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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公平的影響 投稿：譚旈旉

 

 

中圖分類號：G4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9468(2003)02-0052-13一、高等教育成本回收趨勢的出現(xiàn)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在20世紀60～70年代，鑒于高等教育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來發(fā)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我覺得一個企業(yè)家其實行動力和執(zhí)行力是一個企業(yè)家最需要的要素。我1994年開始創(chuàng)業(yè)，從美國留學回來，一眨眼有快二十多年的時間了，剛回來的時候僅僅是30多歲的小伙子，而現(xiàn)在年齡是越來越大了。所以十八九年的變化我自己的經驗從事娛樂行業(yè)，從拍電影到現(xiàn)在是十五…

中圖分類號：G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456(2003)02-0128-08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人們思想意識的發(fā)展，教育公平作為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

 

作者：鐘宇平陸根書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 2003年06期

 

　　中圖分類號：G4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468(2003)02-0052-13

 

 

　　一、高等教育成本回收趨勢的出現(xiàn)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

 

 

　　在20世紀60～70年代，鑒于高等教育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來發(fā)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由此獲得了非常迅速的發(fā)展。然而，高等教育擴展政策的成功實施，也使各國政府逐漸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的財政預算能夠完全滿足其公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1]在這種背景下，調動私人資源支持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成本回收政策，逐漸成為國際高等教育財政的一個重要趨勢。[1-4]

 

 

　　我國隨著經濟體制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也逐步實行了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政策（詳見表1）。在1978～1984年間，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普通高校在國家任務計劃招收的公費生和定向主之外，，也開始招收屬于市場調節(jié)成份的自費生和委培生。雖然通過市場調節(jié)招收自費生、委培生有可能產生不公平及引發(fā)其他問題，但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發(fā)展，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還是肯定了這類嘗試。隨著招生制度的改革，政府進一步改革了學生資助體系，把原來的人民助學金逐步改革為助學金和獎學金，并于1987年引入了資助家庭困難學生的貸款計劃�；谏鲜龉ぷ�，1989年正式確立了普通高校招生與畢業(yè)生就業(yè)的“雙軌制”系統(tǒng)，啟動了將國家負擔全部高等教育成本的舊體制轉變?yōu)橛蓢遗c私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新體制的改革過程。此時，除少數(shù)專業(yè)外，其他所有學生都要支付學費，但兩種來源的學生交納的學費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國家任務計劃招收的公費生和定向生，僅繳納較低水平的學雜費；通過市場調節(jié)招收的自費生和委培生，則需繳納較高水平的費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新一輪經濟建設高潮對專門人才提出了更大的需求，自費生、委培生有了更大的發(fā)展。例如當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數(shù)比原計劃的62.8萬人增加了12萬人，其中80%是自費生，20%為委培生。[5]1992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市場機制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據(jù)此，原國家教委明確提出要改革由國家包辦高等教育的單一體制和模式，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調動社會辦學積極性、多種形式和途徑發(fā)展高等教育的新路子。1993年2月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再次確認了這種政策，使市場力量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得到進一步加強。例如，在1993年的本專科招生中，委培生與自費生已經占到招生總數(shù)的38.99%，比上年增長12.31個百分點。

 

 

　　表1　中國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制度的演變及其社會經濟背景(1949～1997)[6]

 

 

　　

 

 

　　在高校招生與畢業(yè)生分配中引入市場調節(jié)機制，加強了個人選擇教育和工作的權利。但是，隨著自費生、委培生比例的提高，他們與國家計劃任務招生的公費生在入學標準上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不僅給高校的教學組織帶來了一定困難，而且也給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帶來了雙重的不平等：首先，在高校以學術能力為標準進行的選拔中，他們由于受家庭社會資本[7-8]或經濟資源更大的制約，因而常常處于不利的地位；其次，當高校在學術能力標準之外引入付費能力標準選拔學生時，在學術能力相同的條件下，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會因家庭付費能力的不足而再次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因此從1993年起，部分高校出于教育公平的考慮，開始進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試點。所謂招生并軌，即取消國家任務招生計劃和市場調節(jié)招生計劃，把它們合并為一種計劃，采用統(tǒng)一的計劃形式招生，按照統(tǒng)一的分數(shù)線錄取學生。與此同時，對所有被錄取的學生實行收費上學，學生畢業(yè)時則自主擇業(yè)。隨后幾年，原國家教委根據(jù)《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中提出的“高等教育是非義務教育，學生上大學原則上均應繳費”的精神，進一步擴大了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試點的院校。到1997年，全國所有高校基本完成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成本回收制度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中全面推行（在一些具有特殊性質的高校如師范類高校中，雖然也實行了招生并軌，但對其中有些專業(yè)如師范類專業(yè)學生仍不收取學費或只收取較低水平的學費）。

