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響公眾的政治信任——基于對亞洲和拉丁美洲輿情表的多層分析
發(fā)布時間:2022-01-12 03:57
文章通過對亞洲和拉丁美洲輿情表的合并,跨層次地探討公眾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相較于國家層面的經濟績效和社會不平等程度,個體層面的自我經濟評價和不公平感知對公眾政治信任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即國家的宏觀績效表現(xiàn)對政治信任的影響通過公眾的主觀感知和評價得以調整和修正。公眾的不公平感知對政治信任發(fā)揮著雙重作用:不公平感不僅直接降低了公眾的政治信任,而且削弱了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正向提升作用?傮w而言,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已經難以為政治合法性提供持續(xù)動力,但公眾自我經濟狀況的評價仍是政治信任的來源之一;社會公平尤其是公眾的公平感知日益成為政治信任的重要來源,并為政治合法性提供有效的基礎。
【文章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2 頁
【部分圖文】:
公眾政治信任的核心假設與解釋框架
模型3和模型4的結果顯示,反映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宏觀國家層面變量(基尼系數(shù))并不會顯著地影響公眾的政治信任,而公眾的不公平感對其政治信任具有顯著的影響;谶@一考慮,我們在討論社會不公平的調節(jié)效應時,主要探討的是公眾主觀上的不公平感是否會削弱經濟績效對公眾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即在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3)。因此,本文在模型5a和模型5b中分別加入兩個交互項,一個是跨層次的交互項(不公平感*人均GDP對數(shù)),一個是個體層次的交互項(不公平感*自我經濟評價)。模型5a的結果顯示,不公平感與人均GDP(對數(shù))的交互項并不顯著,這表明人均GDP對公眾政治信任的影響并不是由于受到公眾主觀不公平感的調節(jié)作用而變得不顯著,這再次驗證了國家宏觀層面上的經濟績效難以直接作用于公眾政治信任的結論。模型5b的結果顯示,不公平感與自我經濟評價的交互項是顯著的且符號為負。這意味著公眾不公平感會削弱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正效應,故假設3得到經驗數(shù)據(jù)的支持。具體來看,公眾不公平感知對自我經濟評價基線效應(0.428)的貢獻在-0.042~-0.168之間,盡管公眾的不公平感并沒有改變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正向提升效應,但它使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提升效應下降了32.6%。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現(xiàn)這種調節(jié)效應,本文在回歸結果的基礎上制作了自我經濟評價對公眾政治信任影響的邊際效應圖(圖2)。通過圖2可以發(fā)現(xiàn),自我經濟評價的確會顯著提升公眾的政治信任,但隨著公眾主觀不公平感知的提升,自我經濟評價對公眾政治信任的提升作用逐漸變小。五、結 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當代中國政治信任的來源:從經濟績效到社會公平[J]. 趙海堂,雷敘川,蒲曉紅.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019(06)
[2]政治信任的品質對象究竟是什么?——我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內在結構分析[J]. 肖唐鏢,趙宏月. 政治學研究. 2019(02)
[3]經濟績效、政治腐敗與政治信任:臺灣公眾政治信任變遷研究(2001-2014)[J]. 韓冬臨,楊端程,陸屹洲.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04)
[4]公眾政治支持的社會來源及其變化——基于2015年“中國城鄉(xiāng)社會治理調查”(CSGS)的實證研究[J]. 鄭振清,蘇毓淞,張佑宗. 政治學研究. 2018(03)
[5]政府質量與政治信任:績效合法性與制度合法性的假說[J]. 孟天廣,李鋒.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17(06)
[6]社會公平與政治信任——基于“中國鄉(xiāng)鎮(zhèn)民主與治理調查”的實證研究[J]. 曹靜暉,黃嘉文,呂行. 理論探討. 2017(03)
[7]社會公平性產品更能增進政府信任嗎?——基于北京、首爾和東京的實證分析[J]. 葛天任,孟天廣. 社會發(fā)展研究. 2016(02)
[8]東亞公民對政治機構的信任:制度與文化的差異[J]. 王正緒. 開放時代. 2016(02)
