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學合理性問題是當今科學哲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問題一般包含兩層含義：一、具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如何獲得和運用科學知識；二、所獲得的科學知識是否是可靠的，即一種陳述是否合理地表達了它所體現(xiàn)的知識的可靠性。概括起來就是科學知識的“發(fā)現(xiàn)”及對科學知識的“辯護”。在邏輯實證主義者那里，“發(fā)現(xiàn)”與“辯護”是分離的。他們通常的做法是對已有的科學知識進行分析和考察，用對科學知識的辯護來重建科學知識發(fā)現(xiàn)的過程。這種“輝格式”的“事后辯護”的策略受到了眾多批判，但是真正引發(fā)科學合理性危機的是哲學家托馬斯·庫恩，他在那本劃時代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以范式為中心展開其觀點，將歷史和概念的相對性引入了對科學的理解，從而打破了“發(fā)現(xiàn)”與“辯護”的分離狀態(tài)。在庫恩的基礎上，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將社會、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維度作為決定因素帶入對科學的理解中來，從而在科學合理性問題上邁出了更為激進的步伐。 科學知識社會學興起的前期，即七、八十年代，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影響最大。強綱領對科學合理性問題的解決主要采用了相對主義的策略。他們像社會人類學家分析社會學案例一樣，對科學史上諸案例進行考察，并試圖找出那些所謂的“正確”或“錯誤”的知識背后的真正原因。他們發(fā)現(xiàn)，這些原因不可或缺地包含了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從而得出“不同的文化情境會導致不同的科學合理性”這樣一個強文化相對主義結論。作者認為，“強綱領”所持的相對主義立場雖然向解決科學合理性問題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他們仍然是從理論的角度持守其經(jīng)驗主義立場——“強綱領”的目標就是試圖將自己的理論建立成一種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知識——因此他們既不能尋求某種超驗的立場來客觀地考量自己的實踐規(guī)范，也不能完全囿于經(jīng)驗內部的規(guī)范而喪失批判態(tài)度，從而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視角為自身辯護。它解決了科學知識的“發(fā)現(xiàn)”問題，即不同的情境導致不同的科學合理性，卻無法為不同的合理性進行有效的“辯護”，因而仍然沒能解決科學合理性問題。 八十年代之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巴黎學派異軍突起。其“實驗室研究”綱領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的實踐及其反思性。實踐，典型地是實驗，不僅僅是理論的附屬物，相反，獨立于理論的實驗實踐在科學發(fā)展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的實驗室場所建構了科學的經(jīng)驗特征，而這樣的建構是通過實驗人員的地方性、實踐性的能知來實現(xiàn)的。從而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強綱領”的不同的合理性的觀點。不同的是，這種具有不同合理性的地方性知識可以被拓展到實驗室之外。這種拓展不是通過對普遍規(guī)律的概括，而是通過把處于地方性情境的實踐適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來實現(xiàn)的。即通過“標準化”，而非“普遍化”過程來實現(xiàn)的。由于實驗室中的實踐活動并不僅僅包括針對物的實驗，還包括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磋商，科學知識正是在此過程中得到“辯護”，獲得其意義和認識 論地位的。但是，由于科學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標準隨著情境和支配它們的實踐旨 趣的不同而改變，因此，這種“辯護”并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種“持 續(xù)的重構”，即我們必須在不斷的實踐反思中理解科學知識。通過實踐，“實驗室 研究”可以同時解決科學知識的“發(fā)現(xiàn)”和“辯護”問題。
【學位授予單位】：浙江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4
【分類號】：G30

【引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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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俊麗;庫恩“范式”與SSK科學觀[D];廣西師范大學;2007年

本文編號：280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