 

 

　　由上可見，在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下，中國逐步走上了成本回收的道路，私人參與成為政府制訂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一個基本要素。由于如下原因，這一發(fā)展趨勢還將得到進一步強化：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是個體實現(xiàn)社會經濟流動的一個重要工具，加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以及居民實際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在要求迅速發(fā)展高等教育的同時，政府支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財政能力卻隨著社會財富的分配由原來的“藏富于國”轉向“藏富于民”，以及政府對教育的公共投入逐漸向初中等教育傾斜而趨于下降。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由政府包辦一切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顯然不能適應高等教育迅速發(fā)展的需要。[9]為舒緩公共教育資源不足的壓力，保障高等教育的質量及規(guī)模的進一步擴展，中國政府將會更加強調高等教育投資的多元化，而成本回收在其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運用成本回收的方法調動私人資源支持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人們至少必須面對如下兩個基本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首先，實行成本回收對社會而言是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方法？其次，實行成本回收對公平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探討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公平的影響：第一，成本回收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第二，成本回收對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影響；第三，成本回收對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影響。

 

 

　　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

 

 

　�。ㄒ唬┱猩④墝Ω叩冉逃龣C會的影響

 

 

　　由于在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前，學生的構成分國家任務計劃（公費生和定向生）和市場調節(jié)（自費生和委培生）二個部分，因此，可以通過比較這二部分學生的特征來討論在招生并軌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均等程度。在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后招收的學生，我們統(tǒng)稱之為付費生。通過比較付費生與上述二個部分學生的特征，可以分析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對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我們根據(jù)對中國北京、南京和西安三地13所高校13511名大學生的調查資料（以下簡稱“中國大學生調查”）（注：對該調查資料的詳細介紹，見參考文獻[10]），分析了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前后學生特征的變化情況（表2）。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前后學生高考成績的變化狀況。由于中國各省市在計算考生的高考成績時，采用多種方法——有的采用各科原始分相加的方法，有的則對原始分進行標準化處理，因此表2分別報告了按這兩種方法錄取學生的平均成績。二是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前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結構的變化。從中可見，在招生并軌后，付費生的平均成績低于國家計劃招生的公費生的平均成績，但高于并軌前市場調節(jié)部分學生的平均成績。比較欄(3)及欄(4)，方差下降也說明，在實行招生并軌后學生之間的成績差異縮小了，原來通過市場調節(jié)方式錄取的學生中有一部分被成績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替代了。如果一個人的生產率是其能力與教育相互作用的結果，那么，這說明招生并軌改革，不僅增加了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的入學機會，也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

 

 

　　通過比較表2欄(1)與欄(2)，我們可以看到，在雙軌制系統(tǒng)中，通過市場調節(jié)分配高等教育機會，往往有利于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學生。例如，公費生和定向生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占62.2%，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占16.8%，而在通過市場調節(jié)招收的學生當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只占59.4%，比前者下降了2.8個百分點，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則占18.5%．比前者增加了1.7個百分點。

 

 

　　表2　實行招生并軌和繳費上學改革前后學生特征的變化

 

 

　　

 

 

　　通過比較表2欄(3)和欄(4)，可以看到在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后，家庭收入水平較低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對機會上升了。例如，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由并軌前的61.7%上升到了并軌后66.1%，而高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則由并軌前的17.1%下降到了并軌后的14.2%。通過比較表2欄(1)與欄(4)，我們還發(fā)現(xiàn)付費生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比例，要比他們在國家任務計劃招收的學生中所占的比例高3.9個百分點，而付費生中高收入家庭學生的比例，則要比他們在國家任務計劃招收的學生中所占的比例低2.6個百分點。這表明，在招生并軌后，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所獲得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他們在雙軌制系統(tǒng)中國家任務計劃招生部分所能獲得的機會還要高——這種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高等教育規(guī)模擴展的影響。

 

 

　�。ǘ┏杀净厥諏Ω叩冉逃龣C會的影響

 

 

