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唆犯的脫離是指共同犯罪中,教唆者自動消解犯罪意圖,退出共犯關系,并且付出了真摯的努力,切斷與犯罪結果之間心理上的因果關系,但犯罪既遂結果仍舊發(fā)生的情形。教唆犯本就屬于實踐中的疑難問題,研究教唆犯的脫離應當在共犯脫離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教唆犯自身獨有的特點。目前對教唆犯的脫離研究最為透徹的是日本。通過對國內外教唆犯相關理論的比較研究,得知教唆犯脫離的構成要件大都從主觀性、客觀性等方面著手,并綜合考察正犯是否著手實施實行行為、心理性因果的消解、是否付出真摯的努力等。不同種類的教唆犯成立脫離的條件有所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判斷具體類型的教唆犯是否構成脫離,應當在結合具體案情的基礎上具體分析。有些特殊類型的教唆犯原則上不能成立脫離,但是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形下,仍然存在脫離共犯關系的空間。研究教唆犯的脫離的最終目的是通過解釋論救濟發(fā)生犯罪既遂結果的教唆者的罰則問題,教唆者脫離的法律效果一般包括以未遂犯論、以中止犯論、區(qū)分處罰、酌情處罰四種,具體被處以何種刑罰需要分階段、分情況、分情節(jié)進行全面綜合的考量。判斷教唆者是否成立脫離的關鍵因素是心理性因果關系的消解,但屬于意識范疇的抽象性因果關系難以被外界感知,其產(chǎn)生和消亡難以甄別,應當遵循因果關系切斷說,在綜合考量案件事實、真摯努力的程度等因素的基礎上,判斷心理性因果關系的存續(xù)。共犯脫離理論屬于舶來品,我國刑法中并沒有共犯脫離的相關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一般適用中止犯的相關規(guī)定。對于放棄犯罪并竭盡全力阻止犯罪結果發(fā)生的教唆者來說,適用“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處罰規(guī)則過于嚴苛,容易導致罪責刑的失衡。為合理確定退出者的罰則,毫無疑問,我國應當引進共犯脫離理論,而教唆犯的脫離作為共犯脫離理論下的子概念,其引進和適用必須結合我國刑法的特點以及目前的司法現(xiàn)狀。以立法模式確定脫離者的罰則看似有利于合理解決退出者的歸責問題,事實上卻缺乏現(xiàn)實的可操作性,容易造成刑法適用的混亂。在共犯脫離理論研究相對成熟的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并未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規(guī)定脫離者的罰則,一般訴諸于理論學說或者司法判例來解決司法實踐中脫離者的歸責問題。此種模式對如何構建我國教唆犯脫離理論的處罰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值得借鑒。
【學位授予單位】：鄭州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D924.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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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01594