[9]何種治理能夠提升政治信任?——以當代中國公眾為樣本的實證分析[J]. 李艷霞. 中國行政管理. 2015(07)
[10]社會公平感、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shù)據(jù)的分位數(shù)回歸分析[J]. 袁浩,顧潔.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 2015(02)
本文編號:3584055
【文章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2 頁
【部分圖文】:
公眾政治信任的核心假設與解釋框架
模型3和模型4的結果顯示,反映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宏觀國家層面變量(基尼系數(shù))并不會顯著地影響公眾的政治信任,而公眾的不公平感對其政治信任具有顯著的影響;谶@一考慮,我們在討論社會不公平的調節(jié)效應時,主要探討的是公眾主觀上的不公平感是否會削弱經濟績效對公眾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即在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3)。因此,本文在模型5a和模型5b中分別加入兩個交互項,一個是跨層次的交互項(不公平感*人均GDP對數(shù)),一個是個體層次的交互項(不公平感*自我經濟評價)。模型5a的結果顯示,不公平感與人均GDP(對數(shù))的交互項并不顯著,這表明人均GDP對公眾政治信任的影響并不是由于受到公眾主觀不公平感的調節(jié)作用而變得不顯著,這再次驗證了國家宏觀層面上的經濟績效難以直接作用于公眾政治信任的結論。模型5b的結果顯示,不公平感與自我經濟評價的交互項是顯著的且符號為負。這意味著公眾不公平感會削弱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正效應,故假設3得到經驗數(shù)據(jù)的支持。具體來看,公眾不公平感知對自我經濟評價基線效應(0.428)的貢獻在-0.042~-0.168之間,盡管公眾的不公平感并沒有改變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正向提升效應,但它使自我經濟評價對政治信任的提升效應下降了32.6%。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現(xiàn)這種調節(jié)效應,本文在回歸結果的基礎上制作了自我經濟評價對公眾政治信任影響的邊際效應圖(圖2)。通過圖2可以發(fā)現(xiàn),自我經濟評價的確會顯著提升公眾的政治信任,但隨著公眾主觀不公平感知的提升,自我經濟評價對公眾政治信任的提升作用逐漸變小。五、結 論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當代中國政治信任的來源:從經濟績效到社會公平[J]. 趙海堂,雷敘川,蒲曉紅.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019(06)
[2]政治信任的品質對象究竟是什么?——我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內在結構分析[J]. 肖唐鏢,趙宏月. 政治學研究. 2019(02)
[3]經濟績效、政治腐敗與政治信任:臺灣公眾政治信任變遷研究(2001-2014)[J]. 韓冬臨,楊端程,陸屹洲.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04)
[4]公眾政治支持的社會來源及其變化——基于2015年“中國城鄉(xiāng)社會治理調查”(CSGS)的實證研究[J]. 鄭振清,蘇毓淞,張佑宗. 政治學研究. 2018(03)
[5]政府質量與政治信任:績效合法性與制度合法性的假說[J]. 孟天廣,李鋒.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17(06)
[6]社會公平與政治信任——基于“中國鄉(xiāng)鎮(zhèn)民主與治理調查”的實證研究[J]. 曹靜暉,黃嘉文,呂行. 理論探討. 2017(03)
[7]社會公平性產品更能增進政府信任嗎?——基于北京、首爾和東京的實證分析[J]. 葛天任,孟天廣. 社會發(fā)展研究. 2016(02)
[8]東亞公民對政治機構的信任:制度與文化的差異[J]. 王正緒. 開放時代. 2016(02)
[9]何種治理能夠提升政治信任?——以當代中國公眾為樣本的實證分析[J]. 李艷霞. 中國行政管理. 2015(07)
[10]社會公平感、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shù)據(jù)的分位數(shù)回歸分析[J]. 袁浩,顧潔.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 2015(02)
本文編號:3584055
本文鏈接:http://sikaile.net/guanlilunwen/zhengwuguanli/3584055.html
最近更新
教材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