　　在表3中，我們根據(jù)“中國大學生調查”資料比較了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前后入學的學生承受目前收費標準之能力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在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之后，認為自己“無力承受”和“家庭需壓縮生活開支才能勉強承受”目前收費標準的學生比例較招生并軌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低收入家庭學生中認為自己無力承受目前收費標準的比例，由招生并軌前的16.3%增加到了招生并軌后的24.6%，認為家庭需壓縮生活開支才能勉強承受的比例則由招生并軌前的54.6%增加到了招生并軌后的56.3%；中等收入家庭學生中無力承受目前收費標準的學生比例，雖然由招生并軌前的4.2%下降到了招生并軌后的1.7%，但認為家庭需壓縮生活開支才能勉強承受目前收費標準的學生比例卻由招生并軌前的29.8%增加到了招生并軌后35.7%；高收入家庭學生中無力承受目前收費標準的學生比例，由招生并軌前的2.5%輕微上升到了招生并軌后的3.2%，認為家庭需要壓縮生活開支才能勉強承受的學生比例則由招生并軌前的9.7%增加到了招生并軌后的12.5%。這清楚表明，在招生并軌后，由于同時普遍實行了成本回收政策，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必須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

 

 

　　表3　實行招生并軌和繳費上學改革前后學生承受目前收費標準之能力的變化(%)

 

 

　　

 

 

　　為了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對學費上漲的反應是否存在差異，我們應用“中國大學生調查”中學生對下列視情景而定的問題的回答考察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對學費的反應：“考慮你及家庭的付費能力，以你本學年交納的學費為基礎，如果學費分別上漲：①30%，②50%，③一倍，④二倍，⑤三倍，你會繼續(xù)上學嗎？”供學生選擇的答案有三個：“會”、“不會”和“不確定”。由于選擇“不確定”的學生，他們繼續(xù)上學與否的意愿還不明朗，因此在分析中將不包括這部分學生。對選擇“是”或“否”的學生，則用一個二分變量來表示他們在學費上漲不同幅度時的高等教育需求：當學生選擇繼續(xù)上學時，該變量賦值為1，選擇不繼續(xù)上學時，則賦值為0。在分析中，我們把學生在學費上漲不同幅度時的高等教育需求看作是學生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特征、高等教育經歷以及上漲后的學費水平和學生能否獲得有關學生資助等解釋變量的函數(shù)。由于學生在學費上漲不同幅度時的高等教育需求這個因變量是取值為0或1的二分變量，因此采用邏輯回歸模型來分析它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分別把它應用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子樣本中：

 

 

　　Ln[P[,int(i)]/(1-P[,int(i)])]=f(Ln[F[,inc]],X[,fj],X[,sk],X[,ul],Ln[Fee[,i]],Aid[,n])

 

 

　　其中：P[,int(i)]是對學生在學費上漲第i種幅度時繼續(xù)上學之可能性的估計；

 

 

　　Ln[F[,inc]]以自然對數(shù)形式表示的家庭年收入；

 

 

　　X[,fj]表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方面的變量（在這里不包括家庭年收入）；

 

 

　　X[,sk]表示學生個體特征方面的變量；

 

 

　　X[,ul]表示高等教育經歷方面的變量；

 

 

　　Ln[Fee[,i]]以自然對數(shù)形式表示的按第i種幅度上漲后的學費水平；

 

 

　　Aid[,n]分別表示學生是否獲得過獎學金、助學金、貸款及參加過勤工儉學（學生曾獲得過獎學金、助學金、貸款和參加過勤工儉學時，則取值為1，否則為0）。

 

 

