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孟子》三種英譯本比較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摘要】：作為儒家經典的重要文本,《孟子》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的思想,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世界哲學和文化的發(fā)展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當前,對《孟子》等國學經典的翻譯已經成為向西方傳播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是,縱觀不同時期的《孟子》英譯本可以發(fā)現,無論是傳教士還是漢學家的譯本,都不能完全準確地傳達儒學精神,有意或者無意地誤讀《孟子》思想的譯文較為普遍,因而有必要在宏觀視野下對一個世紀以來的主要《孟子》英譯本進行比較研究,發(fā)掘影響譯者準確翻譯原文的諸多因素,并探求確保譯著準確再現原文內涵的途徑。 但是,國內學者多從語言學或翻譯學角度比較《孟子》英譯本,側重研究翻譯學問題,對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以及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關注甚少。因而有必要從思想史的跨文化比較角度,對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賴發(fā)洛(Leonard A. Lyall)和劉殿爵(D. C. Lau)的三種《孟子》英譯本進行比較研究,以審視譯者對原文中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譯介程度。具體說來,通過對三種譯本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較研究,總結譯本特色,探討譯本在何種程度上體現了孟子思想的原貌,探求造成譯本多樣化的原因,尋找把典籍中包含的傳統(tǒng)文化以“準確真實的本來面貌”推向世界的方法。 研究譯本的宏觀內容和結構布局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譯本的特點,直觀體會譯者的翻譯目的、翻譯動機,以及譯者對譯本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因而有必要對理雅各、賴發(fā)洛和劉殿爵的《孟子》英譯本的宏觀內容和整體編排進行全方位的詳細描述,以窺譯者對譯本的整體定位。譯者的身份、生活經歷和學術背景不僅會影響他們對原文本思想的解讀,還直接決定譯本的宏觀內容和篇章布局,所以在介紹譯本的情況之前,首先對三位譯者的生平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 在對三種《孟子》英譯本的內容進行比較時,重點關注譯者對《孟子》中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譯介程度,具體表現在：一、尤其關注譯者能否準確再現原文本中所包含的豐富思想和哲學內涵,如仁政和性善論等。二、重點分析譯者對學術界公認的較難理解和存在著爭議的章節(jié),如“知言養(yǎng)氣”章、“天下之言性”章等的翻譯。三、對存在句讀分歧的章節(jié),如“馮婦”章、“山徑之蹊”章等給出特別關注。 通過對三種《孟子》英譯本在編排體例和譯文內容兩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發(fā)現,理雅各的《孟子》譯本具有兩大特色：首先,譯本處處彰顯學術性,但忽視了普通讀者的接受能力；其次,譯作始終貫穿著濃厚的基督教精神,譯者的傳教士印記隨處可見。賴發(fā)洛的譯本特色是過于強調通俗性,削弱了原文的哲學性和思想性。他過于關注原文與譯文在語源學上的對應,無法再現原文深刻的思想和哲學內涵。劉殿爵的《孟子》英譯本是學術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結合。他始終把準確傳遞孟子思想作為首要任務,在翻譯那些含義模糊的語句時,善于將篇章宗旨和孟子的思想體系結合起來理解,因而譯本較之前人多有創(chuàng)見。 譯本之所以呈現上述特色,原因有三：第一,在理解階段,譯者對字詞意義的取舍,直接影響他們對原文句意、乃至章節(jié)之意的理解程度和層次；第二,在書寫階段,譯者的翻譯動機、對目標讀者的定位以及對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直接決定譯本的外貌、內涵和對原文的忠實度；第三,譯者的歷史性,尤其是譯者生活的時代背景是造成譯本多樣化的深層次原因。 在對理雅各、賴發(fā)洛和劉殿爵的《孟子》英譯本進行系統(tǒng)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參照比較流行的多個《孟子》英譯本,可以發(fā)現,當前典籍外譯的誤區(qū)大體有三：第一,忽視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利用西方概念和經典教義簡單反向格義中國文化。第二,忽視語義的不確定性,錯誤傳達原文之意。第三,脫離原始文獻,輕視句讀分歧。因而在翻譯《孟子》等中國古代典籍時,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認識到反向格義的弊端,在原文作者的思想體系和時代背景下探求“其義理之所在”。其次,避免望文生義,在盡可能全面地收集與所譯對象相關的訓詁資料的基礎上,借助中國傳統(tǒng)的訓詁方法,“考其文詞指意所歸”。最后,重視對原始文獻的閱讀,警惕因忽視句讀分歧和迷信注釋者的權威而造成的誤譯。 總之,譯本的多樣化客觀存在、不可避免。但是,承認譯本的多樣化并不意味著認同譯者可以隨意發(fā)揮、任意詮釋原文之意。譯本是原文本的化身,不管它如何多變,必須要以原文本作為藍本和依據,力求再現原文本的思想和文化內涵�！霸瓨永斫狻庇肋h是跨文化研究w鹷鄖蟮哪勘輟

本文編號：26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