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刑法為對"幕后指揮者"的刑事責任進行規(guī)制,進行了"正犯主犯化"的理論建構,表象上與我國首要分子的評價體系價值趨同,但實質上存在著路徑差異。我國首要分子以作用為中心的實質評價體系以及其團體責任本質,導致我國首要分子評價體系存在著功能性缺失。對首要分子的刑事責任規(guī)制需要從犯罪參與體系的視角進行定罪和量刑的雙層次評價,提高首要分子刑事責任認定的精準化,防止首要分子刑事責任的擴大化。 

【文章來源】：政法學刊. 2020,37(03)

【文章頁數(shù)】：7 頁

【文章目錄】：
一、德國犯罪參與體系中“正犯主犯化”的理論演進
    （一）“正犯主犯化”的犯罪參與體系構建基礎
    （二）德國犯罪參與體系的“正犯主犯化”理論構建
二、我國首要分子評價體系的進路差異
    （一）首要分子評價體系的邏輯前提
    （二）首要分子的團體責任本質
三、我國首要分子評價體系的功能缺失
    （一）德國犯罪參與體系的定罪量刑功能
    （二）我國首要分子評價體系的功能缺陷
四、我國首要分子刑事責任的雙層評價向度
    （一）首要分子的定罪評價向度
    （二）首要分子的量刑評價向度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我國犯罪參與體系與雙層次共犯評價理論[J]. 張偉.  刑法論叢. 2013(04)
[2]區(qū)分制犯罪參與體系與“規(guī)范的形式客觀說”正犯標準[J]. 張開駿.  法學家. 2013(04)
[3]從參與犯處罰根據(jù)反思我國參與犯處罰條件設定[J]. 王志遠.  法治研究. 2012(05)
[4]雙層區(qū)分制下正犯與共犯的區(qū)分[J]. 錢葉六.  法學研究. 2012(01)



本文編號：324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