　　表4列出了根據(jù)這些邏輯回歸分析計算的三個收入水平組別學生的學費彈性。從中可見，除存在個別例外之外，學費彈性都隨著學費水平的提高而趨于提高。但是，不同收入家庭學生的教育需求對學費上漲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對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學生而言，在學費上漲五種不同幅度時，他們繼續(xù)上學的可能性都有顯著下降；但對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只有當學費上漲一倍及以上時，他們繼續(xù)上學的可能性才會有顯著下降。在學費上漲某一相同的幅度時，就總的趨勢而言，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最小，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最大，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則介于二者之間（只有在學費上漲三倍時，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略大于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注：①與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相比，由于高收入家庭學生的付費能力最強，因而更容易吸收由學費上漲對他們繼續(xù)上學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因此他們的學費彈性最小是容易理解的。在學費上漲五種不同幅度后，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都大于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一個可能是低收入家庭學生所需面對的學費水平較低，另一個可能是這二個收入組別的學生所面對的學生資助情景不同。在學費上漲時，雖然低收入家庭學生能夠獲得的家庭資助數(shù)量較少，但他們獲得有關學生資助的相對機會較高一些，因而可以部分地抵消學費上漲對他們繼續(xù)上學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而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獲得有關學生資助的相對機會則較低一些，在學費上漲時他們需要更多地依賴家庭資助，可能因此對學費上漲的反應更為強烈一些。有關分析見參考文獻[11]。）。由于在學費按五種不同幅度上漲后，不同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是不同的，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要大于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增加學費對中、低收入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要大于對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影響，因此，普遍實行成本回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招生并軌所帶來的公平效應。

 

 

　　表4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學費彈性

 

 

　　

 

 

　　注：在進行邏輯回歸分析時，控制的變量包括家庭所在省份經濟發(fā)展水平、家庭居住地、父母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學生性別、學業(yè)成績、年級和類型、就讀的專業(yè)和高校類型，以及學生是否獲得過獎學金、助學金、貸款或參加過勤工儉學等。

 

 

　　*p<0.05,**p<0.01,***p<0.001,****p<0.0001。

 

 

　�。ㄈ┏杀净厥諏W生選擇高校與專業(yè)的影響

 

 

　　在招生并軌的同時普遍實行成本回收政策除會影響中低收入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外，它也使得這些學生在選擇高校或專業(yè)時越來越受家庭付費能力的制約。在“中國大學生調查”中，列出了包括學費和學生資助在內的22項可能影響學生選擇高校的項目，要求學生評估這些項目在他們選擇高校時的重要性（注：對學生回答這22個項目之信度(reliability)的分析表明，這部分問卷的a(AIpha)系數(shù)為0.8453。）。為了從整體上把握影響學生選擇高校的主要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進而考察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學生選擇高校的影響，我們運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并進行平均正交旋轉，分析了學生對這22項可能影響他們選擇高校之項目的評估結果。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學生選擇高校時受五個主要因素的影響，它們是學生財政、高校學術地位與設施、獲得信息策略、專業(yè)及發(fā)展前景，以及家庭與同學的壓力。這五個因素能夠解釋的方差占總方差的57%，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第一個因子，即學生財政因素，可以解釋總方差的25.0%，遠高于其他四個因子所能解釋的總方差百分比。這說明在高等教育實行成本回收的條件下，與學費和學生資助有關的學生財政因素已經成為影響學生選擇高校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12]

 

 

　　為了進一步分析在上述五個主要因子影響下，不同收入家庭的學生在不同特征高校與專業(yè)中選擇的均等程度，我們考察了不同水平家庭學生在不同特征高校與專業(yè)的分布狀況（見表5）（注：一方面，由于所調查高校還不能完全代表中國的整個高等教育系統(tǒng)，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分布資料，因此根據(jù)表5整個樣本中不同收入家庭學生的分布狀況，還很難估計不同收入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程度。不過，根據(jù)樣本總體中居住于農村家庭的比例、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我們看到，就整體而言，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并沒有獲得均等的高等教育機會。）。根據(jù)皮爾遜卡方(PearsonX[2])檢驗的結果（表中未列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家庭收入水平對學生選擇高校和專業(yè)具有顯著的影響。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學生越傾向于選擇農林地質類高校，第二、三層次的高校，以及教育、農林地礦工程和農學等專業(yè)；而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學生則越傾向于選擇綜合和以工程為主的高校，第一層次的高校，以及外國語言、新聞傳播及藝術、管理經濟法律以及醫(yī)學等專業(yè)。

 

 

　　表5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在不同特征高校與專業(yè)中的分布情況(%)

 

 

　　

 

 

　　三、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高等教育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影響

 

 

　　分析成本回收政策對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影響，對評估成本回收作為一種高等教育財政手段的潛在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判斷目前的收費或公共資助政策是否適宜。

 

 

　　在實行成本回收的條件下，由于學費和學生資助等因素在學生選擇高校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學生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選擇傾向性，這對高等教育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程度會產生什么影響呢？

 

 

