將最低工資納入法律體系,增強執(zhí)法力度。這樣才能夠有效提升勞動者的福利水平,更好地維護勞動者正當的權益。同時,加大最低工資的宣傳力度,增強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對最低工資的執(zhí)行起到很好的監(jiān)督作用,使最低工資能夠更好地維護勞動者的權益。即便如此,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究竟對勞動力市場上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保護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并促進了勞動者就業(yè)?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勞動者的就業(yè)機會從而損害了勞動者的基本福利?目前學界就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的歷史溯源、形成機理、中外比較和經驗借鑒等方面尚有待完善。此方面的研究,還能為現(xiàn)實層面上的政策制定、評估、調整和執(zhí)行提供有益的參考。本文擬從中國各省級單位1994年最低工資設定以來的政策進行評估,分析的切入點是對勞動者供給的數量進行分析。主要嘗試回答如下三個問題:首先,中國省級單位中地級市層面最低工資的設定和調整對勞動者供給決策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涉及最低工資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影響分析。其次,導致這種影響產生的內在傳導機制何在?再次,如何在設定和調整最低工資制度的過程中,最小化對勞動者和市場的負面沖擊?由于中國經濟發(fā)展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性,因此全樣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局部之間的異質性。因此,本文將首先從整體和局部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此外,勞動力市場上供需雙方對最低工資的遵從以及認識存在差異,最低工資具有較為顯著的動態(tài)特征。具體而言,最低工資的制定和實行之間存在時滯,并且部分企業(yè)可能會選擇違反最低工資的制度約束,因此市場上的勞動者對最低工資的規(guī)定和執(zhí)行具有學習效應,同時對最低工資變動也會逐漸產生一定的預期效應,并會根據這兩種效應適當調整自身的勞動力市場供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避潛在的失業(yè)風險。因此,本文將主要從靜態(tài)和動態(tài)兩個層面展開分析。本文通過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樣數據和中國地級市數據進行匹配,從絕對和相對兩個層面上,研究了最低工資設定及變化對流動勞動者勞動供給效應的影響。本文發(fā)現(xiàn)最低工資設定對流動勞動者的勞動供給存在擠出效應,這種影響程度約為-0.06左右。此外,最低工資變化也存在擠出效應,影響程度約為前者的十分之一。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導論,對本文的選題背景、研究內容、文獻綜述、技術路線和創(chuàng)新不足進行說明。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準備在梳理最低工資相關理論的基礎之上,第三部分就最低工資制度的設計框架進行分析。在第四部分中,針對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對中國目前市場上的最低工資制度執(zhí)行特點進行綜合分析。在第五部分中,本文將從整體和局部兩個層面,分別就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的標準設定等多方面內容進行說明,并選擇具有可比性的國家或地區(qū)進行比較研究。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對中國的影響程度和影響方式,也是第六部分的考察重點。本文擬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樣數據和中國地級市的匹配數據,就中國地級市層面上最低工資對流動勞動者勞動供給的影響進行分析,并嘗試揭示其中內在的影響機理。最后是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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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武漢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6
【分類號】：F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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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1449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