　　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取決于其就讀高校或專業(yè)的公共成本及其交納的學費水平和獲得的學生資助數(shù)量。由于不同高校或專業(yè)提供高等教育的公共成本以及收取的學費與提供的學生資助水平是不一樣的，因而各別的學生從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當成本回收政策可能影響學生對高�；驅I(yè)的選擇時，也就會因此影響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我們通過下列幾個步驟來評估在目前的收費政策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及其分配格局：

 

 

　　1.估計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成本。由于“中國大學生調查”中所包括的各高等學校，沒有報告過學校內部各專業(yè)的生均公共成本，因此我們主要以學校為單位來分析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成本。教育的公共成本是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包括：(1)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2)各級政府征收的用于教育事業(yè)的稅費；(3)企業(yè)辦學校教育經費；(4)校辦產業(yè)、勤工儉學和社會服務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經費；以及(5)其他屬于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項目。各級教育的生均公共成本應該是相應的生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但權威的統(tǒng)計資料中，也沒有報告過各高校在這方面的數(shù)據(jù)。我們因此以財政預算內外生均經常性教育經費支出作為生均公共成本的替代指標（注：各高校財政預算內外生均教育經費支出數(shù)據(jù)取自參考文獻[13]。）。

 

 

　　2.估計每個學生獲得的學費資助數(shù)量。嚴格地說，高校學生從公共財政中獲得的學費資助應該等于其接受高等教育所消耗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減其交納的學費。由于缺乏生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方面的數(shù)據(jù)，我們用高校預算內外生均經常性教育經費支出減學費作為學生獲得的平均學費資助。

 

 

　　3.估計每個學生獲得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總量。它包括學生入讀某高校后獲得的學費資助加獎學金和助學金。在這一分析中，我們沒有包括學生在貸款和勤工儉學方面獲得的公共資助。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或高校雖然常常對學生貸款提供利息補貼，但學生貸款需要償還，在性質上與上述三種無需償還的資助有所不同，此外，學生貸款在目前中國高等教育財政中，仍只占很少的份額；學生從事勤工儉學活動的渠道則是多樣的（注：在“中國大學生調查”樣本總體中，從事勤工儉學的學生所獲得的勤工儉學崗位，靠自我推薦的占19.5%，向登招聘廣告的單位應聘的占16.5%，靠親戚朋友介紹的占18.1%，靠學校勤工儉學部門介紹的占26.4%，通過職業(yè)介紹所介紹的占4.5%，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占7.4%，此外，通過上述六種渠道中兩種方法獲得勤工儉學崗位的占6.2%，還有些學生是通過其中三種及以上的方法獲得勤工儉學崗位的。），由于我們很難區(qū)分出勤工儉學活動中每個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因此在分析中也不考慮這部分公共資助。這可能會高估學生及其家庭對高等教育財政的承擔，但這種高估是相當輕微的。

 

 

　　4.估計樣本總體及不同特征高校中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學生組別所獲得的公共資助數(shù)量及其分配狀況。我們將根據(jù)上述三個步驟的估計結果，建構樣本總體及不同特征高校子樣本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組別所獲得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數(shù)量及其相對比例，以判斷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程度及成本回收對它的影響。

 

 

　　表6根據(j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在樣本總體中的分布以及他們獲得的人均公共資助數(shù)量，估計了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在不同收入家庭學生之間的分布狀況。從中可見，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包括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獲得的學費資助和獎學金要低于收入水平中等的家庭（包括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上家庭）和高的家庭（包括收入水平高和最高的家庭）學生，而他們獲得的助學金則高于收入水平中等和高的家庭的學生。但是，由于助學金的水平偏低，它并沒能夠有效地提高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水平，因此就總的趨勢而言，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隨著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從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所分享的公共資助比例看，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學生所分享的公共資助比例低于他們占樣本總體的比例，而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和高的學生所分享的公共資助比例則高于他們占樣本總體的比例。這表明，在目前的條件下，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分配并不公平。

 

 

　　表6　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之間的分布

 

 

　　

 

 

　　注(5)=(2)+(3)+(4)

 

 

　　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比較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占樣本總體的比例與他們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比例，來考察在實行成本回收的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程度時，還不能夠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實際狀況。這是因為由于目前數(shù)據(jù)資料的限制，我們還難以進一步估計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資助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各自對它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因此無法比較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對高等教育的貢獻是高于還是低于他們的所得。因為，雖然從目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比例與他們占樣本總體的比例來看，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分配并不公平，但如果高等教育公共資助中收入水平低的家庭的貢獻低于59.4%（即50.7%+8.7%），而收入水平高的家庭的貢獻高于18.5%，則上述公共資助的分配結構仍意味著通過高等教育公共資助這一機制，把富人的收入向窮人轉移了，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是“凈收益者”，而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則是“凈損失者”，這種收入轉移因此改善了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對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的這種積極或消極影響，難以僅僅通過比較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占樣本總體的比例與他們所分享的公共資助的比例而完全地反映出來的。

 

 

　　表7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在不同特征高校獲得的公共資助（平均數(shù)，元）

 

 

　　

 

 

　　表6分析了在所有類型高校中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之間的分布情況。然而，我們有興趣了解在不同特征的高校中，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之間的分布是否存在差別。表7列出了在不同特征高校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獲得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情況。從中可以看到，綜合和師范類高校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高于農林地質和以工程為主類高校學生；學校綜合實力越強，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越多。由此可見，除在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較多的師范類高校中，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較高外，在其他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傾向于選擇的高校中，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一般都較少。就總的趨勢而言，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他們所獲得的公共資助水平一般也較低。

 

 

　　表8　不同特征高校中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狀況(%)

 

 

　　

 

 

　　根據(jù)表7并結合表5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在不同特征高校中的分布情況，我們估計了在不同特征高校中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之間的分配狀況（表8）。從中可見：

 

 

　　(1)從高校類型看，在師范、綜合和以工程為主的高校中，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學生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比例低于他們占學生人數(shù)的比例，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和高的學生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比例則高于他們占學生人數(shù)的比例；而在農林地質類高校中，其趨勢則正好相反。

 

 

　　(2)在第一和第二層次高校中，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學生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比例低于他們占學生人數(shù)的比例，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和高的學生所分享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比例則高于他們占學生人數(shù)的比例；而在第三層次高校中，其趨勢則正好相反。

 

 

　　四、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影響

 

 

　　分析成本回收對分配公平的影響時，僅僅考察成本回收對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公共資源分配公平的影響還不夠，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公平的實現(xiàn)可能是以損害初中等教育為代價的，而高等教育回收的成本也可以轉移到初中等教育發(fā)展上去，這關系教育財政的“結構公平”問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影響可以根據(jù)如下二個步驟估計：首先，考察目前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程度；其次，考察當目前高等教育的公共成本全部或部分由接受高等教育者自己承擔，而節(jié)約下來的這部分公共資源投放到不同的教育部門時，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將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據(jù)此判斷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是改善還是劣化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14]

 

 

　　根據(jù)明格特和譚(Mingat & Tan)提出的方法，可根據(jù)如下兩個方面的因素來估計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①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層次的入學率結構及各教育層次的單位公共成本；②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層次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構成[15-16]。由于缺乏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層次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構成方面的數(shù)據(jù)，我們主要從不同教育層次的入學率結構及其單位公共成本，來估計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它的影響。

 

 

　　從不同層次教育的入學率結構及其單位公共成本兩個方面來度量整個教育系統(tǒng)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時，我們所關心的實際上是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的分配問題。個體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是其在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階段上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的累積。根據(jù)不同教育層次的單位公共成本，我們可以據(jù)以估計某一教育程度的個體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數(shù)量，再結合不同教育層次的入學率結構，我們就可以估計在一個穩(wěn)定的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程度者占同齡人的相對比例，以及他們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的相對比例。根據(jù)這兩方面的資料，我們可以據(jù)以計算這種分配結構的基尼系數(shù)，以評估目前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

 

 

　　在實際分析中，我們利用1995年不同教育層次的入學率結構與生均公共教育成本兩方面的數(shù)據(jù)（表9），估計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然后，進行相應的數(shù)學模擬，計算按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成本的25%、50%、75%和100%實行成本回收，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資源分別投放到小學教育，小學和初中教育，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初中和高中教育，高中教育，以及用于擴展高等教育時，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的變化趨勢，以判斷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對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的可能影響。

 

 

　　為討論表9所示的中國教育系統(tǒng)特征背后所隱含的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狀況，出于方便計算的考慮，我們假設：(1)表9所示的中國教育系統(tǒng)的特征反映了一種穩(wěn)定的情景。(2)小學、初中、高中和普通高校（包括大專和本科）平均的學習年限分別為6，3，3，3。據(jù)此，我們很容易很出如下推論：在每1000名同齡人中平均將有15人不能進入學校讀書，201人具有小學程度，448人具有初中程度，271人具有高中程度，65人具有高等教育程度。與此相應，在每1000名同齡人中將有15人不能分享到任何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201名小學程度者每人分享1628.82元，448名初中程度者每人分享3152.67元，271名高中程度者每人分離6323.76元，65名高等教育程度者每人分享27059.91元。據(jù)此，我們可以估計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不同教育程度者所分享的公共資源份額：占同齡人1.5%的個體由于沒有上學，因而未分享任何財政預算內的公共教育資源；占同齡人20.1%的小學教育程度者分享了6.28%；占同齡人44.8%的初中教育程度者分享了27.10%；而占同齡人27.1%的高中教育程度者則分享了32.88%；占同齡人6.5%的高等教育程度者更分享了33.74%。根據(jù)這一結果，我們可以計算出表征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shù)，它的具體數(shù)值為0.43。由此可見，目前中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存在嚴重的結構不公平現(xiàn)象，它主要是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份額偏低，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者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份額偏高造成的。（注：在市場經濟國家，對基尼系數(shù)的一般判斷標準為：0.2以下高度均等，0.2～0.3之間相對均等；0.3～0.4差距相對合理；0.4以上差距偏大。[19]）

 

 

　　表9　中國教育系統(tǒng)的若干特征（1995年）

 

 

　　

 

 

　　為了考察成本回收對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影響，我們分別模擬了由學生承擔不同比例的高等教育成本，并假設由此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資源按下述六種方式使用的情況下，中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程度的變化情況：

 

 

　　(1)完全投放到小學教育階段；

 

 

　　(2)完全投放到小學和初中教育階段，并在這兩個教育階段平均分配；

 

 

　　(3)完全投放到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并在這三個教育階段平均分配；

 

 

　　(4)完全投放到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并在這兩個教育階段平均分配；

 

 

　　(5)完全投放到高中教育階段；

 

 

　　(6)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資源用于擴展高等教育。

 

 

　　表10列出了模擬的結果（注：表12的計算基于如下一些假設：首先，假設把節(jié)省下來的這些教育經費按不同方式投放時并沒有發(fā)生行政費用與其他經費消耗。其次，不考慮通過成本回收的這些資源投放到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教育后，接受高等教育者先前接受的初中等教育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份額也會相應有所增加的情況，因此表12中的數(shù)據(jù)可能略為高估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政策所產生的公平效果。第三，把節(jié)省下來的高等教育資源用于擴展高等教育時，能夠接受高等教育者占同齡人的比例將增加，而高中教育程度者占同齡人的比例將下降。假設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占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的比例為a，而財政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占生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的比例為b。假設非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入也會相應增加的情況下，則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可能擴展到6.5/(1-ab)，相應的高中教育程度組別占同齡人的比例將下降為［33.6-6.5/(1-ab)］。根據(jù)國家教委財務司和上海智力所編制的《中國教育經費年度發(fā)展報告1996》提供的數(shù)據(jù)，1995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育經費支出中，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占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的比例為0.846（見第90～91頁表1～2）。我們用這一數(shù)據(jù)作為b值的一個估計。），從中可以得出如下幾個重要結論：

 

 

　　(1)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不論按哪種方式使用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資源，都能夠程度不同地改善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狀況。而且，無論按哪種方式使用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資源，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比例越高，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教育層次的配置就越趨于公平（惟一的例外是，把節(jié)省的公共資源完全投放到小學教育時，成本回收比例由75%提高到100%時，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因極度向小學傾斜而導致結構公平程度出現(xiàn)輕微下降）。

 

 

　　(2)實行成本回收之后，在考慮如何使用這部分公共教育資源時，從改進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角度看，應該按如下的優(yōu)先次序進行安排：投放到小學教育→投放到小學和初中教育→投放到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投放到初中和高中教育→投放到高中教育→用于擴展高等教育。

 

 

　　(3)下述幾項舉措可使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在整個教育系統(tǒng)內配置的結構公平達到高度均等狀態(tài)（基尼系數(shù)在0.2以下）：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75%，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小學教育，或小學和初中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10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小學教育，或小學和初中教育，或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

 

 

　　(4)下述幾項舉措可使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在整個教育系統(tǒng)內配置的結構公平達到相對均等狀態(tài)（基尼系數(shù)介于0.2～0.3之間）：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5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小學教育，或小學和初中教育，或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75%，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或初中和高中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10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初中和高中教育。

 

 

　　(5)下述幾項舉措可使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在整個教育系統(tǒng)內配置的結構公平達到差距相對合理狀態(tài)（基尼系數(shù)介于0.3～0.4之間）：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25%，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小學教育，或小學和初中教育，或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或初中和高中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5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初中和高中教育，或高中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75%，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高中教育，或用于擴展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10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高中教育。

 

 

　　(6)下列舉措對改進財政預算內公共教育資源在整個教育系統(tǒng)內配置的結構公平程度效果不大：成本回收占生均高教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25%，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投放到高中教育，或用于擴展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占生均高教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50%，并把節(jié)省下來的公共教育經費用于擴展高等教育。

 

 

　　表10　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并按不同方式使用這部分資源后基尼系數(shù)的變化

 

 

　　

 

 

　　五、小結

 

 

　　當從公平的角度討論成本回收作為一種高等教育財政手段的潛在價值時，根據(jù)前面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結論：

 

 

　　第一，在實行招生并軌改革之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獲得了更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由于招生并軌后普遍實行了成本回收政策，而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對學費的彈性要高于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如果整體高等教育規(guī)模及機會不變，成本回收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招生并軌所帶來的公平效應。

 

 

　　第二、在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條件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在選擇高校與專業(yè)時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傾向性，它不僅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選擇的均等產生了不利影響，而且也使得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在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分配中處于更為不利地位。在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條件下，由于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無法得到足夠的財政支持，他們未能獲得適宜的高等教育經歷，或獲得與高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均等的選擇機會。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學生不但從所選擇的高校中獲得的學費資助水平低于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而且他們獲得的獎學金也低于后者。他們獲得的助學金雖然高于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然而，由于助學金的數(shù)量較小，它并沒能夠有效地提高低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獲得的公共資助水平。因此就所得而言，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分配并不公平。這一結果表明，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如果不能與此同時建立有效的學生資助體系，可能不一定會如有些學者[20]所期望的那樣，能夠達至改善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程度，反而有可能使它的分配變得更不公平（注：當然，在不同特征的高校中，公共資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之間的分配狀況寄在一定的差異，在有些類型的高校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從公共資源中獲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在另外一些類型的高校中，中等和高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獲益則較多。）。

 

 

　　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之后，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經常處于更不利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實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同時，往往不能建立有效的學生資助體系，或者即使建立了相應的學生資助體系，它的結構也常常不盡合理或數(shù)量相對不足，而且往往不能加以有效的管理。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難以得到支援，擺脫由學費增加而造成的經濟壓力。隨著成本回收制度的逐步建立，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和各高校也曾為建立健全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助學機制作出了努力。例如 1994年以來，國務院在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曾8次撥款7.5億元專門用于資助高校中經濟困難的學生[21]，但是，就總的趨勢而言，學生資助并沒有與學費上漲幅度保持同步的增長。高校雖然逐步建立了以獎學金、助學金、學生貸款和勤工儉學為主體的學生資助體系，但許多高校為吸引優(yōu)秀的學生，往往比較重視“獎優(yōu)”，而對“扶貧”重視不夠，因此通常在獎學金方面的投入較多，而在助學金、貸款和勤工儉學等方面的投人則較少。“扶貧”性質的學生資助滿足不了低收入水平家庭學生的需要，促進他們選擇一些學費或成本較低的高校與專業(yè)，這種選擇傾向又使他們在高等教育公共資源的分配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第三，根據(jù)各層次教育的入學率結構及生均公共教育成本對中國整個教育系統(tǒng)中公共資源配置結構公平的分析表明，目前中國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不公平程度頗高，其基尼系數(shù)達0.43。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分享了過高份額的公共教育資源，而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所分享的公共教育資源則不足。數(shù)學模擬分析表明，對高等教育實行成本回收，并把由此獲得的資源分別投放到小學、初中、高中，或用于擴展高等教育時，可以程度不同地改善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公平狀況。

 

作者介紹：鐘宇平(1949-)，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　陸根書(1966-)，男，西安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西安交通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西安　710049

 

中圖分類號：G4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9468(2003)02-0052-13一、高等教育成本回收趨勢的出現(xiàn)及其在中國的發(fā)展在20世紀60～70年代，鑒于高等教育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來發(fā)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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